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与“考古学”

    封帆

    摘 ?要：作为历史研究基础的档案，在20世纪思想研究中被广泛论及。这一被称为“档案转向”的档案研究热潮将档案的核心概念及其批评理论也纳入其研究的范围。文章通过比较其中两个代表性的理论：本雅明对文献的收藏、运用方法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对档案概念的认识及实践，试图揭示欧洲近晚期思想界关于档案批判的若干研究方法，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考察档案问题，以期在方法论层面给予档案的研究和管理工作某些启发。

    关键词：当代西方思想史;档案转向;文献使用;档案本体研究

    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以档案为研究基础，可以发掘出先前历史中所掩盖的盲点，颠覆被普遍接受的认识，甚至可以揭示过去历史书写所无法展现的记忆。这些以档案介入历史书写的研究方法在上世纪为西方学术界所重视，一股档案研究的热潮随之逐渐兴起，这一现象被学界称为“档案转向”（the archival turn）。在这种学术倾向中，档案不但是热点研究的场域和理论概念的论述基础，其自身也成为研究对象。这意味着西方思想研究的范畴中，档案的核心概念和知识和话语产生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论、物质条件、中介方式以及作为其基本资料来源的社会-政治特征等档案批判理论都一起得到了研究。

    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在其复杂、深邃、多面的思想遗产中，并没有特别讨论文献或档案的问题的专著。但是他在不同的著作中谈论过关于书籍、知识采集的问题，其中涉及了文献及档案的讨论。本雅明的这些讨论和近晚期欧洲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1926～1984）的档案观恰好相呼应。福柯是最常被人与档案研究联系起来的一位哲学家。他不仅仅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定期进行档案的整理、研究工作，还在自身的写作中挖掘历史档案中因层叠论述而被遗忘的知识，并直接整理出版这些档案。对照考察两位研究横跨文史哲、语言学、艺术学的思想家对档案问题的思考，可以探测到欧洲思想界20世纪以来“档案转向”潮的若干研究路径。

    1 ?瓦尔特·本雅明的文献观

    1.1 ?诗人与“历史垃圾”。本雅明在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论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Charles Baudelaire：un poète lyrique lapogée du capitalisme）里，塑造出了一个“拾垃圾者”的形象。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19世纪的巴黎“垃圾”的概念伴随着大量的商品而产生。随着工业消费品很快转变成垃圾，巴黎夜晚的街头开始出现了一批拾荒者，在城市各个角落努力地寻找垃圾。此文从“拾垃圾者”谈到波德莱尔，是因为本雅明发现波德莱尔同样是晚上出门，在街头漫步，苦苦琢磨，寻章摘句。他认为诗人波德莱尔在街头巷尾寻求灵感就同“拾垃圾者”在垃圾堆里寻找废物是一样的。“拾垃圾者和诗人二者都对‘垃圾感兴趣，二者都是在市民们酣然沉睡时孤独地忙活自己的行当。”[1]如果说波德莱尔好似拾垃圾者的话，那么试图揭示19世纪巴黎风貌的本雅明同样如此：他收集的是“历史学家不屑一顾的“历史废料”。在其文章《历史哲学论纲》（?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中有一句经常被后人引用的观点：“文化财富的存在不仅归功于那些伟大的心灵和他们的天才，也归功于他们同时代人的无名的劳作。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录。正如文明的记载没有摆脱野蛮，它由一个主人到另一个主人的流传方式也被暴力败坏了。”[2]所谓文明的丰碑，就是人类记载下来的历史过程，或是把历史转变为纪念碑碑文式文本的过程，它的另一面也是对野蛮的记录。因为对文明丰碑的记载同时意味着对野蛮历史的删减。本雅明指出：“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应视为历史的弃物。”看到文明丰碑的同时，也要去寻找“野蛮的记录”即“历史的废料”部分，以往史学家所遗漏的“历史垃圾”和“历史废料”恰恰是本雅明需要的素材，是他的真谛。受此启发，一切不被主流文献所记载的，不被主导性的档案机构所记录的，或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历史垃圾的东西构成了本雅明学术生涯最重要著作《拱廊计划》（le livre des Passages）的基本素材。这部关于19世纪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宏大历史研究，涵盖了历史、政治、哲学、经济、美学、文学等诸多议题，他在其中指出：“我所做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拾垃圾者的工作。” [3]凡是大城市抛弃、丢失、唾弃的东西，他都加以搜集、编目、分门别类并做出明智的遴选。

