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东夏国乱世立国的原因

    孙田

    摘要：1215年蒲鲜万奴建立东真国，东移后改号东夏。东夏国处于蒙古、高丽、金、耶律留哥政权几大势力之间。蒲鲜万奴凭借发展国家经济、完善政治制度、精明的外交策略以及利用所处地理优势等方面，使得东夏国得以立足于乱世。

    关键词：东夏国； 蒲鲜万奴； 蒙古； 高丽

    金末元初，金将普鲜万奴趁蒙古攻金的动乱之时，建立大真国（后改称东夏国）。东夏国面积广阔，南毗高丽，北接蒙古，西有金国及叛金辽将耶律留哥政权，本文就蒲鲜万奴为何能够在严峻的周边环境下立国等问题进行深入探析。

    一、地理位置非兵家必争之地，减少战争冲击

    关于东夏国疆域，学术界争议较大，大致有四种说法：日本学者池内宏认为东夏国辖境大抵相当于金曷懒路全境，即所谓东海之地；金毓黻先生则认为东夏疆域包括金曷懒路、胡里改路、恤品路、金上京会宁府；王健群、张博泉和李健才诸先生认为，其辖境应包括金曷懒、胡里改、恤品三路，只是辖境内所划行政区域不同，王健群认为东夏疆域应是海兰江、绥芬河、牡丹江三条江河流域连接的广大地区，而张博泉、李建才两位先生则认为东夏疆域包括金曷懒路、恤品路以及胡里改路北部。李治亭先生认为东夏国疆域包括今绥芬河、图们江、海兰江、牡丹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同时也应该包括濒临日本海的今俄罗斯滨海地区，以及朝鲜咸镜南北两道地区。笔者比较认同此观点。

    东夏国东部疆域即今天的日本海。《元史·木华黎传》记载：“咸平宣抚蒲鲜等率众十余万，遁入海岛”。《蒙兀儿史记》记载：“冬十月，万奴来降，以其子帖哥入质。既而杀蒙兀所置辽东行省右丞律捏儿哥，复叛去，帅众十万栖遁海岛。”蒲鲜万奴率众逃亡海岛，可知海岛所在位置应该离东夏国不远，由此可推测这里的“海”指的是所滨之海日本海。东夏国南部疆域应该到达今朝鲜咸镜北道稳城一带。据《高丽史·高宗世家》记载高宗十一年（1224年）东夏曾出使高丽，要求开放高丽定州为榷场。高丽十四年（1227年）九月，东夏骑兵曾袭击高丽的定州、长州。据考证，定州就是今朝鲜咸兴西南的定平，长州则位于定州南五十五里。由此可推测，定州、长州在高丽高宗时代还是高丽的领土。东夏南部与东夏北部的衔接地正是今朝鲜咸境北道稳城一带。东夏北部边界大抵到达今松花江下游。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松花江流域先后发现多枚东夏官印，1977年出土于黑龙江省依兰县天泰四年的“监造提捏所印”，1970年和1984年出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的“夺与古阿邻谋克之印”、“副统之印”，均可证明此推断。1987年出土于吉林省镇赉的“行尚书六部印”（背刻“天泰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造”）将东夏国西部疆域扩展到吉林西北地区。

    东夏国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再加上东临日本海，一旦被敌人包围根本无路可退。对蒙古而言，灭东夏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东夏建国之初，蒙古进攻的中心是金、西夏和中原地区，无暇东顾，因此不急于灭之而后快。不久，蒙古大将木华黎调往中原，成吉思汗率军西征，使蒙古在东北驻军空虚，实力的天平倾向东夏。而此时的金朝已经到了统治的末期，国力日渐衰微，根本无力对东夏采取大规模的将其灭亡的战争，耶律留哥虽然很想灭东夏壮大自己实力，但无奈也是新建立的政权，一定程度上还得依靠蒙古，与东夏势力相当，不能一举将其歼灭，而与东夏国相邻的高丽根本没有扩张是野心，因此蒲鲜万奴的东夏国就在即复杂又矛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二、经济繁荣为领土扩张提供保障

