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共赢：从电影《岩中花树》展望民族影像的未来景观
曾珍+张金尧
电影《岩中花树》是肖江虹先生继电影《百鸟朝凤》之后的又一力作。作为《百鸟朝凤》的编剧，肖江虹先生本次担纲编剧兼导演，以独有的故土情怀与文化担当通过影像再现了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被贬谪至黔、龙场悟道的故事。
电影《岩中花树》作为传承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影像抒写，与《百鸟朝凤》一同引发了我们对民族文化影像传播的深思，这种思索不仅涉及创作，还涉及政府支持、媒体宣传、市场助力、学术科研、人才培育等方面的系統工程。要厘清这些问题，还要从民族文化的影像抒写谈起。
一、 视觉景观：传承民族文化任重道远
电影《岩中花树》所讲述的王阳明“悟道”实际上是将大众较为陌生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以影像这一大众媒介实现普及的一次尝试。该片与《百鸟朝凤》一样，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底色，这可以看作是肖江虹先生的创作风格。
在“民族文化之影像抒写”这一问题中有两个关键词，其一，是“民族文化”，这是电影传播的核心内容，也是一个老生常谈却尚无定论的学术称谓。我国的民族文化范畴十分广泛，可从历时性与共时性来把握：一方面，从历时向度讲，民族文化包括了几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岩中花树》中阳明哲学和《百鸟朝凤》中的唢呐艺术；包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先进文化，比如电影《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和近期的《建军大业》；包括了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些文化沉淀在中国人的血脉中，成为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从共时向度讲，民族文化是56种民族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形成的民族文化。在电影创作上，也有许多家喻户晓的少数民族影片，如《刘三姐》《阿诗玛》《五朵金花》《嘎达梅林》《青春祭》《鼓楼情话》《猎场扎撒》《盗马贼》《红河谷》等，这些影片的创作与传播正是我国“多元一体”民族文化格局之影像投射。
第二个关键词，即“影像抒写”。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的“视觉转向”悄然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视觉艺术的本体是影像，影像在现象学那里被赋予“构成”的涵义，即影像不单纯是“表象”，而是影像表述和理解世界的范式。所以，影像媒介成为媒介主流意味着优秀民族文化必须学会借助影像才能获得最佳的大众传播效果，同时也意味着优秀民族文化在语言范式与符码范式上需要转向影像思维。需要指出，在视觉景观的构建中，我们必须处理好一个重要问题，即“魂”与“体”的关系，比如，为了使阳明“心学”在视觉文化时代实现有效传播，首先需要电影创作者做足哲学与历史功课，把握阳明思想之“魂”，然后需要以影像传播规律与大众接受习惯来结构影像符码。在这一过程中，如若有所偏颇，要么会使影片变成王阳明思想之“看图说话”，令大众费解，要么会使影片沦为大众娱乐产物而尽失“心学”之“魂”。所以要执两用中，不得偏废。从传播效果而言，不论是《百鸟朝凤》还是《岩中花树》选择以影像方式传播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确为明智之举。
二、 创新引领：“双效合一”之枢机所在
（一）《百鸟朝凤》与《长城》：两大属性之博弈
“一代之兴，便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电影作为当代大众传播的“一代绝艺”，承载着传播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使命。在过去的2016年，民族影像传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电影现象：一是“《百鸟朝凤》现象”，众所周知，为了解决影片院线排片问题，“方励下跪”引起了文化界的轩然大波，学界、业界、观众的目光纷纷聚焦于《百鸟朝凤》，最终证明了该片是一部艺术性与思想性俱佳的作品；二是“《长城》现象”，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长城》在资金支持、演员阵容、前期宣传、院线排片等方面占尽天时地利，却唯独缺了“人和”。该片采用中国元素讲述了一个好莱坞“勇斗怪兽”的故事。学界、业界和观众都普遍诟病《长城》没有表现出“长城精神”与“中国精神”，一言以蔽之，该片一种是“能指”的“狂欢”与“所指”的“缺场”。