    1.2 ?本雅明的三个“身份”。在探究关于本雅明为何将历史的“废物”和“垃圾”作为其学术研究的重要文献来源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此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本雅明对于运用文献以及如何将文献归档等问题的态度。此问题可以从本雅明给自己赋予的三个“身份”展开讨论。

    1.2.1 ?“拾垃圾者”：这与文献档案的处置问题相关。“我只展示不评述，我用蒙太奇的原则把它放在那儿”，这是本雅明《拱廊计划》的重要工作方法。《拱廊计划》实际上就是他的“垃圾场”：各种各样的引文、文献，以及那些不太在历史当中记载的史实在《拱廊计划》这部著作中被不断地摘引罗列。这个项目的第一步就是把蒙太奇的原则搬进历史档案：即用微小的、精确的结构因素来构造出大的结构;也即是，在分析小的、个别的因素时，发现总体事件的结晶。本雅明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原则理由，这也是一个哲学原则：即便是最小的东西，任何一个垃圾、弃物，它们都有一个自主的世界，都有一个独立的王国，有一个无限丰富的宇宙。正如其被广泛引用的箴言所说，“正像一片树叶从自身展示出经验的植物王国的全部财富一样”;“一滴海水可以把整个大海的秘密全部暴露出来”。[4]如果认为一片树叶就可以把植物的全部内在性展示出来，那么一片片“垃圾”或一件微不足道的历史废物也可以把历史全部精髓展示出来。所以在《拱廊计划》十多年的写作过程中，作为一个“拾垃圾者”的本雅明穷尽余生发现、收集档案文献，把这些档案进行展示性的表述，不做评述，也不把它和另外的档案进行整合，而是以个别的方式不断地呈现，以至于整个19世纪的巴黎都在这些档案中打开，使它的面貌全部、整体、客观地显现出来。这是本雅明关于文献档案收藏第一点态度：尊重每一件档案碎片，以平等、客观的态度收藏档案文献。

    1.2.2 ?“掠夺者”：这个身份通过对引文使用问题的讨论涉及了档案文献碎片化的再利用。除了前文提到的对历史“垃圾”档案的收藏，对引文的使用也是本雅明的一个特殊思想观点，也是他为人熟知的治学特点。本雅明在讨论引文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就像路旁跳出来的强盗一样，手拿武器，掠走了闲逛者的信念。”[5]他一直在构想并试图撰写一本全部由引文构成的书，这部书中将没有作者的一句话，全部由他人的文字构成。相比前文以拾荒者形象收藏档案文献的本雅明，在使用引文时候则变成了一个强盗，将他人的引文抢过来。这些引文本身是置于文本当中的结构性的要素，但是他试图非常粗鲁地把引文从原来的语境中剥离。这一尝试一方面使这些去除了论证功能的引文远离了“掉书袋”、“凑字数”等学院陈腐气的弊病;另一方面，本雅明更注重“引文”所引发的“路旁跳出来的强盗一样”的“震惊效果”（shock effect）。这是他如此使用引文的主要目的，“震惊”也是本雅明美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同时本雅明对于收藏引文也有一种癖好，他总是带着一个黑皮笔记本，随时随地把他日常生活和读书中采集到的引文记载在上面。偶尔大声地朗读它们，向别人展示它们。本雅明收藏使用这些引文，或许是从布莱希特的戏剧中受到的启发。布莱希特“间离”戏剧重要的特点就是“打断”：突然终止、打断本来的连贯动作过程，凸显“表演”的特征，从而让观众意识到戏剧不是连续的，使人们对戏剧的移情作用发生动摇。本雅明将引文从它原有的语境中解脱出来，打断它原先的总体性。过去许多文本已经生锈或者是坏死，文本中闪光的东西也随之放在黑暗之中，作为收藏者本雅明的任务就是把那些闪光的东西从原来的文本中剥离出来，拂去它们的灰尘，擦去它们的锈迹，然后让它们以新的面貌重新走到世人的面前。事物的事实性从一种囚禁中获得了解放，存在的本真在新的语言中涌现出来。这里，本雅明特别强调对原始档案文献的“摧毁”：这里文献的作用从保存变为清除撕裂上下文的摧毁力量，这种“摧毁”一方面救活引文，另外重构了原始文本。他指出：“我们做这些引文是不想被那些专门的保存者所愚弄，最终发现引文的摧毁性力量是唯一还保存着来自这一阶段事物的幸存希望的力量，没有别的理由，只因为是从身上扯下来的。”[6]本雅明在强调“保存”的同时也一直强调“摧毁”，而且“摧毁”在很大程度上是更重要的，因为他对所谓“现代性最高的阶段”或“现代性最强大的时代”一直保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把引文抢劫过来以摧毁原有文献，也是本雅明对其置身时代的一种一以贯之的特殊回应。

