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苏联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教训与现实启示
尤国珍
[摘要]意识形态决定国家发展道路和文化前进方向。强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苏联前期发展强大的重要支柱。苏联后期的经济改革措施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政治体制改革出现颠覆性错误，思想文化领域的新闻舆论工作失去了党性原则，造成了政权解体的悲剧。今天的中国要用科学的态度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妥善处理好意识形态主导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正确分析和认识领袖的个人作用，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加强自身建设。
[关键词]苏联；意识形态建设；多元思潮；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8）08-0040-06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1]。苏联解体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重大事件之一，其复杂原因至今为国内外学术界所争论。笔者试图从苏联意识形态建设历程角度探求其覆亡的深层次原因。重新审视苏联意识形态建设的曲折歷程并在此基础上探析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以资政于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独特国情和实现路径，对巩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巩固与发展强大：强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苏联成功的重要支柱
重新审视苏联从初期创建到发展强大的发展历程，除了领导人作用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强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巩固也是其重要因素。苏联十月革命是在俄国这样一个处于资本主义的薄弱链条上落后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这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描述的在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建立社会主义的设想有所不同。苏联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探索，严格来说从列宁时期就已经开始，斯大林时期逐步实现高度集中并体现出苏联“特色”。苏联前期的意识形态建设有很多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
（一）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且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
苏联从建立起始终坚持一切财富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公有制、计划性和全民性成为其经济特征。列宁在领导俄国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创建了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列宁在一战后取消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了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新经济政策，并不断探索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手段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路径。他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2]371在列宁看来，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可能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在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由革命转向建设时期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列宁在谈到通过合作制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指出：“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2]368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列宁试图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文化的和社会政治的变革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列宁之后，斯大林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其思想理论，他坚持列宁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并同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等展开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列宁思想的延续性。在经济上，斯大林主张结束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重视发展重工业。他指出：“决定我们政策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我国在经济发展上已进入新经济政策的新时期，进入直接工业化的。”[3]459从这里可以看出斯大林在对待新经济政策问题上的态度。斯大林尤其重视工业化的发展，把当时社会发展看成是进入了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时期，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状况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重心已转移到工业方面了”[3]461。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由于受到发展的客观限制，把农业发展摆在首位是合理的，这样可以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客观条件，但必须使工业化成为发展的重心。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要巩固工农联盟，在农村广泛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农民实现普遍的合作化，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戈尔巴乔夫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基本上都保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在农村坚持集体所有制这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社会主义在大方向上得到了坚持。
（二）重视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中的特殊作用，并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意识形态是整个上层建筑的核心和灵魂，它在整个上层建筑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殊性。列宁特别看重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形态建设上的指导地位，作为首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创者，他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思想理论建设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列宁认为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而并非西方资本主义那样形式上的民主，主张让广大的人民群众来管理国家，同时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断提高先进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性作用[4]。列宁在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在落后国家出现，在革命结束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等历史性问题上都做了有效的探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对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斯大林在涉及政治领域的建设上，明确提出要实行党内民主，维护党的统一。他指出：“忠实而坚决地实行党内民主，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吸引他们来讨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3]479这表明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很重视党内民主的建设，试图通过党内民主来团结一些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在涉及到政治斗争的问题上，认为党的思想体系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健康的思想残余，有资本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等错误思想倾向，需要不断进行改造、消灭。在组织和领导的问题上，指出了在管理上的官僚主义问题，如很多方面缺乏具体领导，导致管理过程中责任落实不到位，缺乏动力机制。赫鲁晓夫在政治领域恢复了法制，并集中地开始平反工作，同时在中央和地方的相互关系上扩大地方权力，在干部的问题上改变了终身制，对之前的干部体制做了较大的改动。勃列日涅夫在干部改革上推进苏联的政治改革，“取消了原党章中关于更新和更换党的机关成员和党组织书记的硬性比率条款”[5]130。这就使得干部比较稳定，为国家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这表明苏联在政治民主化和处理党和领导机制关系方面都进行过努力和尝试，对我们进行政治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重视理论创新和实践控制，思想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建设成为重要支撑
苏联的创立者列宁重视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而之后的继任者则更侧重实践控制。在列宁时期，就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主张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或者‘文化革命”[5]162，而这个变革在其范围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个方面。同时，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文化变革有着不可切分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可以为前者提供巩固的保证。他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文化任务，是消化那个应该而且能够得到贯彻的政治经验。或者是断送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一切政治成果，或者是为这些成果奠定经济基础。”[6]斯大林作为当时苏联国家和党的政治领导人，直接在理论领域的争论上进行干预并发表他自己的看法。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问题》论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指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服务作用和反作用，也在相关论述中表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这对于减少非无产阶级思想，减少对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利影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使得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可见，斯大林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中具有较多积极成分，并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巩固和意识形态建设上起到重要作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出现了新的缓和局面，苏联思想文化领域也开始有走向人道主义的历史倾向。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对减少个人崇拜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相对于斯大林时期的控制和高压政策，赫鲁晓夫时期充满‘解冻的氛围”[7]96。这表明理论界对于赫鲁晓夫时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改革有肯定之处，并在总体上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本国意识形态建设上的主导地位。
