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史研究的传承与创新
梁茂信 王向阳
采访时间：2021年1月
采访地点：东北师范大学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历史教学》编辑部编辑王向阳
问：梁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历史教学》编辑部的采访。您在本、硕、博求学阶段跨了两个学科三个研究领域，令人钦佩！请您谈谈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历史研究这条道路？跨学科的求学经历对您的研究有什么影响呢？
答：我原本不是学习历史的，而是学习外国语言文学的。1979年我考入西安外国语大学（当时叫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后做了3年多的翻译工作，后来出国留学，改学美国历史，并获得硕士学位。
我的命运可能与历史学有缘。在我高考成绩中，历史科成绩最高，达到76分。这个成绩在那个时候已经相当高了。在大学期间，学的专业是英语语言文学，但是，那个时候感觉到语言只是一种工具，作为一个专业方向，我感觉自己未来难有成就。
学习历史专业的起点是在大二春季学期。因为文学知识欠缺，我经常到图书馆借书，借阅最多的是当时倍受大学生欢迎的《十月》和《收获》等文学杂志。这两个杂志主要刊登中篇小说，其中以农村改革开放为题材的作品较多。除了这些杂志外，我偶然看到了1980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里面收录了当时国内美国史学界所有影响力的学者的文章。我信手翻来，看到了杨生茂、丁则民、黄绍湘、罗荣渠等大家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张友伦先生与人合写的文章，论文是《试论19世纪美国工业后来居上的几点原因》。文章的第一句话就让我感到震撼。那句话的意思是，在短短的两百多年里，美国由原来的13个殖民地很快发展为世界超级大国。这句话让我产生疑惑：美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为何发展如此迅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与中国有什么差别？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把学校图书馆能借到的美国史书籍都看了一遍，其中也包括刘祚昌先生出版不久的《美国内战史》。凡是我阅读过的美国史书籍，都做了详细的笔记。
进入大三之后，我给自己做了一项细致的计划，力争在保证专业课成绩不掉队的情况下，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历史。于是，我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一位同学那里借来了课堂笔记，然后对照教材，开始学习美国史和世界近现代史。1983年我曾报考南开大学杨生茂老先生的研究生，结果名落孙山。虽然杨先生来信鼓励我来年再考，但毕业时，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想了许久，最后还是暂时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想法，想先工作几年，补贴家用。后来，我做了3年翻译，家庭情况好转时，我对做翻译职业的前途，也越来越感到茫然。那是一个为人作嫁衣的职业，甚至有些时候，在帮助别人翻译的资料发表后，译者的署名却不是我，感觉很受刺激，心想自己写的文章再烂，也总得挂个名吧！想到这里，就很羡慕大学老师。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大学老师给我的印象是，没有科研，教学压力不大，课前课后老师们打羽毛球、打篮球，生活很是惬意，且丰富多彩，同时还有时间照顾家人。
尽管那个时候我还没成家，也没有孩子，但觉得当翻译，整天出差在外，无暇顾及家庭，更担心自己将来有了孩子会顾不上。而且，因为自己中小学的基础教育不好，担心孩子将来会因为我照顾不周而重蹈覆辙，我不能让孩子的未来输在教育的起跑线上。这对我后来改行具有很大的影响。
1986年恰好有了留学的机会，我利用这个机会选择了学习美国历史专业。经过两年的奋斗，拿下9门课程，其中有6门课的成绩是A，两门课程是A-，一门课程的成绩是B+。1988年，因父母双双病危被家人召回，放弃了在美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是年6月底我回国后，父亲已经病故，母亲则日渐康复。在我当时求职的过程中，联系到河北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1989年，我儿子出生，也需要我照顾，我便放弃了再次到美国读书的想法。
