东山学校的变迁与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
李丽
摘要：湖南湘乡东山学校是新中国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母校，在100多年的校史中，校名、校址等多次变迁，直至1958年毛泽东为该校题词，该校才最终确定下来。从东山学校校名和教学等的变化，我们不难发现中国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及其在发展中不断地成长和完善。同时，无论是教育制度的发展还是各院校的种种变迁都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大背景下的产物，他们的变化折射出当时中国时局的变动。
关键词：东山学校；变迁；教育制度；发展
1958年9月10日，湖南湘乡东山学校收到了校友——新中国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两张题词“东山学校”。从此，她步入了新的旅程。在曾经的100多年风雨中，她的校名、校址、教学等历经多次变迁，最终在新时代定格。探寻每次校名和教学等变迁的背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当然，无论是教育制度的发展还是各院校的种种变迁都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大背景下的产物，他们的变化折射出当时中国时局的变动。
一、东山精舍在清末变革中创建，并成为新式教育的先锋
东山学校最早名“东山精舍”。它的兴建和命名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兴衰有着密切关联。19世纪末期的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凌辱压迫，苦难深重。在深刻的民族危机和清王朝统治危机下，清朝一批有志之士逐渐意识到中国要不再落后挨打，必须要进行变革，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清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变革，其中教育方式和教育制度在变革中占有重要地位。教育变革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实现：一是对旧书院进行整顿、改良，增设实学课程。如数学和外语。二是建立新型书院。如最早创办的上海格致书院，聘请西方学者教授自然科学技术，有矿务、电务、工程等课程。三是将旧书院改革成新式学堂。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推行的“戊戌变法”中，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下令“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新式学堂。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郡城之书院为中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地方自行捐资办理的社学、义学等也要一律中西学兼习”。 [1]（P.331）书院是宋代兴起的一种教育机构，大多数为民办。发展至清朝，全国各州、县都建有书院，少则一二所，多则十余所，基本都染上了封建官学的弊病，沦为科举制度和八股文的附庸。此次教育变革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希望“兴国而强兵，足民而丰财”，挽救末路清朝的统治。教育制度的原则是“凡天文、地舆、农务、兵事，与夫一切有用之学，统归格致之中，分门探索，务臻其奥”。东山精舍正是在这种以西方强国教育制度为参照，在强烈呼吁建立能够培养新式人才的新式学校的背景下兴建的。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湖南湘乡下里的士绅许时遂等十余人，发起在东山兴建一所书院的集资筹款活动。1895年，书院尚未动土，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愤辱和战败中，人们对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等进行了反思，许时遂等士绅“考西国之兴，凡课士、训农、通商、考工与陆军水师无不入学堂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而躬亲其事”，于是他们上书湖南巡抚、维新派的积极支持者陈宝箴“拟以建东山精舍，仿湖北自强学堂成法”， [2]（P.174）陈宝箴对他们的禀文和《东山精舍章程》非常赞赏，批复：“仰湘乡县移令该学，转饬东山精舍绅董，迅速举办，以收兴学育才之效。” [2]（P.23）
湖北自强学堂建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学堂的目的是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最初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课，后来算学、格致、商务因多种原因停开，仅留方言一门。开课语种为英、法、德、俄、日语。东山精舍仿湖北自强学堂筹建，1896年秋在东台山上凤凰寺开学，“分科造士，为算学、格致、方言、商务四斋，教之以实事，程之以实功。” [2]（P.22）精舍注意培养学生关心时事，开阔学生的眼界。“精舍每月算款，购《万国公报》两册，每季购《格致汇编》两册，又各种新闻纸，如《申报》、《汉报》之类，分给诸生披览”。 [2]（P.33）
不仅是办学宗旨和课程设置等深受清末变革的影响，东山精舍的解体也与清末变革的失败息息相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推行的新政被慈禧一一废除。慈禧下谕：“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另行更改。”其实这并不是名称问题，而是反映了要不要对旧的政治、教育制度和书院进行根本改造的方针问题。随着清政的复古，东山精舍自行宣告解体。尽管新式教育失败，但东山精舍是湖南创办新式学堂的先锋，是新的教育制度最初尝试的硕果。
