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类纪录片的艺术手法与价值意义窥探

    刘斐娜

    纪录片作为综合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它融合了诸如绘画、雕塑、音乐、历史、摄影、新媒体,以及时空艺术、视听艺术、再现与表现的艺术等在内的多种文化艺术门类的精髓。在借鉴众多文化艺术元素的同时,贯通出了一种新的艺术语言,除了传递所承载的事实信息之外,还创造出了丰富的审美属性,为观众带来了独特的审美感受。本文所论述的绘画类纪录片是指以绘画作品为表现主体,结合围绕在作品周围的画家经历、创作过程、技法、内涵,以及画作在画家所经历的命运,对社会时代和后世艺术传承产生的意义等内容所形成的一种纪录片门类。

    2011年6月1日,经多方奔走促成,分离于360年前的、有“画中兰亭”之称的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前后两段(前段《剩山图》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后段《无用师卷》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第一次成功合璧。凤凰卫视创始人刘长乐多年来一直积极奔走于两幅画卷的合璧事宜,凤凰卫视作为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全程记录了这一万众瞩目的两岸文化交流事件,并制作出专题纪录片《六百年画里画外——富春山居图合璧传奇》。这一备具深度、广度和新闻性的专题纪录片,于2012年11月14日荣获第十六届两岸新闻电视专题奖,并得到评委会的高度评价。《六百年画里画外》之所以在播出后广受好评,与其鲜明的视听特色、叙事策略以及深远的社会、文献、艺术等多层面的价值意义密切相关。

    一、《六百年画里画外》的视听特色

    “记录真实事件”是纪录片的基本特性,然而,它又不能仅仅只是停留在记录上,更多的需要审美层面的意义输出,一部具有艺术价值的纪录影片更是如此。“艺术开始于对素材的选择,现实生活需要经过选择、裁剪,才能形成一部有艺术价值的影片。”[1]纪录片的视听艺术在视觉上表现在通过构图和光影所传达出的画面语言,在听觉上表现在通过背景音乐的选取、内涵深厚的解说、对相关专业人士的采访所传递出的声音语言。纪录片的这些视听要素,極大地增强了相关讲述内容的直观性和可感性,丰富了影片的艺术效果。

    构图是一部纪录片成败与否的关键性因素,绘画类纪录片更是如此,影片构图是原画作构图的延伸,对画面的选取既能表现出原作的艺术价值,而且也能够凸显出制作者的创作能力和水准,以及对影片全局的把控能力。通过构图,影片创作者隐秘地传达着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内涵。《六百年画里画外》开头部分在介绍画家黄公望的身世和经历之时,多采用中景半身像,这一方面是由于影片试图以相对具体的形象将以文字记载的抽象画面表现出来,以便观众能够形象化地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画面内容是虚构的,不适合采取近景特写表现画面的细节。在影片对《富春山居图》的表现上,就截然不同了,此时采用的是大全景和特写相结合的表现方式,全景可以凸显出这幅山水长卷在构图上的严谨,谋篇布局的宏阔,而细节处可见画家细腻的笔触,如反复叠加的墨色所传达出的明暗起伏,以及其所蕴藏的心境变化。影片对于光线的不同应用同样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光影即“借助光线的变换对事物的色彩、形态、空间进行塑造和描摹,达到渲染气氛的效果”。[2]本片的光线多采用柔和的黄色光,与《富春山居图》所传达出的静谧、超脱、闲适的意境相一致,有助于传达画作本身的艺术特色,同时也增加影片的视觉美感。

    纪录片不可缺少的旁白解说,在镜头画面无法完整、清晰地叙述出人物的成长经历和艺术作品的创作历程的时候,起到重要的补充和升华作用,它不仅能够用逻辑晓畅的语言将分散的电影画面串联起来,而且有助于引导和帮助观众理解艺术作品的内涵,绘画类纪录片更是如此。绘画本身的专业性让普通观众在观看时会产生陌生感和不解感,恰到好处的解说则使他们得以解惑,获得更深刻的领悟。《六百年画里画外》的解说词勾勒起了黄公望的坎坷经历与他归隐道教之间的关联,进而引出黄公望对人与自然和谐圆融的推崇与《富春山居图》创作之间的相互包含和印证。除了解说之外,同期声也能够很有效地帮助观众获得更多有关影片主体和主题的信息,在这部影片中多采用的形式是采访。“采访是对某个问题或某种现象有针对性地获取可靠资料的有效途径,它作为艺术类纪录片的一种重要表现手法,通常采用与艺术领域的专业人士直接对话的方式来表达某种观点,凸显了纪录片的客观性。”[3]片中所采访的皆为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有数位来自两岸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艺术高校的教授,也有美学家蒋勋,还有文学家余秋雨,以及集历史学家、时评家、思想家等角色于一身的李敖先生,邀请他们对《富春山居图》以及合璧事宜进行评介。从不同类型的采访对象的选择上,不难看出作品本身和合璧事件在美术学、美学、文学、收藏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诸多方面所具有的深远价值。

    二、 《六百年画里画外》的叙事策略

    不同类型的影片会采取不同的叙事策略讲述故事,给观众带来的观影感受也截然不同。绘画类纪录片的叙事策略有其特有的方式,本节主要从《六百年画里画外》的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叙事内容三个方面对这部影片的叙事策略进行分析和论述。