在河北师范学院工作的几年间，历史系领导让我讲授世界近代史，当时担任系主任的苑书义先生经常鼓励我积极从事科研工作。苑先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太平天国史的大家。他经常笑呵呵地问我：“最近咋样，是否将你的硕士学位论文修改修改，写篇文章？”当时我感到很孤独，需要思考的问题很多，周围没有人与我讨论交流，有问题无处求教，非常希望能有人来指点我。1988年暑假期间，我去天津塘沽港取回我从美国邮寄回来的资料，之后到南开大学参加了一个“美国总统研讨会”。其间，我见到了著名的美国史前辈杨生茂先生和张友伦先生等人，以及刚刚从美国归来的、曾经教过我们年级其他班的苏格老师，还遇到了青年才俊任东来、李剑鸣和黄仁伟等人。此次会议上我没有发言，但是坚定了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决心。
问：博士阶段您师从我国著名美国史专家丁则民先生，能谈谈他对您的影响吗？
答：在我学习美国史的道路上，对我影响较大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我在美国读书期间的硕士生导师杰克·伯明翰（Jack Birmingham），另一位便是博士生导师丁则民教授。
杰克·伯明翰博士当时是一位副教授，年龄不到40岁，他的研究领域是美国与拉美关系史。我不知道在我之前，他是否指导过中国留学生。在我入学后，他给我设计的第一门课便是“独立阅读”，每周给我布置一本名著，并要求写一篇书评。我当时阅读的第一本书便是沃尔特·拉斐伯的《新帝国：美国扩张的解释1860—1898》（Walter LaFeber， The New Empire：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1860-1898），后来阅读的书籍大多是历史名著，包括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的《美国外交史》（Samuel Flagg Bemiss，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及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的悲剧》（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等。這门课程对于训练我的学术批评能力和培养学术问题意识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在读研期间学习的其他课程包括美国革命史、西进史、内战史、外交史、战后美国史以及社会学等。每门课程的阅读量大、任务紧，让学生在阅读中比较各家之长，在批评中提高，为我后来的学术成长起到了重要的奠基性作用。
说到丁则民先生，我在报考博士生之前，并不太了解他，因为当时信息不畅，我自己孤陋寡闻，只知道南开大学招收美国史博士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看到东北师范大学的信息。本来我一心想报考南开大学，后来因种种原因，阴差阳错，报考了东北师范大学。这次选择决定了我的事业与人生方向。经过3年紧张的学习，我毕业后有幸留校任教，成为一名年轻教师，与丁先生共事7年多，到2001年他去世。先生去世之后，我坚守在先生奋斗过的阵地上，一直到现在。
丁先生做人做事，就像他写字一样，一丝不苟、严谨认真;写字效果像英语那样，略微有点斜，一笔一画，工整俊美，刚正有力。他做人也是这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门前的院碑上对他的评价是“规矩正直”。对待学生，丁先生很传统，要求学生做人做事实实在在，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我们做学生的，在先生面前，必须非常谨慎，有时候做事情，稍有不慎，就会受到先生的言责。不该说的话不说，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好。先生有一辆1958年买的苏联制造的自行车，1995年以后，我在校园办事还常骑着它。丁先生的工资不低，但他穿着很朴素。尤其是冬天，他的棉袄里面的棉花絮子都能掉出来，看上去与一位农民大爷差不多，他经常告诫我们勤俭节约，反对学生铺张浪费。
我生长在偏远农村，知识基础不好，中小学时代没有看过课外书。现在中学生熟知的国内外经典，那个时候我连名字都没听说过。考上大学后，我拼命恶补知识的欠缺，但自学毕竟不能替代扎实的系统性训练。所以博士刚入学时，我经常写错别字，有些句子都不通顺。丁老师多次批评我，耐心地对我说：不会写的字，就应该查字典。正是丁老师建议我课外多读小说，这才养成了我后来勤查工具书的习惯。
先生经常讲，青年人做事情要专注，要立志成大师。读书期间，先生要求我每个学期必须提前到校，故而每个学期我都是研究生中到校最早的学生之一;放假时，我又是离校最晚的学生，平时根本不能请假回家。其中一个例子是我的第二外语。丁老师知道我在学俄语，就建议我学习好英语，把美国史研究透彻就够了，不必再学俄语，所以，我在读博士的第2年，就彻底放弃了对俄语的学习。
丁先生一生潜心治学，笔耕不辍，尤其是紧跟美国学界动态，了解美国学者的史学史和理论。他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多数文章都与美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相关。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举办的与美国学者的交流中，他的关注点就是美国最前沿的研究的问题。只有站在学界的前沿，才能找到自己能研究的有价值的问题。