值得注意的是，洋务派、维新派在提倡创办新式学校、改革旧的教育制度之时，并未能摆脱旧制度和旧学的束缚。在开设西方自然科学及政治法律知识课程的基础上，仍然保留了“四书”、“五经”的讲授。从本质上而言，无论是自强学堂还是东山精舍，这时期的书院实际上还是为封建制度服务。如东山精舍主张“诸生于四书、五经宜仍专一经以为根柢……”，又如有些书院录取条件中明文规定“以华文为根底，以圣道为准绳。”并且规定：五年毕业后，如借端“改习卑下之业，甚或不自爱惜，受洋行雇充翻译”，必须缴还所有学习费用。种种条文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和等级限制。
清末教育变革以及政治变革最终为封建制度服务的本质注定了它效仿近代西方学制和政治体制却无法真正推进中国教育、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也注定了无法挽救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在封建时代“圣恩”的夹缝中生存，注定了东山精舍这朵原本要盛开的花很快地在强风暴雨中凋谢。
二、东山书院到东山高等小学堂，末路清王朝教育体制的又一次变革
在上文我们提到，湘乡士绅许时遂等人原本准备在东山兴建一所书院，然而因为时局的变化，东山精舍先行开课。但书院的兴建计划并没有停止。就在精舍开课后不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2月2日，东山书院举行了建设奠基礼，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1月15日，坐落在东台山脚下莲花屋场的东山书院正式开学，首任山长为谢锺楠。书院正厅三进，东西各五斋，合计六十余间。“主讲有堂，游憩有所，斋房庖福，网不备具。枕山而面野，环以大溪，缭以长垣，规制辽夐”。[2]（P.181）整个建筑规模宏伟，屋宇轩昂，环境幽雅。书院门额为汉白玉石，上面“东山书院”四字是当朝书法家黄自元所书“东山书院”的门额和房屋流传至今，书院不复存在后，人们仍习惯以“东山书院”称呼在该处办学的学校。
书院从倡议兴建到正式开学，历时十年之久，其筹捐之艰难不言而喻。而中国时局的变幻莫测，致使书院也是命运多舛，从“应科举，登仕途”的筹建初衷到讲授新学的东山精舍先行开学随后又解体，恰好在“清廷复古”时建成的东山书院虽然基本沿袭了东山精舍的管理制度和办法，但教学内容复古为注重经史，同时习时艺试帖，兼治“大清律”。
动荡的时局不久再一次改变了东山书院的命运。尽管慈禧太后痛恨仇视新政，但清政府内外交困，慈禧废除新政没多久又不得不议决恢复新政，教育方面她要求内外大臣及各省督抚提出新的改革方案。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上奏指出：“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姓名，希图膏火，不守规矩，动滋事端，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荡涤习气。”清廷采纳了这一主张，于1901年 8月下令将各地书院一律改为大、中、小学堂，另推行了兴办农、工、商实业学堂等措施。教育领域由此完全恢复了“戊戌变法”的各项举措。与此同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设计新教育体制构建方案。1902年8月，张百熙上奏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大学堂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及《各学堂系统图》被予以批准颁布，总称《钦定学堂章程》。因该年为阴历壬寅年，因此史称“壬寅学制”。《钦定学堂章程》的制定和颁布意味着中国实行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始。但由于《钦定学堂章程》并不完备，除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外，其它几个章程都未能实施。1904年1月，清廷又颁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三人共同制订的《奏定学堂章程》。该章程较前一个章程除内容上有所修改外，还增加了师范学堂、实业学堂、洋学馆、进士馆等新章程，以及各类学堂的管理通则、任用教员、学堂奖励等章程。各种章程、通则各为1册，共20册。《奏定学堂章程》颁布这年为阴历癸卯年，因此史称“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正规化和体系化。
在近代教育制度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科举制度的废除。实施新政初期，清廷在科举方面进行了改革，如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但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权臣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上奏朝廷“科举阻碍学堂，妨碍人才”，[2]（P.37）请立废科举。清廷颁旨“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即停止。”至此，延续千年的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和书院制度才宣告结束，之后虽仍有以书院命名的，但究其实质已属于新式教育范畴。
这一次中国政治和教育体制的变迁，不仅促使东山学校的名称再次变化，还使东山学校更为坚定地走上了新式教育的道路。圣谕和新的教育章程传到湘乡，在知县赵宜琛和士绅王刚、杨炳谦等的支持下，时任东山书院山长的龚翼鹏将书院改为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学制三年（1921年后改为两年），以天干命名班级（从第八班开始改为数字命名班级）。
