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芳华》中的人性书写
内容摘要：自文革结束至今的四十余年里，人们不断书写与重构“文革”记忆，在突破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后，个体逐渐成为“文革”小说建构“文革”记忆的一个逻辑点，从人性的角度书写“文革”成为重申个体价值的一部分。严歌苓的新作《芳华》用少年和中年两种视角讲述了一群文工团的青年男女在动荡年代的生命轨迹，以刘峰与何小曼两个个体在“文革”中无可奈何的悲剧命运指证“文革”的荒诞与残酷，又以“文革”中发生的个体道德损伤来指证人性的脆弱，提醒在历史灾难中个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而对“文革”的反思推向个体的忏悔与道德修补。作者结合回忆与想象，带着反思和审视，通过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发出对人性的拷问，对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探寻。
关键词：严歌苓 《芳华》 文革 人性
严歌苓是著名的“新移民作家”，2017年5月，严歌苓的新作《芳华》出版，不同于过去将重点放在女性角色的塑造上，《芳华》的主角是一位被称为“雷锋”的男兵。在作品中，严歌苓用年少的穗子的视角去回忆、讲述、甚至想象那段经历，里面既有青春的懵懂，又有岁月的感怀，以及对往事的忏悔。作者以多样的叙事手法，中年的“我”和少年的“我”不断交织，让那段早已尘封的芳华岁月一点点清晰起来，将那些文工团的青年男女命运一一展现。作者在个人中体现历史、历史中折射个人，并最终在对社会、历史的整体观照之下完成对于人性的追因式的拷问和审视。而在本文中，我们将透过人物分析，追寻芳华人性悲剧的形成原因，并在追寻中体味人性的复杂内涵。
一
回顾严歌苓过去的作品，不难看出她往往是将目光投注到底层的普通人身上，如《扶桑》中的妓女扶桑，《天浴》中的知青文秀，这些人不过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就如同刘峰一般，在时代的浪潮中起起伏伏，无力与命运这个庞然大物对抗，只能被动遭遇着各色各样的苦难，作者用独特的艺术视角和方法表现他们的生命轨迹，唤起读者对于人性的深层思索。
小说的主人公“刘峰”在开场时便被赋予了“雷又锋”的称号，这点出了刘峰的善良热情，又将小说的时代背景交代清楚。刘峰出身平凡，长相平凡，“跟你多熟你扭头就想不起他长什么样”①，这样平凡的刘峰却有着大家难以企及的高尚品质，人们依赖他，可也顺着刘峰的善良不断地索取着，“哪儿有东西需要敲敲打打、修理改善，哪里就有刘峰。连女兵澡堂里的挂衣架歪了，刘峰都会被请进去敲打，他心灵手巧，做木匠是木匠，做铁匠是铁匠，电工也会两手”②。可人性的劣根性就在于人们一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刘峰的付出，一边又从心里轻视他，这种轻视直到后来刘峰被选为全军学雷锋标兵时人们渐渐意识到他已经是全军的“明星”了，才真正消失。但在表面的平静之下，人们隐隐有种焦虑，就像穗子说的“刘峰就是好的缺乏人性”。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欲望，也就是所谓的人性，但刘峰不同，他好似缺乏这种“人性”，他太过完美，没有一丝烟火气，就好像圣人，其实如果“触摸事件”发生在任何一个别人身上大家都不会觉得出奇，因为人总得有点“坏德性”，那些肮脏无赖的想法任何人都可以有，除了刘峰。他不能去爱别人，因此在他向疯狂暗恋的“女神”表白时，林丁丁的反应是“他怎么敢爱我！”。刘峰不知道自己早已被其他人架离了世俗，在这群女兵的心里，他早就已经是一个“别类”，一个脱离了世俗的圣人，试问一个女人怎么会爱上一个“不是人”的别类生命呢。这次的“触摸事件”改变了刘峰的命运，让他被批斗，被赶出文工团。
《芳华》的原名叫作《你触摸了我》，触摸事件是全书的一个叙事转折点，因为“触摸事件”，刘峰被推下神坛，受到批斗离开文工团，四个女兵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这次“触摸事件”让刘峰走下神坛，这也证明刘峰是个懂爱的人，因为一个懂爱会爱的人才能为他人奉献，刘峰的“先进”不是被特殊时代贴上去的政治符号，而是一种本真的善良，可惜的是这样的善良并不被人所珍视，在那个鼓励人们说坏话的特殊年代，人们被裹挟在时代浪潮中，受到的教育是近乎荒诞的，时代的动荡让那群年轻人热情却盲目，在刘峰的批斗会上，他们忘了那是帮过他们许多的“雷又锋”，忘了刘峰的好，带着一丝无可奈何、一丝可惜、一丝痛恨、一丝幸灾乐祸，纷纷站起来发言。在他们发言的那一刻，他们的灵魂也堕落了，交给了魔鬼去支配。