丁先生对学生的要求，与现在培养研究生的方法不一样。他要求学生像一台不知疲倦、不闻窗外事的读书机器。我每次去先生家之前，都必做好回答先生询问的准备。如果没有看书，或者说看书不够，我就不敢去。按照先生的想法，在读书的过程中，思想和观点不成熟，就不要急于写文章去发表。学生写毕业论文，他要求精益求精，常说文章在于精而不在长。我几位师兄的论文篇幅都在5万到10万字之间。我的毕业论文，先生说写6万字就够了，后来我没有控制住，写了12万字，先生批评说，写的太多、太累赘、不精练，要我压缩。现在看，我的毕业论文确实需要改进。
问：您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移民限额制度的演变研究》在1998年获得中国美国历史研究会“万心蕙优秀学位论文奖”，当时您选择这个论题的初衷是什么，后来又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哪些方面的深化呢？
答：我初入东北师范大学的时候，希望研究美国外交史，而不是美国移民史。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关于19世纪后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张史。在与丁先生的交谈中，他问我想研究什么问题，我毫不犹豫地说是20世纪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战略。当时，我刚好给《世界历史》投了一篇文章《美国对夏威夷的吞并与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战略》，其内容是我硕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丁先生听了我的想法后说，他不懂美国外交史，没有办法指导我，问我想不想做美国移民史。当时，我对美国移民史一无所知，但还是表示愿意将其作为论文的研究方向。其实，丁先生已经为我们确定好了方向，他让我研究美国移民限额制度史，让另一位博士做美国移民史学史。就这样，我按照丁先生的指导，开始查阅资料，并按期完成博士学位论文。
说到博士学位论文，我必须感谢王旭教授。1992—1993学年，他在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做富布莱特学者。在丁先生的帮助下，我获得了一个参加1993年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在洛杉矶举行的年会的机会。会后我便前往华盛顿大学拜访王旭教授。在他的帮助下，我在华盛顿大学复印了30多本专著，这些资料奠定了《美国移民政策研究》的基础。
博士毕业后，我除了承担一点教学工作外，专心读书，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继续查阅史料，不断充实内容，到1995年底完成了《美国移民政策研究》的初稿。该书在1996年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我面临着重新选题的十字路口。因为研究资料奇缺，沒有了研究方向，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在历史系美国研究所资料室，看到几本关于美国种族主义的著作。然而，看了一年书，仍然没有头绪，此时又面临着申请正高职的问题。按照学校的规定，没有教育部或者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就不具备申请正高职的条件。其实，从1994年下半年到1998年年初，我连续4次申报国家社科项目，每次都成功入围，但均告失败。于是，我在1998年申报教育部规划课题，题目是“移民、人口流动与美国城市化”，2002年出版的《都市化时代——20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便是这个课题的最终成果。
当时申报这个课题，一方面是因为申报课题的竞争太激烈，申报一个具有现实关怀的课题容易命中，自己也真诚的希望通过这个课题，为中国迅速发展的城市化提供一点参考和借鉴。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希望拓展关于移民问题的研究，探讨移民与人口流动、城市化以及市场经济机制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对市场经济运作机制有一个深入的认识。这个选题很有意义，对我后来的研究帮助很大。
问：在美国移民史、城市史、民族史、社会史以及相关研究领域您做了很多开创性的探索，承担了多项重点社科项目，比如“美国的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美国人才吸引战略的历史考察研究”等，您可以谈谈它们的设计目标或者内容吗？在具体的学术成果中使用了哪些理论方法呢？
答：我的专业知识很窄、很浅，不像其他知名学者有深厚的专业基础和齐整的知识体系做支撑。在多数情况下，我是在研究中学习，谈不上什么创新。