作为近代教育体制下的一份子，东山高等小学堂摆脱了旧式教育的诸多陋习，旧式书院大多悬挂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的牌匾被改成了“公诚勤俭”，这也是东山高等小学堂的校训。学堂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等方面完全按照近代小学的原则和要求。当时课程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英语、体育、图画、音乐等。教学方法强调主导和主体、教与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旧式教育制度培养的书生往往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而学堂则把“游艺”（1910年正式定名为体育）作为必修科目，有专门的游艺教习指导，学生每日必须晨练。据《湘乡教育志》记载，学堂每年召开一次体育运动会。
新的教育体制虽然在各地逐步确立，但过程十分艰难，时常遭到一些遗老士绅的反对。东山高等小学堂同样面临着严重的阻碍。这一点从少年毛泽东求学东山的故事可见一斑。1910年秋天，17岁的毛泽东听表兄文运昌介绍，湘乡有一所既教经书，又教自然科学，特别是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的“洋学堂”，且教学方法激进，对私塾教育早已心生厌倦的他于是挑着行囊，步行 50多里从湘潭韶山来到了湘乡东山。然而在学堂门口毛泽东被阻止进入，他一身短衫打扮受到了守门人和部分学生的嘲笑。幸亏，堂长李元甫思想进步、爱才惜才。尽管入学考试时间已过，李元甫还是破例给了毛泽东一次考试的机会，在看了毛泽东题为《言志》的作文后，他认为毛泽东是“一名救国材”，向学堂董事会提出录取毛泽东。然而这个提议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以一名姓张的董事为首的几位先生拒绝一个没有“背景”的外乡人和本县绅士们的子弟同堂读书，虽然最终因李元甫不录取毛泽东就辞职的强硬态度，几位先生勉强同意了毛泽东入学，但不同意毛泽东享受学堂发放的津贴。毛泽东进入学堂，被编入戊班（第五班），他“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3]（P.113）因为学堂里地域观念强烈，湘乡上、中、下三里的学生经常殴斗，外乡人毛泽东是他们一致排挤的对象，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被大户子弟视为“土包子”，他“康梁体”的新式文章常常被张董事给予不及格的分数，偏科也成为张董事要开除他的借口。封建势力和思想在新式学堂里仍然顽固存在，但毕竟日渐式微，毛泽东在学堂里得到了李元甫、谭咏春、贺南纲等进步老师的支持，也结交到了萧三、谭世瑛、毛钦明等益友。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接触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启蒙教育，学堂聘请的“洋先生”所讲述的日本明治维新等知识也使得毛泽东眼界大开。1911年春，毛泽东在李元甫的推荐下，赴长沙求学，结束了东山学校的求学生涯。毛泽东后来说：“我是湘潭人，但受的是湘乡教育”，“我在这个学堂有了不少进步”。
致力于新式教育的高等小学堂给急剧变革中的社会输入了巨大的力量，人才荟萃。除毛泽东外，新民学会创始人之一的萧子升曾就读于甲班，红色诗人萧三就读于乙班，革命烈士毛钦明就读于丁班……
这个时期，国家民族的命运处在一个“破旧立新”的阶段，也是东山学校承前启后、播种耕耘的一个关键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初步发展为日后东山学校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三、在战火纷飞，政局更迭中，教育制度无法稳定普及，东山学堂多次易名、迁徙
在教育制度应和着时代的需求，并在人们的呼唤下跨入近代化进程时，中国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仍做着垂死挣扎，毋庸置疑，它的灭亡已经为时不远了。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两月，清帝被迫退位，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结束。伴随着政治的变动，新的教育制度又一次被提上日程。1912年7月10日，中华民国的临时教育会议决定改革旧学制，并拟定了一个《学制系统案》。9月3日，教育部正式颁布《学校系统令》。1913年8月，又陆续公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小学教则及课程表》等法令，形成了一个新的学制系统——“壬子·癸丑学制”。相较清末“壬寅·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有明显进步，光从课程改革与教学方法看，增加了自然科学课程和劳动生活技能的训练，反对体罚。但总的看来，这次学制的改革只是辛亥革命政治推动的一个副产品，实现真正教育改革的环境和力量并不具备，所以这一学制在基本结构上与清末学制大体相同，改革也只是零星的、局部的。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教育体制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尤其是清末学制的制定，宣告了中国教育制度的近代化，然而历次教育制度不是效仿西方，就是几乎完全复制日本，每一次教育制度的变革都是执政者迫于无奈的选择，是执政者对强国仰慕的产物，所以这些学制既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很多决策也并没有实施，还有些教育改革的成果最后付诸东流。