    东夏国所统辖地区历经渤海、金两朝的开发与经营，已经具备较完整的经济部门和比较扎实是经济基础。渤海国汉化程度极深，逐渐采用中原生产方式，经济较为繁荣，史称“东海盛国”。“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龙州之紬，位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丸都之李，乐游之犁。”[1]渤海国已经形成了农业、手工业、渔猎业、畜牧业等生产部门。辽灭亡渤海国后，将渤海遗民迁移到辽河流域，不久，松花江中下游的女真人南下，占领这一地区。金建国以后统治者采取屯田和移民等政策加强对该地区的管辖。天会九年正月戊申，太宗“命徒门水以西，混瞳、星显、僝蠢三水以北闲田，给曷懒路诸谋克。”[2]足见当时金统治者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金末，国力日渐衰微，蒙古崛起，金宣宗将女真人以猛安谋克的组织形式移往河南中原地区，但此地的农业发展仍然显著，“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五路，每岁税收粟二十五万五千余石，所支者仅六万六千余石，总其见数二百四十七万六千余石。”[3]蒲鲜万奴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沿用金朝猛安谋克的组织形式继续发展，取得的经济成果十分显著。二十世纪70年代在牡丹江流域先后发现了表示东夏国统治时期粮仓的官印，分别是海林县出土的“术火仓之记”印背刻“泰和元年正月礼部造”，依兰县出土的“会州广盈仓印”背刻“大同四年九月日礼部造”，“泰和”“大同”分别是东夏国对蒙古臣服前和臣服后的年号，由此可知东夏国曾设专门官职、机构掌管农业。

    冷兵器时代，骑兵是最具杀伤力的作战形式之一，作为马上民族的女真人极为重视养马事业。《高丽史》就有东夏国骑兵多次袭击高丽边境城市的记载，骑兵规模由最初的二三百发展到后来的三千。除此以外，珲春干沟子山城出土的车輨，延吉城子山山城出土的马蹬、车辖等遗物都证明马匹饲养在东夏国的发展。东夏国的贸易业比较发达，贸易对象主要是与之毗邻的高丽，东夏高丽两国曾在青州、定州互开榷场，以换的自己所需要的物资，吉林城子山山城出土的铜钱就达三十多种。衡量工具铜码大量产生，经济发展。

    三、精明外交，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

    东夏国可以在几个大国、政权的夹缝中求得生存空间，离不开蒲鲜万奴精明的外交手段，表现为：假臣服蒙古，争取高丽，挑拨蒙古与高丽的关系。

    蒲鲜万奴作为金将领时与蒙古军队先后交锋三次，分别是1121年野狐岭之战、1213年迪吉脑儿之战、1214年归仁之战（后两次留哥引蒙古军为援军），均以失败收场。蒲鲜万奴建立的东夏国是叛金的结果。一开始就受到金的仇视，如完颜承裕之女阿鲁真在知道父亲被万奴所擒的情况下也不愿意投降，继续抵抗，使万奴最终放弃上京，失利而去，“阿鲁真，宗室承充之女，胡里改猛安夹谷胡山之妻。夫亡寡居，有众千余。兴定元年，承充为上京元帅，上京行省太平持承充应蒲鲜万奴。阿鲁真治废垒，修器械，积刍粮以自守。万奴遣人招之，不从，乃射承充书入城，阿鲁真得而碎之曰：‘此诈也。万奴兵急攻之，阿鲁真衣男子服，与其子蒲带督众力战，杀数百人，生擒十余人，万奴兵乃解去。后复遣将击万奴兵，获其将一人。诏封郡公夫人，子蒲带视功迁赏。”[4]在万奴东征西讨之际，耶律留哥联合蒙古军队攻陷万奴的基地东京并俘虏了万奴之妻李仙娥，此时的万奴以陷入绝境，不得不率部东移到曷懒路、恤品路一带，并臣服蒙古，以其子帖哥如蒙为人质，蒙古同意，东夏终于得到喘息的机会。

    从蒙古方面来讲，蒲鲜万奴的东夏国是从金国分裂出来的，开始就与金国势同水火，这对于正在进攻金国的蒙古而言是件好事。万奴率部东移到曷懒路、恤品路频临高丽，东夏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牵制高丽，因此当万奴表示臣服的时候，蒙古一改往日强硬态度，同意了万奴的归附。