    1.2.3 ?在作为“拾垃圾者”和“掠夺者”之后还有一个作为“收藏家”的本雅明，这强调了实体档案整理保存的重要性。在本雅明的文章《开箱整理我的藏书》中，他谈到了他的藏书癖，指出自己拥有一个图书馆的内在需要。本雅明批评了“必须阅读所有藏书”的观点，他认为收藏书籍跟他的哲学观念有直接关联，喜欢书或者是“藏书”，最核心目的并不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在书籍当中游荡，置身于书的物理空间当中。本雅明的藏书并不单单是思想的载体，而是他沉思冥想的对象，是引起幻想的刺激物。换句话说，书对他来讲是历史的沉积或物质化。他进一步指出，他真正看重的不是书房中的书的内容而是人与书相遇的过程和书本身的命运。在获取书的过程中的每个回忆、念头、感觉以及书籍的全部细节（出版日期、地点、装帧工艺等）一同形成了一部百科全书，其精髓是一本书被收藏整理的命运。[7]本雅明反复强调的还有一点，即一部文献在一个真正的收藏者手中获得的新生。一部文献的收藏者和收藏方式的流转、变迁对文献的身份和价值都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既是本雅明对书的思考，也是对档案的思考，它和文献的物质性特征以及档案流转、收藏、储存和使用息息相关。以档案来说，我们接近历史的方式也许不仅仅靠读取档案中的内容，也许置身于档案架之中就是接触历史的更直观方式。

    2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中的档案观

    2.1 ?福柯对档案的定义。上文中本雅明关于文献的讨论可以和米歇尔·福柯在其名著《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中的档案观一起考查：对档案不探讨其内容，而是着重分析档案之间的历史层次。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有名为“历史先验与档案”（La priori historique et l archive）的一章，强调了“档案”的定义是一个具有历史可能性的条件系统（即历史先验）：“在论述时间的厚度中，有一些系统将陈述建制为事件（具有其出现的条件和领域）以及事物（包含其可能性及其场域）。我提议把所有这些（一方面是事件、一方面是事物的）陈述系统称作为档案（archive）。”[8]

    2.2 ?“知识考古学”所针对的问题。在《知识考古学》中，基于对传统的思想史概念的不满，福柯在方法论的层面提出了“考古学”的概念，用以指导思想史和人文科学历史的写作。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其著作《奥斯维辛的剩余：见证与档案》（Remnants of Auschwitz：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中认为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形成的‘考古学（archéologie）开创了一个可以和命题分开的‘陈述领域，并因此获得一个新的‘外部来研究知识”。此“考古学”中涉及的历史或人文科学的历史，不讲具体内容，而是讲某话语事件为什么出现在历史中。这是福柯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传统思想史的普遍形式而言，思想应该有溯源性、连续性和总体化的特征。事实上这也是传统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分析某一种思想形成、发展、成熟的来龙去脉;一种思想和另外一种思想的连接;赋予思想以完整的逻辑过程等。而福柯的“考古学”针对传统思想史的不足，具有以下两个独特的功能：第一，讲述思想史边缘的历史，即讲述那些不完整、不严格、还没有成熟科学形式的知识的历史。福柯构建思想史主要的目标就是把思想史上很多学者还没有被学科化的、“片断性”的思维以及其他没有发展成熟的思想学科，组织到一个连续的整体性的思想的线索当中来。第二，可以将一些边缘的、零散的，非科学性的或者是准学科性的知识有效地组织起来，这样的思想史写作中各种各样的过渡、关联、转换、衔接部位的内容就能得到关注和重视，将非哲学变成哲学，将非科学变成科学，将非文学变成文学。不成熟的学科被一个主题组织在一起，统一至一个焦点之中。福柯的思想史，是要在各种碎片化知识的零乱之间找到连续性和总体性。