政治体制的不合时宜，注定了其体制下思想、文化、教育的不稳定。袁世凯轻而易举地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复辟了帝制。中国的新旧政治体制、思想文化、教育体制仍处于博弈的过程。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东山高等小学堂名称多次更换，其实质却并无变化。民国元年（1912年）改为学校，民国三年（1914年）称“湘乡第二联合城镇乡立高等小学校”。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11月，因大量伤兵来县，东山学校被迫迁往县党部上课。1938年元旦，县党部大礼堂被伤兵捣毁，学校又被迫迁至泉塘修竹湾，直至1940年才迁回原址。从东山高等小学堂至此，共办45个班，毕业学生2 000余人。
1940年7月，定名为湖南省私立东山初级中学。9月，初中第一班举行开学仪式。之后分春秋两季招生，每期一班，至1949年上期，共招18个班，毕业13个班，共664人。其间，1944年6月日寇犯湘，学校停办一期。1945年迁往白田新庙办学一年。1946年上期迁回东山书院旧址复课。
虽历经战火，校名更替，校址迁徙，文化传播之火却不息，东山学校是如此，当时中国的学校大多也有如此经历。各院校有这样顽强的生命力，我们不得不提到新文化运动和1922年的“壬戌学制”。袁世凯垮台后，封建教育的复辟被扭转，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从思想文化领域继续辛亥革命未竟事业的新文化运动迅猛地开展起来。它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也开创了教育领域全新的局面。人们对文化知识的渴求达到前所未有的阶段。
1922年，“壬戌学制”便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新学制弹性大，学习时间、课程设置等都随各地实际情形而定。学制制定者之一的陶行知在《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一文中明确主张：“我们的旧学制，多半应当改革；但因国中特别情形，或亦有宜斟酌保存之处。……所以，当我们欢迎新学制出现的时候，也得回过头来看看掉了东西没有。”还说“本国以前的经验，如有适用的，就保存他；如不适用，就除掉他。去和取，只问适和不适，不问新与旧。” [4]新学制颁布之后，由于比较契合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新学制的措施除部分修改外，基本上沿用到解放前，其中小学、中学之“六三三”制则一直沿用至今。
新学制有一项伟大的成果是它当时所提倡的七个宗旨：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等深入国民心中。它为中国现代教育价值的确立和教育制度的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最终促使中国实现了从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当然，正如任何一个政治制度不是短时间可以实现一样，“壬戊学制”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不可否认，新文化运动播种的文化精神和新学制弹性大、教育普及广等优点使中国众多院校在纷乱的战争中最终得以保存下来。
四、东山学校逐步壮大发展与新中国教育制度的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东山学校进入了稳步发展壮大的历史时期。1950年，私立东山初级中学与湘乡市第一女子职业学校合并为湘乡市第一初级中学，校址设在女子职业学校，东山书院作为简易师范学校校址。1951年，中南教育部决定：（1）东山书院略加修葺与重建，保持其光辉和朴实的面貌，由文物管理部门保护；（2）先恢复东山学校为小学，仍暂为普通学校性质，再俟将来逐步扩充增设中学。1952年，东山学校正式在书院旧址上恢复，定名为“湖南省立东山小学”。1956年，增办初中。1958年9月10日，东山学校进入校史上划时代意义的一天。她收到了新中国最高领袖毛泽东从北京寄来的题词“东山学校”，由此校名尘埃落定。随同寄来的还有一份信。
“东山学校各同志：
你们的大字报早已收到，甚谢。现遵嘱写了校名二纸，请选用，未知适当否？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 [5]（P.414）
信写在印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字样的信封上。在信封上，毛泽东还十分郑重地写下了“湘乡县东山学校毛泽东”。信中所说的“大字报”，指的是 1957 年东山小学及附设初中班十多个老师联名给毛泽东写的一封请求信，大意是：韶山是您老人家的家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是您老人家的母校，您都题写了校名；东山，也是您老人家的母校，请在百忙中挤点时间为东山题写校名。毛泽东欣然应允，并诙谐地把这封请求信称作“大字报”了。
1969年，东山学校增办高中。1976年至1977年，学校还曾经设立五七大学部，培养各类工农学员400余人。但受全国政治气候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东山学校和其他学校一样偏离了发展的轨道。教学秩序受到严重破坏，课程内容也做了大幅度调整。
从整体上来说，东山学校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是在迅速发展。自1952年恢复校址至21世纪初期，小学办了82个班，初中办了73个班，高中办了205个班。