    万奴对高丽结交的同时又挑拨高丽与蒙古的关系。1224年东夏趁蒙古西征无暇东顾之际叛蒙，同年向高丽派遣使者，挑拨蒙高关系，并希望与高丽开榷场进行贸易。“戊申，东真国遣使牒二道来，其一曰：蒙古成吉思汗师老绝域，不知所存，讹赤忻贪暴不仁，已绝旧好；其一曰：本国于青州，贵国于定州各置榷场，依前买卖。”[5]为使蒙古与高丽断交，万奴将蒙古派往高丽的使者在回国途中杀害，并嫁祸给高丽，使蒙古与高丽断交。“癸末，蒙古使离西京，渡鸭绿江，但賫国赆、獭皮，其余布等物，皆弃野而去，中途为盗所杀。蒙古反疑我，遂与之绝。”[5]如果蒙古使者真是被盗贼所杀，为何不抢走贡品反而“皆亲野而去”，此可知蒙古使者不是被盗贼所杀。更不可能被高丽所杀，因为高丽是蒙古的藩属国，在这期间一直恪守本分，向蒙古按期缴纳贡品，即使是后来蒙古与其断交之后，高丽君主也曾多次书信给蒙古，解释这件事并断定是东夏所为，因此，笔者推论：蒙古使者被杀和高丽没有关系，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万奴所为，以此达到离间蒙古与高丽的目的。蒙古与高丽断交后，东夏不断派兵袭击高丽边境和州等地，直到1233年蒙古将其灭亡，可见东夏在该地区势力的增长。

    四、完善制度，稳定社会

    东夏国是从金朝分裂出来的政权，因此各项制度沿用了金朝旧制并有所发展。中央除了最高领袖“天王”外，还设有丞相和六部。“天王”相当于君主的地位，天王的地位虽然没有得到金朝的承认，却得到了蒙古和高丽的认可。蒙古元帅就曾对高丽将领说：“果与我交好，当先遥礼蒙古皇帝，次则万奴皇帝。”高丽宰相俞升旦写给东夏国的信中有“东夏国王”“东夏国王殿下”的字样，可见东夏国得到了蒙古、高丽的政治认可，蒲鲜万奴在国内和国外也具有相当高的威望。天王之下设有丞相，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是王浍，也有人认为是王贤佐，后经证实，二人是同一人。关于王浍，金章宗曾在贞祐年间发诏谕征王浍做官，但在贞祐二年，王浍已经成为蒲鲜万奴的参谋官，只因为时局动荡，消息没有传到金朝，才有诏谕。东夏仿照金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掌管国家事务。上世纪至今出土的东夏国官印中有“吏部主事印”、“尚书吏部印”、“行尚书礼部之印”的字样，足以证明当时设有六部。

    蒲县万奴东迁后，将全国划分为开元、北京、南京三路。1958年延吉市城子山出土于了东夏官印“南京路勾当公事之印”背刻“天泰三年六月一日”，1991年海林市出土了“北京劝农使印”背刻“天泰二年十月”。“天泰”是东夏国的年号，由此可知，东夏国设有南京和北京。《元史·王祖荣传》记载：“咸平路宣抚使蒲鲜万奴僭号与开元。”可知开元也存在，还有可能是东夏国的都城。路下还设有州，1984年牡丹江市郊发现一枚刻有“天泰”字样的“古州之印”，此地正是开元路所在位置，由此可推断：古州是开元路下的州。

    综上所述，东夏国得以立国是蒲鲜万奴充分利用发挥所处地理位置、发展经济政治制度、运用精明的外交手段等综合因素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二百一十九卷）渤海 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元]脱脱·金史（第三卷）太宗本纪[M].北京：中华书 局，1975.

    [3][元]脱脱·金史（第四十七卷）食货志[M].北京：中 华书局，1975.

    [4][元]脱脱·金史（第一百三十卷）烈女传[M].北京：中 华书局，1975.

    [5][朝鲜]李麟趾·高丽史（第二十二卷）高宗世家[M]. 平壤：朝鲜社科院古籍研究所刊本，1958.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