尽管我的研究涉及美国移民史、民族史、种族关系史、城市史等许多领域，但是，它们均属于社会史范畴。这个方向是丁则民先生开创的东北师范大学美国史研究的特色。2001年，经当时历史系领导班子确定，让我把这个研究方向继承下来，以彰显学脉的传承，为各种学科检查做准备。我涉猎如此多的领域，完全是为指导学生的需要。因为对学生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我不想限制，而是希望他们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尽管如此，我的研究基本上在移民史领域。从《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到《都市化时代》（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再到《现代欧美移民与民族多元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和《美国人才吸引战略与政策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这些成果都与美国的移民和人口流动有关。美国作为世界近现代史上发展最快的超级大国，其中的促成因素很多，但是，它作为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过程中的产物，又具有接受外来移民的传统。移民带来的世界各国文化对美国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同时，通过研究美国的外来移民和国内人口流动，我越来越感觉到人口作为生产力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是市场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内在流动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内在的关联，马克思和列宁都有专门论述，再结合美国著名的社会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体系的起源》（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的世界经济体系论，对照欧美国家研究人口迁移问题的学者在二战后提出的社区网络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均衡论、历史解构主义理论、移民系统论等，仔细剖析并将其置于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中进行分析，就形成了一些成果。阅读过我这几本著作的学者都会发现，其中的共同之处都在探讨市场经济发展史与人口迁移的关系。为此，我在写作建构中，将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社会发展作为主线，彰显市场经济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形态对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影响，进而阐述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相关的社会问题与政府对策。这个思路还是在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论述中所得出的启示，并吸收了上述西方学者关于人口迁移的思想。这种思考最先应用在《现代欧美移民与民族多元化研究》一书中。它通过对比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和美国的经济形态变迁，探析其外来移民和国内人口迁移的模式变化，认为欧洲国家人口的迁出和外来移民的迁入，就与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变迁，及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辐射作用密切关联，其中以殖民主义的历史影响最为突出。美国和加拿大的外来移民的来源变化本身就是市场经济从西欧和北欧国家不断向东南欧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的历史。这种画面的潜在思想是帮助我国读者充分认识人口迁移、移民流向变化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进而对认识世界近现代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思想同样也体现在《美国吸引人才战略与政策史研究》的构架中。其中第一章的第三至第五节分别对人类文明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人口迁移、科技移民的跨国流动及其与美国外来科技人才的来源、结构、规模和区域流向等方面的有机联系，形成一个多层次的画面，说明美国的外来科技人才是二战后全球范围内，科技人才跨国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安排就是为进入美国吸引人才政策这个主题做铺垫的。当然，与前几本著作不同的是，这部著作中还吸收了塞缪尔·P.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马里·霍尔纳吉（Marie Hojnacki）和戴维·C. 金布尔（David C. Kimball），以及米洛斯拉夫·宁西克（Miroslav Nincic）等人关于各种社会利益元素在国家利益中的表现形式及其与政府决策的关联的论述。在此基础上，《美国人才吸引战略与政策史研究》专门用国家利益概念和理论，集中对美国人才吸引与移民政策之间的逻辑关联及其彼此间的制约关系展开了论述。这种思想在后来围绕人才吸引与移民政策历次改革的逻辑关系、科技劳工、留学生政策等问题中得到应用，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不同利益集团在移民改革与人才吸引政策中的平衡关系。