电影生产作为一种文化生产，具有文化与经济的双重属性，因此需要把握好“两点论”与“重点论”。马克思确实有过论断，即“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方面来说，如艺术、诗歌，是死敌”。然而，既然秉持辩证唯物主义，就不能在理解这一问题时陷入绝对化。艺术具有超功利特性，是文化生产中文化属性的表征；资本之本性即逐利性，体现的是文化生产之经济属性，二者均要兼顾。当然，二者并非平分秋色、等量齐观，作为涉及审美意识形态的一项事业，文化属性是文化生产之根本属性，也是维系生产的根本动力。这是因为，诸如《长城》此类的作品缺乏艺术感染力，难以宜人性情，最终为大众所诟病抛弃，长此以往便难有市场的立锥之地。相反，《百鸟朝凤》虽然在市场策划与前期宣传上有所不足，但是一旦为大众所接受，形成“品牌”，则会发挥出巨大的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这便是“双效合一”。
（二）《岩中花树》之思：如何走向“双效合一”
就《岩中花树》而言，要实现“双效合一”，一方面要精准市场定位。市场由供求双方决定，从供给侧讲，《岩中花树》的生产属性应为“大众文艺片”和“文化教育片”，既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与一些晦涩难懂的小众艺术电影和宣教色彩浓重的教育片区别显著；从需求方讲，《岩中花树》适合知识分子阶层与高校学子观看，不妨循序渐进，先由文化管理机关组织上述人群欣赏，获得良好口碑后再实行市场推广，拓展市场空间则水到渠成。另一方面要强化“影像互动”意识。《岩中花树》是一种电影言说，那么关于影像传播还有电视与网络，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多屏互动”的崛起，宣传“阳明文化”不妨采取类似“讲坛演说”的电视节目、网络节目或者王阳明题材的纪录片、电视剧、网络剧与电影《岩中花树》形成“影像互动”，从而引起国人学习阳明“心学”与民族文化的热潮，这既能净化文化氛围，也能开拓市场空间。
“双效合一”作为《岩中花树》及后续创作的一条兼具学理性与可行性的道路，要想兼顾艺术创作和市场开发，人才培育是枢机所在。我国有关文艺创作与文化产业的人才培育有过多年探索，但是从业界来看，这些人才走上工作岗位后，其思维方式趋向单一化、孤立化，要么是较为纯粹的艺术思维，孤芳自赏，要么是较为彻底的商业思维，唯利是图。特别是近年来“资本统治文化”的现象愈演愈烈，许多创作者从思维的一端走向另一端，开始为“唯票房、唯收视率、唯点击率”摇旗呐喊。这种现象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思维在业界的表征。
《岩中花树》在题材选择和故事表达上可圈可点，后续创作也应对阳明哲学的影像表达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曾几何时，“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详细论述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我们重温毛泽东的《讲话》便会发现，毛泽东的‘普及与提高的落脚点应在于‘提高……此次习近平的讲话（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北京文艺座谈会）也坚持了以‘提高为最终目的这一思想……列出了‘普及——提高——更高阶段普及直至最终提高的公式”。[1]可以说，“普及与提高”是包括《岩中花树》在内的民族影像探索走向“双效合一”的重要经验。普通大众对阳明哲学较为陌生，要引起大众对于王阳明历史文化的兴趣，从“心学”中获得人生智慧与审美趣味，要先解决“普及”的问题。《岩中花树》穿插了刺客的暗杀线索，这一戏说情节既符合明代宦官滥杀忠良的历史逻辑，也强化了戏剧张力与叙事悬念。这是一种以“提高”为目标的“普及”。本片选择了阳明“心学”之龙场“悟道”这一标志性事件展开叙事，并以黔地的秀美山水来映衬“心学”所蕴含的飘逸、空灵之美，可谓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观众认识历史与获得审美的一次“提高”。《岩中花树》的许多主创人员来自贵州师范学院，这些师生在参与创作的同时，已经自觉地践行了“普及与提高”的彼此融合，使《岩中花树》中的王阳明既没有成为高高在上、仙风道骨的“世外高人”令人难以接近；也没有为了满足猎奇之需而极尽戏说之能事，使王阳明形象沦为虚无主义的“历史涂鸦”。这正是以电影创作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单一思维回归“普及与提高”之辩证思维的一次探索。
（三）走出困境：“创新引领”蕴含“票房奇迹”
要想摆脱这一困境，发挥超功利与逐利性两种对立思维的各自优长，在人才培育上除了要建立“普及与提高”的辩证思维，还亟待培养人才的“创新引领”能力。这是由于，只有具备创新能力，形成精品，增加产品的高附加值，通过变现实现高附加值，才能实现作品对市场与创作的双重引领。有一个经典案例，即“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蔡楚生在20世纪上半叶创造的“票房奇迹”。蔡楚生创作过两部彪炳中国电影史册的作品——《渔光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其中，《渔光曲》是首部中国荣获国际大奖的作品，1935年该片于莫斯科摘得“国际电影展览会之荣誉奖”；《一江春水向东流》不仅当时轰动中国影坛，而且在世界影坛也有重要地位，夏衍曾称赞该片为“中国电影新发展途程上的一支路标”。两部作品一经问世便创造了“票房奇迹”。“《渔光曲》上映84天，仅主题歌唱片销量高达10万张，一时间《渔光曲》同名主题歌红遍大江南北；《一江春水向东流》则在上映的3个多月收获了712874人次的观众，创下20世纪40年代国产电影票房的最高纪录。”[2]