    叙事视角是指出于叙述者特有的需要和角度,讲述故事时说采用的表现方式,以期传达出特定的情感内涵。绘画类纪录片一般采用影片创作者的视角,将自己对于画家、画作的看法和评点融合进解说词中,对故事展开讲述,以引导观众跟着他的视角来对艺术作品展开解读。在《六百年画里画外》里,主讲人从黄公望的生平讲起,重点提到归隐全真教对于黄公望性情和艺术风格的影响,再转至对画作内容的介绍和评点,强调《富春山居图》并非是对富春山水实景的临摹,而是画家心中的风景的展现,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沉浸在黄公望的艺术世界,品味起他与世无争的洒脱境界。

    叙事结构是指“对人物生活故事中一系列事件的选择,这种选择将事件组合成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序列,以激发特定而具体的情感,并表达一种特定而具体的人生观。”[4]叙事结构是叙事的基础和骨架,不同于剧情片重情节的因果连贯性,纪录片的叙事结构主要为围绕着叙事主题的并列式方式。《六百年画里画外》的叙事主题为“富春山居图合璧事件所带来的巨大意义”,所以它的所有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开篇以对富春江畔风景的描绘引出影片的主角《富春山居图》,随后以时间顺序介绍画家黄公望的生平,着重点明他在仕途上受挫后看破红尘,抛弃名利而归隐山林,这一经历对于《富春山居图》的创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影片在介绍完画作内容后,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对它之后的坎坷命运进行了大篇幅的讲述,从不慎丢失到不幸遭遇焚烧,被抢救出残骸后几经修补,在各藏家手中的爱不释手和辗转等等,从正面和侧面都竭力表现出这幅画极高的艺术价值,从而使人产生出对此画的长期分隔两地一事的深切惋惜。以上安排为突出影片主题埋下层层伏笔,最终都是为了表达画作能够合璧展出,是跨越政界、文化界等多方人士数年的期待,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和文化价值。

    纪录片的叙事内容作为主体部分,是影片得以完成的血肉,它同时也是创作者意图和心境的最直接表达。《六百年画里画外》在主题的选择上面,是为最终的合璧事件造势。影片带领观众们了解了画家黄公望的人生,走进了他的精神特质和内心世界,是为了帮助他们了解画作的价值和合璧事件的意义。在人物的塑造方面,绘画类的纪录片不如人物类纪录片的着墨多,更侧重于对作品艺术价值的展现。《六百年画里画外》的2/3篇幅都围绕在《富春山居图》的相关讲述中,对画家生平的介绍是为了突出作品的价值而存在的。在故事展开方式的设置上,《六百年画里画外》既坚守了纪录片的纪实非虚构原则,又糅合进了观众更易接受的故事化讲述,值得同类型其他影片的借鉴。

    三、《六百年画里画外》的价值意义

    通常来说,纪录片的影响层面、范围和深度与其表现的内容有着直接的联系,不同风格和类型的紀录片有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意义。绘画类纪录片的价值意义主要表现在对绘画作品艺术价值的解读,这种解读本身也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影片所具有的文献价值,以及影片在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价值。由于画作本身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通过影片的解说词和对专业人士的采访可以帮助观众理解。除此之外,其独特的叙事形式也是影片艺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六百年画里画外》将制作者对于这幅堪称“神品”的画作的理解,二者交相辉映,令观众在赏心悦目的同时,更为接近黄公望的内心世界。而纪录片的文献价值,通过作品对历史事件的还原度上,还原度越高,就越具有文献参考价值。《六百年画里画外》的制作团队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搜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反复阅读和理解,不仅将其通读,更是将其读通,力求表述的严谨和真实。“纪录片是文化折扣率最低的,用纪录片作为对外传播的载体应该是最聪慧的选择。一部好的记录片就是国家的一张名片。”[5]《六百年画里画外》借由《富春山居图》的合璧一事传递出海峡两岸各界人士对祖国统一的企盼,对于推动海峡两岸的合作和交流具有积极的影响。《六百年画里画外》所取得的殊荣与它丰富的价值意义息息相关,而之所以能有如此高质量的纪录片出现,离不开幕后工作人员的全力付出。这部影片的制作人,凤凰卫视台北站站长苏静芬在谈及纪录片制作时说道:“每一部纪录片的制作过程,都是充满挑战、痛苦、挣扎的过程,在浩瀚的历史长轴里,拼命寻找事实的真相,还要以吸引人的笔触及画面呈现,每完成一部纪录片,总像失去了半条命,但又像中毒上瘾般,忍不住再投入下一部纪录片。”相信这是每一位追求品质的纪录片制作人共同的心声。

    参考文献:

    [1](荷)尤里·伊文思.关于纪录片创作的几个问题[J].电影艺术,1980(10):48.

    [2][3]陈苗.艺术类纪录片的视听特色研究——以英国BBC摄制的《旷世杰作的秘密》为例[J].传媒,2015(23):55-57.

    [4](美)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周铁东,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39.

    [5]何苏六.纪录片的责任与影响力[J].现代传播,2005(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