当然，我在探讨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无法破解的难题。因为中学时代的数学基础不好，大学又没有学过数理统计，因而当我想作一幅世界近现代史上市场经济与人口流动关系的曲线图的时候，因为不会设计模型，西方学者的成果也看不懂，只好望天兴叹。对于我们这一代只学文而忽视理科知识的人来说，是一种深深的遗憾。市场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规律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历史研究中一个全新的挑战，还有待于社会史学者做更深入的探讨，也衷心期望更多的有志青年加盟，为共筑该领域的学术大厦添砖加瓦。
问：您現在主持的项目为“移民、流动性与美利坚文明研究”，这与之前的“美国公共价值观悖论研究”是否可以看作是您的研究转向或者拓展方向呢？
答：这个问题提得好。从逻辑上看，这两个课题之间的问题很大，也不是我自己深思熟虑的安排。“美国公共价值观悖论研究”肇端于2013年。当时，东北师范大学决定实施振兴文科的科研计划。全校初期预备设立10个重大团队课题。历史文化学院申报的课题之一便是“14世纪以来的中西公共价值观研究”。在这个课题下，学院让我负责北美部分，每个子课题可获30多万元人民币的资助，这是一笔不菲的财富。在资金使用方面，学校要求其中的2/3须用于青年教师培养。当时，美国史专业引进了吕洪艳和欧阳贞诚，后来还有伍斌加盟，他们当时没有科研项目，需要经费支持。2015年，我院教育部世界文明史中心要申报年度重大课题，经多方商议，决定由我来申报，将这个课题升级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由于2015年申报的时间比较晚，等这个项目批复的时候已经到2015年年底，而我拿到课题立项通知时，已经是2016年了。
可是，在2016年暑假期间，教育部决定各高校的教育部研究基地一次性申报“十三五”规划课题，每个基地可申报3～5个重点课题，美国史作为其中之一也必须申报。是年7—8月份，我们经过紧锣密鼓的论证和讨论，最终确定了“移民、流动性与美利坚文明研究”这个题目。这个课题到是年10月份就已批复，但是若要立项，必须完成手头正在承担的“美国公共价值观悖论研究”项目。2020年上半年，该项目完成结项工作后，“移民、流动性与美利坚文明研究”项目才开始启动，这是这两个课题的来历。
在研究“美国公共价值观悖论”的过程中，我也感觉到其潜在价值。因为在我的学术思考中，希望回答一个问题：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多年来，我在美国史领域读的书越多，对美国的印象就越模糊，始终看不清这个国家的真实面目。我一心想通过对美国史的研究，探索人类文明发展在特定阶段的经验教训，并在可能的条件下，为中国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一点实实在在的探索。这也是我从一开始并不拒绝研究美国公共价值观悖论问题的缘由吧。尽管目前该课题已经结项，但对结项成果，我并不满意，感觉写得不好，太匆忙，有许多问题自己都没有想清楚，需要慢慢思考打磨。
其实，公共价值观悖论问题也是观察和研究美国历史与现实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对于中国人了解和认识美国历史、美国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提高中国人对美国人日常行为的认知，进而推动中美友好和交流，起到促进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做这个课题呢？
美国公共价值观是一个庞大的思想和文化体系。作为概念，它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部分美国学者的观察，其微观性的概念多达1.8万个，经过认真的思考和筛选，最后确定了4500个。如此庞大的体系，要在一个课题中得到淋漓尽致地阐释，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学界，特别是历史专业的学者，无人从如此大的宏观角度去论述，他们都是选择其中的一个概念，或者三五个概念作为核心论题进行微观性的历史分析。但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过于微观的研究，则无法目睹美国价值观体系的“庐山真面目”。然而，从专业研究方面看，过于宏观的探析则会影响研究的深度与精准性。面对这种窘境，我尝试按照专题模式，对其中的有些问题进行尝试性的专题研究，例如枪支问题（涉及个人自由、个人主义和集体利益等价值观）、同性恋问题（涉及家庭、婚姻、幸福等价值观）和特定时期（例如19世纪末期的镀金时代）的政治腐败与中心城市的隔离等问题，就是这样处理的。至于其他的问题，例如涉及美国的政治价值观问题，则需要挑选一些重要的概念（例如平等、隔离、贫困、财产）进行深入分析。这种兼顾微观与宏观的方式，既有操作难度，也是对研究能力的考验。因此，要做好这个课题，绝非三五年就能完成，它需要慢慢积累，逐步深入。总之，我希望能有一些积极的成果吧！
