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座城池》看文学影视化过程中的形神取舍
翁祺 孙梦诗
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文字与影像从来不能等同看待，想要把静态的文学作品所隐含的意义生动地表现出来，不仅需要对原故事情节无比熟悉，更需要对其进行适宜影视的改编。书籍与电影想要做到合二为一，没有付出极大的精力与大量的改编、还原、尝试，是不可能成功的。2013年，改编自韩寒同名小说的电影《一座城池》正式上线。影片由80后新锐导演孙渤涵执导，北京泰丰懿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房祖名担任主人公林夕一角，王太利担任健叔一角。该影片围绕着桀骜不驯的80后青年，讲述了两个青年利用传播网络病毒谋取利益，被学校开除后不务正业，最后从一座城池逃亡到另一座城池的故事。作为导演的孙渤涵对这部处女作给予了很大的期待，但电影上线后却反响平平。本文认为，从《一座城池》上可以窥见文学改编作品的艰难之处，并将其与电影《七月与安生》进行对比，分析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編。在改编的过程中，鉴于文本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提取文本的灵魂，而非原封不动的还原。
一、 有声小说式的影像还原
文学作品的改编之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对原作的熟悉，这包括了对原作的领会与对情节的熟谙。为了说明《一座城池》的电影之所以反响平平，需要先看其原作小说。从小说来看，《一座城池》的文字充满着韩寒式的幽默，以及对社会的普遍质疑，整体色彩低调暗沉，通过主人公的苦闷颓废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虚无态度。整个故事以“我”（林夕）和“健叔”（林夕的学长）为视觉中心，以时间的发展为序，讲述了我、健叔与大学同学由于利用传播网络病毒谋取利益而被学校开除，肄业后的我与健叔又因生计问题参与群架事件，在群架中误以为自己失手杀人，急忙从上海逃亡到一座小城镇，然而在新城市中也是无所事事到处游荡。中间还穿插着健叔对于女友的思念，一些支线的相关故事等等。最后主人公午夜梦回之间终于醒悟要回去自首，最终发现是一场乌龙，但最终两人不过是回到了原来的城市继续游荡。
在书中，韩寒借“我”和健叔直指现如今行尸走肉般的年轻人。韩寒本人也曾表示过，《一座城池》在故事情节上是不够严谨的。尽管如此，在文学上，事不成事，却并非不可用。韩寒可以通过他特有的冷幽默、叙事方式与文学技巧来制作作品。这样的优点，也在影像作品中有所体现。
第一，作品几乎还原了小说之中韩寒的冷幽默与讽刺，某种程度上来说，作品整体所呈现的枯木般的气质，恰恰反映了所要表达的青年群体的迷茫。第二，在作品中穿插进漫画式的创意表达，将整体性的碎片化故事连接起来，转移观众的注意力，让影片看起来有了些变化。在作品中插入动画表达的例子早已有之，举例来说，电影《守望者》中便出彩地运用了一系列不同的动画片段，借助于动画自身的隐喻表达，使观众对影片的主题有更好的理解。在《一座城池》中，反复出现主角徘徊、游走在出不去的城池之中的动画。也许，这也正是导演所要直接传达给观众的体会——荒诞而又迷茫。
要将一部零散的长篇小说转化成为电影，需要依靠导演的功底来将该作品进行重新解读。但《一座城池》这部电影对原著的诠释却令人生疑。从一开始，电影的自我定位多少有些奇怪。其在宣传中，标榜自己是爱情电影。但在电影《一座城池》中，关于爱情的元素更多的是作为年轻人的某种共性而呈现的，通过为数不多的镜头，讲述了年轻人对于爱情的思念和迷茫，但由于没有太过深入的刻画，反而变成了一个普通的符号而已。同时，由于忽略了电影与文学间的差别，在改编的过程中，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情节缺乏戏剧所应有的矛盾与冲突。这是因为作品过多的运用了独白，从而人物就宛如提线木偶一般，观众感受不到其鲜活的感情，只看到了“迷茫”的脸。
在《一座城池》中，导演原封不动地将该部小说直接影视化，大量片段依托旁白推进电影剧情，这本是电影的忌讳，在电影工作者的眼中，内心独白是最有价值的工具之一，如何正确运用是一门学问，它可以打破影视的第四面墙，使影片直接与观众对话。但影片几乎原封不动地还原了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并试图单纯地依靠独白来推进故事的发展。从这点上，影片仅仅得到了小说的形（故事和台词等），但却失去了小说的神。之所以说其得形而忘神，是因为《一座城池》中声音的4/5，几乎全是由房祖名所饰演的“林夕”对故事进展的介绍和人物内心的想法。观影的过程中，与其说是在看电影，不如说在听一部有声小说更为恰当。对于这样频繁使用人物独白来推进剧情的策略，这可能是因为导演试图通过“林夕”更多的与观众交流。但这种交流的效率还是要打一个问号。
除此之外，由于独白的过多运用，演员自身的表演、影像的镜头语言仿佛就变得无足轻重了。作为另一位主演的王太利，在老男孩中演技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尽管自身的形象与影片设定的20岁多少有些出入，但他的精彩表演还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由于影片以独白为侧重点，使得他的表演未免有些明珠暗投了。
