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党忠诚舍亲情的革命夫妻
曹冬梅
1981年6月，一位记者在采访中偶然得知，在20世纪30年代的天津，曾有一对革命夫妇在党最困难的时候，用亲生儿子换取革命经费。她感到非常震惊。这对夫妻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要鼓起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出牺牲孩子筹集经费的壮举。带着浓浓的钦佩之情，她想方设法联系到故事的男主人公高文华和他的女儿高平。此时，女主人公贾琏已经去世。当这位记者含泪写完的《埋藏在心底的秘密》一文发表后，高文华、贾琏夫妇的革命事迹被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他们的革命故事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位读者。
从包办婚姻到自愿结合
高文华，原名廖剑凡，1905年出生于湖南益阳。贾琏，1903年出生，与高文华是同乡。他们的父亲都曾是中国革命同盟会成员，交往甚密，为他们俩定了娃娃亲。1919年，贾琏的父亲病逝，家里生活十分困难。为减轻家里的负担，贾琏被送到廖家做童养媳，并改名廖次男。高文华本就抵触包办婚姻，当他得知贾琏文化水平还比较低之后，更加不满意这位“妻子”。高文华的母亲见贾琏家境落魄，也表示反对这门亲事。16岁的贾琏在廖家受到了冷遇，日子很不好过。
当时，在益阳县立国民小学教书的高文华的父亲知道这些情况后，非常生气。他把贾琏送到益阳县立女子职业学校学习缝纫。贾琏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进入学校后，她认真学习缝纫技术，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她很快认识到自己在“丈夫”家的处境是封建社会包办婚姻造成的。在进步思潮影响下，贾琏积极投身反封建、反礼教、反迫害妇女的斗争，与其他进步女学生共同组织开展了破坏封建校规、反对包办婚姻等活动。
正当贾琏决心冲破封建牢笼，解除包办婚姻关系时，高文华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贾琏到廖家不久，高文华就离家到长沙一家电灯公司做工人。1921年秋，他利用工余时间，在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在这里，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进步青年，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为表达革命到底的决心，他将名字改为廖去恶。通过学习，他意识到“妻子”贾琏和自己一样，都是封建社会包办婚姻的受害者。自己以前对她的冷漠态度是错误的。于是，他在离家两年后给贾琏写了第一封信。信中说：“中国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过去我站在封建势力一边欺压你，使你吃了很多苦，真是太不应该了。”并鼓励她说：“你要组织女同胞参加社会上的反封建活动。不推翻旧社会，中国的女性与劳苦大众一样是不会得救的。”
高文华的这封信，给了贾琏莫大的鼓舞。每次收到高文华寄送的《向导》《先驱》《新青年》《明声》《独秀文存》等进步书刊，贾琏总是手不释卷，有时甚至一连看几个通宵。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她逐步懂得工农求翻身闹革命的道理。在密集的书信往来中，两颗年轻的心逐渐靠近。
1921年底，高文华从长沙回家过春节。在贾琏的央求下，他每天都给贾琏讲革命道理。贾琏听了他的讲解，参加革命的心情日益迫切。有一天，贾琏试探性地问高文华：“我出去干革命，你同意吗？”高文华说：“干革命，男女都一样，怎么不同意呢！”一番话不仅表明了两个人共同的革命立场，而且进一步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感情。1922年春节，高文华、贾琏自愿结为革命伴侣。
双双投身革命活动
婚后，高文华、贾琏一起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高文华因带头组织工人运动被工厂开除，一家人因此失去生活来源。在这困难时刻，贾琏不但没有埋怨他，还鼓励他走出家门继续干革命。她借来路费，并连夜赶制新衣，将丈夫送上革命征途。她只身一个人带着一岁的女儿，勇敢地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
高文华离家后，经组织介绍，先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讲习班学习。其间，他参加了支援省港工人大罢工的斗争。1925年9月，高文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奉党组织指示，他以湖南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身份回到益阳，公开领导农民运动。高文华组织的第一个重大活动就是1926年元宵节的诉苦灯会。他组织农会会员到县城耍龙灯、发传单、开展演唱活动，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这次诉苦灯会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对掀起工农运动的高潮起到很大作用。随着工农运动的深入开展，益阳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1926年3月，中共南湖支部成立，高文华任书记。11月，全县7个镇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当地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纷纷投入革命洪流。
在这些革命活动中，贾琏成为高文华的得力助手。她积极参加各项革命活动，探消息、送情报、贴标语、发传单、管理账目等，经受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1926年11月，贾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她被选为益阳县妇女代表，出席了在长沙召开的全省妇女代表大会。为响应省委号召，她丢下不满两岁的大女儿和刚出生九个月的二女儿，走出家门，全身心投入到革命斗争中。