问：您在《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和《美国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权力与权利的博弈：美国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及其悖论思考》《外来移民与美国“镀金时代”的政治腐败》等论文数十篇，我发现您的文章论题都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请您就相关文章内容谈谈学术价值和现实关怀之间的关系。
答：我在过去几年间发表的关于美国枪支、同性恋和市政腐败等问题的文章，都是“美国公共价值观悖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发表阶段性成果是该课题结项的前提条件之一，因为这几个问题的积累比较成熟，就先发表出来。至于其他几篇文章，有的是特邀约稿，有的是以前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当然，你注意到我的学术研究中的现实关怀，说明你的判断很准确。在我的研究中，现实关怀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考虑。这个意识的形成源于如下几个因素。
首先，对我影响较大的是丁先生。丁先生那一代人属于20世纪。他出生在1919年，经历了军阀混战、日本侵华战争、国共内战，又在美国留学，经历了十年动乱。彼时，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落后太多，亟待发展和建设。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强烈的知识报国的爱国情怀。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丁先生的现实关怀不仅体现在他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而且也体现在对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立与6卷本《美国通史》编纂的关心与支持行动中。他在1985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年会上，就提出研究美国史的现实关怀问题，认为美国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借鉴美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在我攻读博士期间，丁先生曾多次提到学以致用的话题。同时，我成长的过程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同步。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历程中，现实关怀的思考影响力不少于学术研究。1993年和1996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年会，就是以“美国现代化的经验和中美城市化发展比较”为主题的。我觉得，如果自己的研究能为中国的崛起添砖加瓦，便是一生最值得的事情。
其次，我办公室门外的楼道里，挂着“知古察今 述往思来”“一切判断都是历史的判断”等彰显历史学科价值的牌匾。不管是给学生上课，还是开会，或者是其他活动，30年来，我每天都要在这两个牌匾下往返多次。牌匾上的文字总在提示我应该做什么、如何做。
最后，在专业机理上，经世致用也是历史学旨归和最重要的社会价值之一，基础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两者不可割裂。不过，除了研究成果中的现实关怀，我还有不少文章探讨学术价值的问题。从1991年起，我发表的绝大多数学术论文都在与中美学界对话。例如，90年代我发表的《沃尔特·P·韦布及其西部边疆史观》《外来移民对美国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历史影响——兼论中美学者的观点》《美国革命时期黑奴制合法地位的确立》等论文，都是针对中美学界相关研究所提出不同的看法。
以《美国革命时期黑奴制合法地位的确立》这篇文章为例，当时在阅读国内外学界关于种族主义和奴隶制的时候，发现有些观点与史实不符，感觉许多观点的表述在逻辑上不顺畅。例如，在该文的第2部分，国内学界一些有影响的学者把《独立宣言》当作是美国革命的旗帜和美国革命精神的标志，而黑奴制合法地位的确立，则是对《独立宣言》中人人生来平等原则的背叛。我在阅读中发现，美国革命的悖论恰好就是从《独立宣言》中开始的，它不仅是杰斐逊等人作为奴隶主的杰作，而且其中关于人人生来平等和自由与同意原则的政治含义，本身就具有矛盾性。我将这几个原则贯穿于当时的历史实践中加以考察，便得出了自己的观点：《独立宣言》是美国革命时期“自由与奴役的理论依据”。这一双重性质，加上美国革命时期实施的财产资格制度，使自由价值观在社会实践中，呈现出“等级制”的特点。在该文的第3部分，我根据当时中美学者提出的开国元勋错过了废奴机会、从而导致废奴事业“功败垂成”的观点，结合美国革命时期的实情，认为建国时期根本不存在废奴的机会，否则13个殖民地共同建设共和制度的伟业就会付之东流，承认黑奴制是建国时期开国元勋面对毫不让步的南方奴隶主咄咄逼人的态度所做出的无奈选择。该文最后一部分则以杰斐逊为个案，以奴隶主为背景，分析自由與奴役思想在开国元勋的两难处境，说明革命时期废奴事业的可行性根本不存在。