“触摸事件”仿佛一下打破了文工團的岁月静好，让我们看到那些军人们的另外一面，可“触摸事件”绝不能说是诱发文工团中人性表演的导火索，它更像是给人们了一个正大光明的理由去释放内心的阴暗面，早在“触摸事件”前文工团里就暗涌不断，人性恶的表演早已轮番上演。书中小穗子被出卖了的初恋，郝淑雯对于好友无情的背叛和对刘峰善良的贪婪索取，林丁丁周转于男人之间想要攀龙附凤却依旧享受着刘峰的对其默默的付出，文工团众人对于刘峰无底线的索取，还有小曼的悲惨遭遇。
直到故事的最后，郝淑雯她们寻找刘峰，觉得自己亏欠了刘峰，可更多人所遭遇的一切却随风湮灭在岁月里，少有人能认识到自己对他人的迫害，她们称那个时代是个疯狂的时代，可疯狂的不仅是时代，还有人性。在《芳华》中我们知道人性的恶是早已存在的，而革命不过是给了一些人将人性阴暗面释放出来的借口。
二
在20世纪80年代，刚从残酷荒诞的文革岁月中走出来的人们茫然无措地回望自己被打乱的十年，人们开始控诉文革，形成了一系列“伤痕文学”。但那时的人们急于宣泄自己心中的苦痛，作品流于控诉，缺乏情感节制，对文革的书写也执着于强烈的批判，但时隔多年，人们远离那段“伤痕”岁月后，又对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再书写文革故事则具有了更多的理性与包容。在《芳华》一书中，作者对于文革的描写更加“中性化”，不过分去讲述文革的残酷和荒谬的一面，而是将笔触放在文工团众人的日常生活中。
严歌苓在部队里待了整整十三年，这十几年的生活后来被严歌苓反复书写，包括穗子这个人物和文工团的故事，但她之前的作品如《灰舞鞋》中对文工团这个团体中的人性之恶还没有揭露地如此彻底，更像是带着一点感伤去回忆一段少女时的爱情。在《灰舞鞋》中大部分写的是穗子与邵东骏以及后来和刘越之间的感情，这种回忆带着一点伤感，却减少了批判意味。书中穗子受到处分后文工团众人的排斥没有被详细描写出来，那些勾心斗角更像是一个背景环境，一个为塑造孤傲的少女所存在的环境，那时的严歌苓还没有强大到真正地面对伤痛，故而在写作时将这一部分淡化，而在《芳华》中，这些勾心斗角被作者拿到台前书写。
在《芳华》开篇，首先呈现出的是青年男女清亮的歌喉，柔美的舞姿，朝气蓬勃的身体，一片世外桃源景象。可这只是表面上的，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人人都不能幸免，强烈的阶级性依然存在，小小的红楼就像是外面荒诞世界的缩影。高一层的阶级如郝淑雯，丰腴的身材姣好的样貌，加上军区干部子女的身份，使她天然就处于高人一等的“强者”地位上，与之相对的何小曼，干瘪黑瘦的身材，困难的家境，使她成为一个可以随意捉弄的弱者，还有一类大约是处于中间的，如林丁丁萧穗子，没那样强却也不至于像何小曼一样惨。这样的阶级分明自古以来都是有的，这群无聊甚至有些顽劣的女孩们提前谋划掀开小曼的帽子，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窥伺欲。在小曼将搓澡海绵缝进内衣时，是带着一种女性天然的对美的追求，可换来的却是嘲笑。其他的女兵们或许也有小曼的这种想法，可在那个保守的时代被镇压下去，因此当她们发现集体中有小曼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人时，便开始了集体讨伐。这件事是女兵们将小曼彻底排斥出去的原因，可讽刺的是，人们看得惯如林丁丁一般钻营满心想着嫁入高门，却无法容忍小曼这样单纯的对于美的追求，或许是因为那保守的时代，又或许是因为人性中的坏因子在面对如小曼这般的弱者时所迸发出来的恶。
在书中，人性的恶被作者一点一滴地讲述出来，刘峰和小曼的悲剧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时代的过错，因为严歌苓做的仅仅是将人性放置在一个更加极端的环境中去考验，虽然这些极致的环境下人性出现了各色表演，但不可否认的是，抛开外界的政治经济因素，人性本身就是具有两重性的。刘峰在被那么多的荣誉包围时，心里有意无意地也在向那个“雷锋”形象靠拢，他在被不断地抬高中无形中渐渐收敛自己所谓的“人性”，可但凡是人都是有欲望的，后来的“触摸事件”可以看出刘峰其实也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其实崇高的英雄人物亦可能有卑劣的念头，卑鄙的歹人亦有可能弃恶扬善，只是往往理性和感性不断地交织，造成人的欲望与不满足的生活的矛盾，从而放大心中的恶。德裔美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平凡之恶”，即做出恶举的人并不需要是大奸大恶之徒，普通者亦可在丧失理智、盲目“服从”时所为。