1927年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到处张贴告示，悬赏捉拿共产党。高文华被通缉，并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临危不惧，沉着应对，一方面将党的工作转入地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另一方面四处奔走，设法寻找党组织。1929年3月，在贾琏的支持下，高文华到达党中央所在地上海，终于恢复了与党组织的联系。高文华的心里说不出的激动。他奉命参加中央党校培训后，先后担任阳夏区（今武汉汉阳）区委书记和鄂南特委書记。贾琏从益阳带着孩子来到丈夫身边，以“家庭妇女”的身份掩护党的机关和革命活动。
1930年12月，汉口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高文华夫妇回到上海。高文华按照党的指示，在中央组织部工作。
化装商人家庭隐蔽天津
1934年11月，上海党组织被破坏，高文华根据党组织安排转移到天津。1935年2月，高文华奉命担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他和贾琏带着孩子，以家庭为掩护，在天津市和平区营口道三德里21号办公和居住。高文华化装为商人，通过“谈生意”，与省委机关其他负责同志研究工作，接收和传递信息。贾琏则以教师身份作掩护，负责机关的财务工作。为了显示“商人家庭”的富有，他们把蘑菇浸上油挂在屋外，还在墙上挂了一块腊肉，装点门面。孩子们也积极为夫妻俩开展革命活动打掩护。一旦发现有陌生人靠近，孩子们就在门口玩“跳房子”，以此提醒屋里的同志注意安全。在家庭的掩护下，河北省委机关得到保护，党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1935年5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共河北省委兼管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负责河北、河南、陕西、陕北、绥西、东北、北平及天津等地区党的工作。当时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主要由中共中央供给。党中央和红军开始长征后，河北省委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党的经费没有了来源。那年，华北又遇大旱，赤地千里，资金筹措相当困难。高文华在设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的同时，带领其他同志下乡筹钱粮。他还派人在北平、天津等地发起募捐，但效果不太理想。因经费短缺，北方局工作难以为继。
为减少经费支出，贾琏处处精打细算，特别是对家庭开支压缩又压缩。高文华常常几天难得吃一顿饱饭。由于长期饥饿和过度劳累，他患上肺結核，经常吐血，需要营养。因为没钱看病，只能每天喝盐水杀菌。眼见高文华日渐消瘦，贾琏心里特别着急。两个女儿总是跟在她身后喊：“妈妈，饿。”贾琏望着墙上的腊肉，默默流泪。她想，如果把这块肉煮了吃，丈夫也许就会很快好起来，女儿也不会总喊饿了。但这块腊肉是用来摆阔气、装门面的，是他们“商人身份”的象征，关系到党的工作能否顺利开展，不能吃掉。很快她打消了这个念头。她告诉自己，腊肉坚决不能动，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下去。两个女儿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捉了蝗虫烧着吃。贾琏知道后，非常担心暴露身份，一气之下，她把孩子拉进屋里狠狠地打了一通，再三嘱咐她们，商人的孩子不能吃蝗虫。
鬻儿筹集党的经费
机关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交通员没有出差费，房东天天催缴房租，有的同志已经饿得无法行动，家里已经没有一件可以拿去变卖的东西……但党的工作还要正常进行。该去哪里弄些经费呢？望着熟睡中的孩子：两个女儿、一个6个月大的儿子，高文华和贾琏忽然想到了主意。考虑到旧社会女孩卖不了几个钱，而且被卖后就是掉入火坑，夫妻俩决定把儿子卖掉，解决目前的困难。摸着儿子的小脸，夫妻俩心如刀割。为了党的事业，他们只能选择牺牲亲情。他们相信儿子长大后会理解他们今天所作的决定。
就这样，贾琏在中间人的介绍下，一个人带着孩子到了唐山，以五十块大洋的价格将孩子卖给了一个中年妇女。用孩子换来的钱，加上其他同志筹集到的零星收入，勉强维持了北方局和河北省委近半年的开支。在这期间，北方局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掀起了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高文华夫妇为革命卖子的事情，除了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几个负责人知情外，大部分人不知道。1936年下半年，高文华夫妇离开天津，为革命到处奔波，一直没有机会去找孩子。后来，他们曾多次托人寻找孩子下落，却被告知孩子在三岁时病死了。夫妻俩把伤痛埋在心底，继续为党忘我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高文华先后任湖南省委副书记、轻工业部副部长、水产部副部长等职务，贾琏先后在长沙电厂、北京电信局、水电部水文局担任领导工作。夫妻二人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1981年4月，贾琏因心肌梗塞去世。临终前，她嘱咐家人将她平时节省下来的一万元存款全部交给组织，作为最后一次党费。党组织为她拟写的追悼词，第一次公开了高文华夫妇当年用孩子换取党的活动经费的事情，在场的同志无不动容。1994年1月，高文华在北京病逝。他唯一的遗嘱，就是将自己一生从政的全部工资积蓄两万多元交给党组织，献给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党的事业。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朱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