    2.3 ?“知识考古学”中对档案问题的讨论。为构建“考古学”的思想史，福柯选取了档案研究作为其方法论。“考古学”在下面几方面与传统的思想史进行了对应的档案研究。第一，对档案的阐释。传统思想史写作的第一步，就是把片断的知识、文献变成档案组织起来，然后研究这些档案的内容、意义也就是其所指（signified），以破译这些思想档案后面的意义，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整理。“考古学”则截然反对解释学，档案的所指不是其研究的对象。第二，档案之间关系的问题。传统思想史寻求过渡性与连续性，试图把不同元素建构在一个整体当中。与之相反，“考古学”强调各种档案之间的差异，着重讨论档案间的不相关性、断裂性和非连续性。“考古学”避免以渐进的过程从模糊的观念领域进入到独特的系统或明晰稳定的科学中，努力将碎片化的档案保持互相独立的状态，不把它放入一个总体当中。第三，档案文本的主体性问题。思想史试图找到一件档案产生的社会原因：如档案产生的过程、时代背景等。并且一定会将档案、文献的文本和作者结合起来。“考古学”则有意将文本、文献、档案等任何一种话语类型独立于作者，形成一个非主体性的客观话语类型。第四，档案来源问题。思想史涉及的所有思想文献档案，都要尽力回溯到某一个源头，比如从阿瑟·丹托（Arthur C.Danto）的美学可以联系至康德的思想，康德的理论可以回溯至柏拉图的思想，等等。“考古学”对于思想“起源论”也进行了批判：既不向作者这个源头进行追溯，也不向思想史的历史源头进行追溯。总之，福柯“考古学”的文本档案遵循不纳入到总体性当中、不恢复到某个作者的控制当中、不恢复到历史的原则，强调文献和文献之间、档案和档案之间断裂、发散的、破碎的关系。

    在这一原则下，福柯“考古学”文献档案研究不再去处心积虑地挖掘它的所指，而重视它本身的物质性。强调档案的物质性本身的核心价值不是透过文献的物质性去探究文献的所指，而是局限在文献物质性内部，讨论其存在条件、它和其他档案的关系。对于“考古学”而言，档案不是一个纵深的载体，而是在一个平面系统中占据着某个特定位置的话语事件。所以有关话语和档案的重要问题就不在于其内容和寓意，而在于档案特殊的存在性是什么，它的位置感何在，它和其他档案有什么关联。借用“考古学”的档案观面对一份档案时，我们将不再讨论它到底在说什么、它背后有怎样的历史意义，也不再通过档案复原历史，寻找历史给予我们的真理，而是讨论此档案为什么会出现在某个特定时代、它和其他档案有什么位置性的关系、它自身有什么特殊的存在性，等等。也就是说不再讨论档案讲什么，而是讨论它为什么出现在此——这也是福柯“考古学”的最核心内容。

    参考文献：

    [1][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张旭东，魏文生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 [德]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张旭东译[J].文艺理论研究，1999（4）.

    [3] [4] [法]瓦尔特·本雅明.《拱廊计划》之N， 生产第1辑[M].汪民安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 [6] [美]汉娜·阿伦特. 启迪：本雅明文选[M]. 张旭东，王斑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7] [美]汉娜·阿伦特. 黑暗时代的人们[M]. 王凌云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8] [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来稿日期：2015-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