蔚为大观的“票房奇迹”折射出蔡楚生的三大创作经验：一是在思想内涵方面，紧扣时代脉搏，触动社会神经，引起精神共鸣；二是在艺术审美方面，情节曲折动人，人物个性鲜明，画面制作精良。艺术是以个性对抗共性，在或然律中洞悉必然律的一方圣地，这种个性与或然律正是作品创新性的集中体现；三是在艺术性与思想性的“两性统一”方面做到了“有艺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艺术”之完美熔铸。作品的创新不是天马行空与肆意涂鸦，而是要以深刻的思想内涵作为精神底色，方能焕发出艺术生机，同时又须将这種精神底色以审美的手法得以呈现，实现一种润物无声的精神洗礼与灵魂净化。应该说，蔡楚生作为中国电影的先驱，真正实现了“创新引领”，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反映了社会问题，不仅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也经受住了市场考验，获得了丰厚的市场利润。我们之所以缅怀前辈，就是要承其遗志，借鉴其“票房奇迹”的宝贵经验，结合时代特征，在新时期的电影生产大潮中实现“创新引领”与“双效合一”。
三、 未来格局：“四位一体”的共赢之路
从“创新引领”到“双效合一”涉及到政府、市场、高等院校、研发机构四大主体。这四大主体理应各司其职又相互协同，才能保障电影生产“双效合一”的实现。
一方面，须要明确四大主体的职能是构架“四位一体”共赢格局的关键。其一，作为政府，是文化发展规划的制定者，也是财政支持的供应者，更是文艺创作与市场运行的督导者。在当前追求视听之娱的商业电影独占鳌头的局势下，如何推出具有文化养分与审美价值的优秀艺术作品，政府的组织功能与财政作用至关重要。通常，类似《百鸟朝凤》与《岩中花树》此类传承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电影往往容易获得政府支持。其二，作为市场，既是创作资金的主要来源，也是文化价值变现的重要通道。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自然不能让文艺沦为“市场的奴隶”，然而可以基于文化产品之无形资产与高附加值特性充分发挥市场优势，为我所用。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资本循环过程中，“货币资本”是否雄厚直接决定着研发阶段“生产资本”的附加值高低，同时，这种附加值又决定着“商品资本”转化为新的“货币资本”之难易程度。《百鸟朝凤》是一部艺术佳作，但经历了“方励下跪”事件后，也应当总结经验，做好市场规划与宣传工作，增强其传播力度。其三，作为高等院校，可以发挥学术项目资源优势，采取“以项目代培养”模式，同步提升学生的理论与实践素养。影片《岩中花树》便是一次教学项目的合作创新，该片主演之一的吴钟淼系贵州师范学院学生；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吴俊不仅是联合出品人，而且在片中担任重要角色；该片制片人系文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负责人娄立原；此外，由文学院学生创办的贵州空白映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联合制作。其四，作为研发机构，是作品的孵化基地，直接决定着作品的附加值与变现前景，决定了文艺作品能否发挥出良好的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相较于前三种主体，研发机构既是产品“孵化地”，也是主体“枢纽站”，使“政—产—学—研”围绕研发这一中心环节彼此协同，发挥功效。《岩中花树》作为一种探索，初步尝试了跨界合作，是一次较为成功的研发“实验”。
另一方面，不妨从空间与时间维度来初步做一些构想。在空间维度上，可以尝试构建“民族影像传播孵化基地”，由政府相关机构、银行、担保机构、相关院校、艺术团体构成，在明确彼此的权、责、利后制定相关的合作文件，并进行选址，建设基地。政府、市场、高等院校、研发机构在既定的运行机制中形成一种空间互动与协同关系（如图1）：由“民族影像传播孵化基地”组建“高校民族影像传播学会”，根据具体项目组织各大院校教师进行研讨，提出项目实施方案，并推荐学生参与项目的科研与实践，这是基地的“软环境”营造；同时，由基地来建设“民族文化传播生产园区”，这是基地的“硬环境”支撑。
在时间维度上，理应建立长久合作机制，树立文化“品牌”。长久合作机制的维系一方面需要权、责、利的明确划分，另一方面也需要源源不断的优质民族影像文化项目，这需要各方主体本着“合作共赢”的宗旨发挥各自优势，开掘项目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品牌效应也将逐步显现。电影《岩中花树》通过描摹“龙场悟道”来宣传“阳明文化”与“心学”思想，还可以陆续借助媒体报道、学术会议、学术刊物、图书出版、奖项设置等辅助手段从地区到全国逐步产生品牌效应，从而开发相关题材的影视剧、网络剧、相关节目等“贵州阳明文化系列”产品，乃至开发博物馆与主题公园等旅游产业。总之，在实践中探索，在经验中前行，相信通过“四位一体”跨界共赢格局的构建，民族影像恢弘的未来景观终将实现。
参考文献：
[1]张金尧.两次文艺座谈会的“经权”思想比较[J].社会科学战线，2015（2）.
[2]仲呈祥.想起了蔡楚生的“票房奇迹”[N].人民日报，2006-0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