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族问题治理中的毛泽东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张成栋
【摘要】新中国初期毛泽东民族问题治理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问题探索的结晶，对少数民族解放、少数民族地区改革问题和政权建设问题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其所依托的背景是革命任务的基本完成与建设任务的开启。新中国初期毛泽东民族问题治理思想集中体现在1949至1957年间他给西北军政领导的电报、给入藏部队的指示及一系列重要的讲话中。其着重强调民族团结与民族平等，目标是推进民族地区改革和政权建设、促进其稳定繁荣，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问题和边疆地区的政策取向。
【关键词】新中国初期；毛泽东民族问题；治理思想
一、民族问题治理中毛泽东思想的几个来源
（一）马列主义者民族问题治理思想是其主要的思想源泉
马克思、恩格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和导师，他们对民族问题治理做了许多精辟的阐述。主要包括：提出了民族平等主张，确立了无产阶级民族观；揭示了民族产生的经济社会根源，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将民族解放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联系在一起，指出了“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的方式摧毁产生民族压迫的社会制度，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1]列宁和斯大林对殖民地问题和民族问题的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治理思想。列宁认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毫无疑问应该包括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只有先消灭阶级压迫，进而消灭民族压迫，才能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了发展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民族文化，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民族概念、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民族问题发展的三个时期等思想和原理 。这些民族问题治理思想对毛泽东处理中国民族问题产生了直接影响，并成为其民族问题治理思想的主要源泉。
（二）中国传统民族问题治理思想是其重要的思想基础
中国传统民族问题治理思想是指：在一定时期，反映中国各民族之间关系的一系列论断和观点的总称。贯穿中国传统民族问题治理思想的一条主线是“夷夏之辨”，“夏”主要指以中原地区为常住地的民族，“夷”则是居住在中原地区周围的少数民族的统称。
先秦时期，就有夷夏分别。之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始终存在夷夏之争，极大的消耗了社会财富，严重的影响了生产力的极大进步。毛泽东生活在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这样一个大变革时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大。他合理地吸取了夷夏之争的教训，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问题治理思想适时地中国化，产生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等思想。而在这些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最终建立了一个从此站起来的、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三）孙中山的民族问题治理思想对其产生了直接影响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三民主义的创始人。其中民族主义的最初含义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意即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恢复汉族政权，这说明孙中山在革命早期存在着“夷夏对立”的狭隘民族问题治理思想。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权以后，孙中山的民族问题治理思想逐渐演变成“五族共和”思想。但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历了“讨袁”、“护国”、“护法”等一系列革命运动后，孙中山开始认识到：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祸乱的根本就由以前几千年的夷夏之争变为了帝国主义和军阀。而要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就必须民族平等。孙中山的这些民族问题治理思想对毛泽东的民族问题治理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合理地吸收了孙中山的民族问题治理思想，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
二、民族问题治理中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主张民族平等、团结，坚持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平等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处理少数民族问题，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少数民族。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西北各民族积极行动起来，大力支持抗美援朝斗争。对此，毛泽东指出：“在抗美援朝的爱国斗争中，西北人民作了非常大的努力，……你们团结各民族、厉行节约的各项政策是很好的” [4]在重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同时，毛泽东深刻地批评了“大汉族主义”。毛泽东深入分析了其产生根源是资产阶级思想，必须给予教育。毛泽东建议“在报纸上，多根据事实，对错误的思想进行批评”。[2]
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聚居于边疆，自然环境复杂，民族认同感较强，宗教信仰统一，与内陆地区有着明显的区别；同时，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处理民族地区政权建设问题上必须采用民族自治的方针。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是推进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改革，实现从封建社会或者奴隶社会过渡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渐次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依靠力量。在解放新疆的过程中，毛泽东高度重视民族军的作用。他抓住民族军这一联系人民解放军和少数民族的纽带，以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引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推翻当地国民党政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进而实现民族区域自治。
（二）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主体力量是少数民族干部，若没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干部参与，而单纯依靠政治力量来强力推行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和建设是难以成功的。所以毛泽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工作。
新中国初期，原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步芳余党在青海许多地方煽动群众叛乱，对我青海政权建设造成了巨大威胁。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 “青海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3]之后，毛泽东针对藏族问题提出了“收集藏民，训练干部”的建议。正是由于依靠少数民族广大群众和少数民族干部，才有了各项社会改革的顺利实施。
1950年5月27日进行的西藏谈判的十项条件，集中体现了新中国初期毛泽东的边疆民族问题治理思想。十项条件充分说明了中央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注意维护少数民族感情。
总之，上述思想一起构成了新中国初期毛泽东的民族问题治理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且在目前对党和政府处理少数民族地区问题也有重要的价值。
三、民族问题治理中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发展民族经济，要坚持以毛泽东民族问题治理思想为指导，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兄弟民族，以共同富裕的目标团结少数民族群众，培养少数民族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领域的业务骨干和专业人才。鼓励东部地区技术、资金向贫困落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转移，鼓励大学毕业生到西部地区进行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国家在帮扶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照顾民族感情和民族心理，注重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自身发展潜力的挖掘，不能进行“施舍”式的帮扶；同时，要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和信仰自由，因地制宜，有区别地对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经济发展情况，采取合理的帮扶措施。
毛泽东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远溯中国传统的“分而治之”思想，近仿孙中山的“民族自决”思想，结合中国实际国情，以依靠少数民族人民群众为基础，以实现少数民族人民群众自治为内容，以促进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为目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更需要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民族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二）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少数民族文化是在各少数民族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民族认同之根，故加强民族文化建设意义重大。新中国初期毛泽东的民族问题治理思想从解决少数民族地区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出发，以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照顾民族心理为主要考量，成为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宗教观、荣辱观，增强少数民族人民的爱国意识、法制意识，是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现行民族政策的着力点之一。
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必须以尊重为前提，以保护为途径，以传承和发扬为目的。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个性，要允许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应以保护为途径，加大少数民族文化的发掘与整理力度。在尊重的基础上，保护民族文化的特色，保障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综上所述，新中国初期毛泽东民族问题治理思想为促进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对我们当前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也具有重要指导价值。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民族问题治理思想，必将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也必将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周传斌.概念与范式：中国民族理论一百年[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45.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2.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83、476.
[4]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