关于殖民地时代契约工的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我在1994年毕业留校时，学校需要我填写干部履历表。这件事情为我思考契约工问题提供了启示，我通过查阅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书籍而豁然开朗，感觉在契约史的视域下，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可以理解为一部契约发展史。近现代史上的合同劳工不就是从这个时代过来的吗？于是，我查阅国内美国史和英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试图验证自己的看法，结果大失所望，在1979年以来到2010年的国内所有成果中，无一不将契约工视为奴隶，或者是临时性奴隶，有些成果提出了契约工不是奴隶的说法，但缺乏系统而深入的明确论述。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尽管这个问题也是当时美国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多数成果认定契约工不是奴隶，可是仍然有少数学者坚持“白奴”的观点。于是，我决定追本溯源，探究近代英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契约奴的问题，或者说，在近代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契约工是奴隶吗？
经过1年多的查阅，大量的原始资料证明，契约工不是奴隶。这样的思考在光阴荏苒间越发强烈。于是，我在2010—2011年先后发表了3篇相关的文章，包括《近代早期英国契约工制度的形成及其性质》《英属北美殖民地契约工的结构与特点》和《英属北美殖民地契约移民性质新论》。
在这3篇文章中，前两篇都是作为铺垫，为第3篇做准备的，其中的部分思想凝练后，也被纳入《英属北美殖民地契约移民性质新论》之中。在这篇文章中，第1部分介绍了契约工的由来、制度化形成、结构和特点等内容，最重要的是第2和第3部分。第2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将契约工作为劳动力商品，与当时的原工业化的属性、契约工交易的就业市场结构、劳工达成契约的自愿性质、契约工的构成与社会阶层和职业特征、资本主义价值规律在不同技术层次的劳工契约中的体现，以及契约工在英国和北美的差异变化等问题，分门别类地展开分析，说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契约工就是近代早期欧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合同劳工，它也是19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合同劳工的前身。
第3部分则重点从法律和社会管理的制度方面，分析了契约在殖民地的商业交易、偿还债务、学徒制度等方面的社会功用，分析了契约工与雇主的权利关系、司法诉讼、契约工的种族差异、契约有效期内的劳工权利界定与限制、劳工履行契约期满后的自由证书在社会秩序管理中的作用等问题，从多层面、多维度说明契约在北美殖民地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意在强调殖民地时代契约作为一种身份文书或者证明，不只是用于说明劳资双方的关系，而是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效用。劳工契约只是当时社会管理的形式之一。
至于该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则是针对国内外学界关于契约工遭受酷似奴隶的剥削这一论断而言的，认为并非所有契约工都被视为像牲口一样。在不同地区、不同族群和不同的家庭作坊或者种植园，契约工的待遇各不相同，有的亲如家庭成员，有的还充当工头，或者是管家。契约工的逃跑问题，也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因为契约工遭受剥削就认为是奴隶，因为按照这种逻辑，如何判定19—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劳工的残酷剥削呢？总之，这几篇文章颠覆了国内学界的契约工是奴隶的观点。虽然这些文章不能说穷尽了该问题的研究，我个人也期待学界有更深入的探讨，但是，我在学理上提出的问题，也希望能推动学界的相关研究。