我们再来看看新中国的教育制度。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新中国教育工作的目的，即“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两为”作为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确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的基本职能和作用。1952年，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与此相应，我国教育也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过渡，教育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1954年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提出：“我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发展”；《1954年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又指出：“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应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为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而奋斗。” [6]学生向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这一政策从此成为中国政府和教育界共同努力的方向，1958年、1961年教育工作法都再次强调了这一点，1978年又正式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改革开放使我国教育再迈上一个新台阶。一方面是继续深入强调了学生要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开始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体现了我国教育要与世界接轨的发展方向，体现了教育与时俱进的风貌。
经过新中国60年的艰难探索，中国形成了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并日渐完善。各院校得到了国家的扶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帮助，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加自觉地深化教育改革，广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也极大地提高。
东山学校沐浴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阳光雨露，在全新的教育制度指导下，教学秩序逐渐走上新的历程，教学方式呈现多样化。在教学中，他们创造性地推出了“集体备课制度”、“教学教研同步制度”、“年轻教师拜师制度”等。在新的时代，东山学校不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稳固和进步，在社会教育、实践教育、学校配备等方面都开创了新的局面。与《演讲和口才》杂志社举办“诚信与发展”的演讲竞赛，参加科技创作比赛，建设拥有万册藏书能力的图书馆，建设现代化计算机中心……2004年，建立“子任学苑”，以少年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给自己取的字命名，激励后代学子“以天下为己任”。
东山学校的发展与党和政府的关怀，各界人士的支持密切相关。国家教委、人大政协、省政府等都多次致信东山学校并为之题词。社会政治、教育制度的稳定为东山学校提供了良好发展的土壤。
从东山精舍到东山学校，每一次变迁中后者都汲取前者的精华而去其糟粕。曾经的东山精舍维新、革命、务实；现今的东山学校集改革、开拓、创新为一体。历经百年洗礼，东山学校已成为一所完全中学，被授予“湖南省现代教育技术试验学校”、“湖南省创造教育试验基地”、“湖南省重点中学”等荣誉称号。2006年5月25日，东山书院被国务院批准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五、结论
学校是教育制度实施的场所，每一所学校在教育事业，在国家发展建设中都承担着重要作用。每一所学校的发展都汇入到教育制度发展的洪流中，为教育制度改革提供具体实例。东山学校是中国教育制度下众多院校的一个典型。从东山学校的变迁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出政治体制、教育体制、教育发展三者唇齿相依。只有政治体制稳定，教育体制才能稳定，教育的发展和壮大才有实现的可能。同样，只有教育发展了，一个国家才有兴旺发达的基础，当今执政党正是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大力提倡“科教兴国”。
古代学制、近代学制为政治服务，其体制下的学校往往教学方式单一，常受掣肘，培养出来的学生经常只有仕途一条展示才能的途径。现代学制、社会主义学制实现了多元化，学生毕业后的走向十分广阔。当然，教育改革仍然在进行，改变“应试教育”的缺陷，在实践中革新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了解我国教育体制的变迁，了解政治体制、教育体制、教育发展三者的关系，有利于指导教育改革的方向和实施。在崭新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下，中国教育发展的平台稳定，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教育改革将推进中国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壮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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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翟博.新中国教育方针的形成与演变[N].中国教育 报，2009-09-22.
[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