《一座城池》在小说影视化的过程中，只做到了“形”上的相似，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神”。但是在小说影视化的过程中，其实真正重要的应当是取其“神”。为了说明这一点，下文将《七月与安生》同《一座城池》作为对比进行论证。
二、 取其神而舍其形之道
从电影的发展路程上看，某种程度上，整个电影的发展之路也可视为文学之路。绝大多数名气高涨的作品都会被改编进而搬上影坛。从近代中国影视业恢复伊始，被选择的文学作品一直与社会的整体氛围相关。例如20世纪20年代，多选择当时流行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乃至侦探小说。之后顺着影视业的回暖以及改编作品的成功，许多经典名著也纷纷加入这股热潮。新中国成立后，主旋律题材被大力扶持，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文学作品与电影可谓是密切相关，它为当代的电影发展提供着各种天马行空却又紧贴生活的题材。改革开放之后，物质水平的提高让大部分青年人对生活充满着愈发深刻的思考，于是对应青年人精神状况的小说呈“井喷”状被大量搬上银幕。在2016年，较具有代表性的当属《七月与安生》，从影片所呈现出来的票房与影片故事便不难看出将可读转化为可视，其改编不亚于进行一台精密的“外科手术”。
与任何一种形式的创作一样，制作人员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作不同程度的变动，直接将作品文本进行复制粘贴继而引上大屏幕。本文认为，成功改编一部文学作品至少需要达到三点，这三点呈递接关系。分别是：（一）正确接受原作的思想与相关释解；（二）用影视化的角度解读、分析；（三）利用电影拍摄手法等技巧准确传达精华部分。
在文学家的笔下，往往能将某个角色、风景、氛围等细节通过语言的修饰呈现出深度。而如何将文字达到的效果在转变成电影的同时也蕴含强大的情感力量是每一個导演需要思考的部分。但过多地纠结于此，却反而因小失大了。因为电影也是一个故事，需要有一条明确的主线呈现。在主线之外导演根据自己能力增加暗线与分支这都是加分之处。《七月与安生》便是一部成功的改编之作，该电影从小说中提取主线，以悬念为开始，大量删减了男主角的戏份，在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之内，强化两个女主角的冲突与对抗，由此带出影片的中心内容以及作者和导演想表达的思想，两个女生拥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一个乖巧懦弱，一个叛逆张扬。而在影片末尾，乖巧的学会了独立，叛逆的学会了理解，电影节奏规整而有新意，叙事明确，过渡自然，观众看着她们的人生，感受着她们的心灵成长。
由此相比，《一座城池》只能望其项背，原著本身的写法便极为散漫，不似其他小说情节紧凑。导演非但没有将原著进行全面改编，给予作品主线，反而直接将缺乏叙事脉络的小说原封不动地照搬上去，仅仅将结尾进行改动，给主角来个“浪子回头”的主旋律结尾。这暴露出，导演并不熟悉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的本质性差别。文学作品，借由文字传达一切的信息。但是，如何将文字的信息，转为为影像的语言，并且适宜于90分钟的影像，就是另一件事了。
最后，不同的文学作品也具有不同的改编难度。举例来说，日本作家筒井康隆的封笔之作《红辣椒》（Paprika）就曾被称为不可能改编的名作，直到今敏的出现，才将这部作品改编成功。饶是如此，今敏所呈现的影像和原有的小说相差还是很大，但依旧得到了原作者的赞扬。这是因为，今敏在改编过程中，对原著精华的提取的同时又加入了自我的理解。同样的，在《七月与安生》之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而退一步说，即便都是文字，小说和作为影像基础的剧本，也有着相当的区别。所以，在改编的过程中，完全的还原有时候不见得是好事。
结语
大量面向当代青少年的创作预示着这类电影的欣欣向荣。数据表示，似乎只要将影片定位于面向青少年便可保证票房，于是乎，受众最贴近的且自带粉丝基础的青少年小说便受到许多电影工作者的青睐。但盛荣之下必有泡沫，青少年这个概念被盲目消费，通过《七月与安生》发现，影片的成功得益于表达出了青少年这一年龄段的疼痛、伤痕、迷茫。而影片如何在表现这种迷茫不安的同时，又给予观影对象人生启示，其实是值得电影从业者仔细思考的问题。同时，文学与影视有着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两者有着本质区别，利用影视的方式，生动形象地传递原作的思想是文学改编电影需要衡量与把握的关键。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在被改编成为一部电影时，必定需要进行相应的舍弃和添加，将原作的独有特质利用图像呈现出来必定不能照搬，否则结果只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本文并非有意指责《一座城池》，正如前文所说，该作品在改编上，依旧有其亮点所在。最为关键的是，它毕竟还是抓住了作品粉丝所期望看到的东西——幽默与吐槽。但是，也许是由于改编难度的原因，电影在某些方面还是不尽人意。但是，《七月与安生》这样优秀作品的出现，也许就是在吸取失败教训上所产生的。在市场的发展之中，失败多少不可避免，尽管有时未免难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