此外，关于人力资本劳工的迁移，近代早期西欧人口流动与早期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世界近现代史视域下的移民概念的建构，与美国的人才吸引相关的《国家利益与美国人才吸引战略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分析》《外来移民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变迁》，都是我学术思考与探讨中的学理性建构的尝试。我不敢说这些相关文章写得都很成熟，其中的问题可能还有很多，资料和方法都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期望学界有更多的成果面世，无论持有什么观点，都有利于学界的繁荣。
问：作为著名的学者和博士生导师，您是很多学子心目中的良师，您能谈谈对硕、博士研究生的要求和培养心得吗？
答：你提的这个问题给了我一个与大家交流的机会。我是从2001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到现在整整20年了。我共带了30多名博士研究生，大部分已经毕业，有些已经工作多年了，有些甚至是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
大学老师的职责是教学和科研，人才培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一个学者的事业是否成功，不仅要看他的科研和教学业绩，还要看他（她）是否培养了高素质的人才。何谓人才，可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所说的人才应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1）诚实做人，踏实做事，不耍小聪明，不做机会主义者。凡爱耍小聪明者，难成大器。
（2）做人要有事业心。有事业心者，能做好人生规划，不会浪费时间，心中会有鸿鹄之志。这样的人做学生，必然是优秀者，事业上也能取得非凡的成就。也有些学生在校读书期间十分出色，毕业后如同在人间蒸发了，差别就在这里。
（3）人有勤懒之分，勤奋者读书，必然是优秀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后，也会成为出类拔萃者。有些学生比较懒散，每天都会浪费许多时间，这样的学生读博士，就是为了找个体面的职业。有些学生不仅勤于读书，而且也善于思考，许多问题一点就透，也有些学生不仅懒散，而且也不会思考，不善于在方法上观察、比较和创新，因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工作效率不高，业务平平。
（4）一心向学的人，永远不会陷入贫困。我所说的贫困不光是指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指精神方面。我经常对学生讲，历史专业是培养“神仙”的专业，欲成“神仙”，必先做“苦行僧”，若能脱颖而出，将自己打造成文化的载体，不仅自己是幸福的，而且还可以给后人留下宝贵的财富。
（5）做人要有公益心，遇事不怕吃亏，会处理好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不能生活在自己狭小的利益圈子里。有公益心的学生，往往成熟快，业务能力强，组织能力也能得到锻炼，对亲人、同学、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都比较强，他们每天的心情也比较愉快。因为他们发现，个人的价值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帮助才能体现出来。
当然，在读书的过程中，还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积极总结经验和教训，及早打好汉语和外语的基础，因为语言作为一种表达的技艺，基础性客观知识比较多，有些知识点需要记忆。在提高语言基本功的同时，还要加强逻辑思维的训练，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奠定基础。
其次，研究生学习基本上以自学为主，它要求学生一方面要博览群书，另一方面要勤学好问、积极交流，谨防闭门造车。优秀的学生，不仅读的书多，而且视野很开阔，能及时跟踪并捕捉国内外学界的信息，并能捷足先登，将其融入自己的日常工作和学习中。相反，有些学生基本上是独来独往，闭门读书，很少与人交往，不仅语言表达困难，而且视野狭窄、行动滞后，因而工作中处处受阻、事事不顺。
再次，读书学习要勤于思考，学会从普遍性问题中凝练出富有哲理的思想。读博士不是纯粹的知识积累，更不能死读书，而是注重方法上的创新，这就要求学生在读书的过程中，尤其要关注研究方法的革新。
最后，学术研究是思想的表达。它要求学生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上，提出有别于他人的观点。因而在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时候，需要积极借鉴国内外最新的成果、概念、方法和理论，为自己的学术分析提供必要的理论工具。在这方面养成良好的习惯，专业素养和理论素养就会大幅提高，学术研究自然会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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