在批斗刘峰的时候，一个人起了话头紧接着批判话语都来了，人们借助贬低刘峰来抬高自己，一旦这种行为变成集体行为人们便不觉得有什么错了。那一刻他们都成了加害刘峰的刽子手，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迫害将每个人的负罪感减到最轻，这也是人类下意识寻找集体的心理原因。或许红楼里的男男女女从一开始就没将刘峰放在同一群体里，刘峰身上是他们无法企及的精神高度，刘峰的完美映衬出的是他们的自私，因此人们将刘峰视为克服了人性弱点的自己，当刘峰犯错后人们发现原来刘峰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就和自己差不多，那时候他们对人性弱点的无法克服的愤怒都发泄在了刘峰身上，原来模范也有弱点，一旦这样想人们就觉得惩罚刘峰就是惩罚自己身上的弱点。个人对个人的迫害是需要很大勇气和愧疚的，可一旦变成集体对个人的迫害似乎大家的愧疚便少了些。“一旦发现英雄也会落井，投石的人格外勇敢，人群格外拥挤”③，那个批判劉峰的时刻，人性的丑恶显露无疑。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政治统治了生活，人性被摧残被压迫被践踏，荒唐并且愚昧的价值观席卷着一代人，伤害在生活中处处可见，有的人在这个时代释放着心中的恶，可是伤痛却永久地停留在了纯良的清醒者身上。
三
当人们的生活被各种政治标语充斥时，当人们走在大街上耳边响起的全是“破坏破坏”时，人们原本清醒的头脑也会变得麻木，即使是对待生命，也提不起敬畏之心。可是，无论在哪个年代，无论是多恶劣的环境，依然会有人保持自己的赤子之心。人性本就是复杂的，在文革这样的环境中放大其中的恶也无可避免，但依然有人用善来对待别人对待世界，那些高洁的品格让人性得以寻得救赎和回归。
战争毁掉了刘峰灵巧的右臂，也毁掉了他安身立命的本事，因此当新时期来临后刘峰过上了穷困潦倒的生活。他用廉价的塑料假肢支撑着自己的生活，那个曾经的道德模范混迹在社会的最底层，和小贩妓女打起了交道。当被下放到伐木连时，刘峰将曾经的那些模范标兵证书丢弃，那一刻他意识到这些不过是枷锁，那一刻他迎来了自己真实人性的回归。在穷困的新生活里，他未曾放弃自己的善良本性，面对妓女小惠时，他毅然选择“度化”她，努力让小惠重新做人。这样的刘峰，让郝淑雯她们感叹“还是没变”。在几十年前，刘峰是文工团的道德标杆，几十年后，萧穗子一行人早已被岁月打磨成了各式各样，她们发现刘峰依然是当年那个纯善的他，因此她们集体去寻找刘峰，其实是在补偿那个被她们放逐出去的人，也是对往日人性美好的追寻，这里是她们人性的一个回归。
无数的血泪推动着时代的齿轮，刘峰的苦难既有时代的过错又有被时代所影响的人性的过错，《芳华》与其说是在质问那个时代不如说是在质问人性。人性纯善或人性纯恶都太过绝对，人生来懵懂，在生活的打磨下善恶交织在一起，人性的恶无可避免，严歌苓也从不回避这一点。可是，她却从未放弃过追寻人性的美好，《芳华》也印证了这一点，她渴望人能保持最淳朴美好的人性，在种种丑恶中发现人性的光芒，达到劝恶扬善的目的，这也是文学的正途。
参考文献
[1]严歌苓：《芳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2]严歌苓：《严歌苓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严歌苓：《灰舞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4]贺敏.论严歌苓“文革”小说的人性书写[D].西北师范大学，2015.
[5]李雨庭.“文革”中童年穗子人性嬗变——严歌苓小说《穗子物语》的人性嬗变[J].邢台学院学报，2012，27（02）：61-62.
[6]张川平.自我的确证与救赎——评严歌苓长篇小说《芳华》[J].武陵学刊，2018，43（01）：117-121.
[7]倪丽婷.人性的放逐与回归——严歌苓小说《芳华》中的人物形象“刘峰”解读[J].嘉兴学院学报，2018，30（01）：91-94.
注 释
①严歌苓：《芳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②严歌苓：《芳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③严歌苓：《芳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3页.
（作者介绍：甄桐，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