二、走向背离与颠覆：苏联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性转变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8]马克思构建了丰富而开放的意识形态内容体系，之后苏联进行了实践和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相抗衡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经历了74年的发展之后出现了巨大的历史性转变，导致了整个国家在一夜之间解体，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彻底丧失。究其原因，苏联在列宁开创了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之后，继任的几任领导人虽在本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摸索，但后期的意识形态建设逐渐偏离甚至彻底颠覆了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方向。
（一）经济建设和改革措施出现重大失误，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由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迅速推进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斯大林所提倡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学，集中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发展轻工业，阻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群众日常生活资料十分匮乏，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推动力。赫鲁晓夫在斯大林之后开始了一系列改革，涉及到了农业、工业和建筑业等发展方面。在农业上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仅仅对面临的急切问题进行解决，很少涉及农业根本管理体制，使得影响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没有得到解决，行政管理上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工业上的改革同农业一样，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集中的行政命令，只不过在管理上从中央政府的集中管理变成地方政府集中管理，很多企业仍然没有自主发展的权力，发展上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勃列日涅夫时期并没有脱离之前经济体制僵化的根本态势，而是强调改变混乱状态，继续坚持之前的经济体制。虽然在“新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企业得到一定程度发展，但最终出现大量问题，加之出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事件，使得改革又退回到之前高度集中的体制范围内。戈尔巴乔夫时期采取了对原有体制的彻底否定和对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教条模仿，将财产以法定程序进行私有化。于是，在经济改革上实行“加速战略”，停止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根据美国顾问的建议实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终于导致了苏联经济通货膨胀和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使得苏联经济最终走向崩溃的态势。
（二）国家政治权利高度集中，政治体制改革出现颠覆性错误
苏联从斯大林时代起，国家政治权利开始高度集中，后期戈尔巴乔夫改革使得意识形态领域出现颠覆性错误。斯大林开展“反右倾斗争”之后，在苏联政治地位极大巩固下来，他个人的政治权威也得到极大加强，至此个人崇拜在党内和国内开始盛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遭到破坏。“可以说，‘控制是斯大林时期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特色。”[7]90这表明斯大林时期意识形态建设存在很大问题，即苏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向政治化的历史倾向发展。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彻底的批判，使得各种人道主义潮流的呼声开始逐渐热化，“解冻”思潮开始兴起[9]。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苏共十九大提出要建设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放弃了领导决策权转交给苏维埃，导致中央权力的分散。随后进行的大规模机构调整，使得苏联政治工作开始出现较大的混乱。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上所实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动摇了人们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而且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滋长打开了缺口，为其开展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这在很大程度上动摇甚至摧垮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导致了多元化意识形态并存的局面”[10]。在苏联解体前夕，苏共已经演变成一个人心涣散、思想混乱的政党，退党人数呈现几何级增长。与此同时，各种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各种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仅1990年共和国一级的政党就约500个[11]。
（三）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失去党性原则，思想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建设带有严重的个人主义色彩
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工作一定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中心任务，新闻舆论工作各方面、各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苏联思想文化领域意识形态蜕变突出表现在国家话语主导权和舆论媒体掌控权上。斯大林时期，为了在思想文化领域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和自己的地位，斯大林先后分别发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确立了个人权威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时，斯大林在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等多个领域开展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活动，很多人遭到批判，意识形态建设向着个人集权、民主匮乏的不正常方向发展。其中，在文艺界最突出的便是斯大林对《星》《列宁格勒》这两个在苏联有较大影响性的文艺杂志和相关作家的批判。在音乐界，对于歌剧《伟大的友谊》进行批判，并在这个时期打着所谓的“坚持形式主义的反人民倾向的作家”[12]旗帜，关停了部分在苏联有影响力的文艺部门和报纸杂志，同时对于他所认为不称职的一系列文艺界、音乐界人才进行批判和给予免职处分。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表现出很大的个人主义色彩，通过集中批判、政治控制和思想言论一言堂的方式来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形成了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发展体制。这不仅没有促进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巨变的历史根源。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社会产生极大的思想混乱，人们纷纷开始反思和批评权力的过于集中所导致的个人崇拜和过度迷信。此时，继任者赫鲁晓夫提出了“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理论。随后的勃列日涅夫以及戈尔巴乔夫举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大旗，提出的“民主化、公开性”[13]的口号，却引发了苏联各界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思考，使得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发生动摇，各种非社会主义甚至是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大行其道[14]。1986年后，苏联官方有影响力的官方报刊，如《消息报》《莫斯科新闻》《共产党人》等先后被反对派接管，成为煽风点火、毁灭苏联的急先锋。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阵地很快被反社会主义阵地占据，成为苏联解体的思想根源。究其原因，这些主张“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运动方向，也改变了每个人的精神狀态”[15]。
三、深刻教训与启迪：苏联意识形态建设历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代启示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社会意识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6]苏联最终走向解体和覆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是意识形态建设上出现了问题，“多元化”“自由化”和“民主化”实质上就是抛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因此，一国能否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前进方向，对于国家的存亡以及政党的合法性都至关重要。我们应当汲取苏联在意识形态建设历程中的经验和深刻教训，不断探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益启示。
（一）要用科学的态度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探索适合本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建设道路
社会主义国家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能否坚持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至关重要。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发展中，教条式的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理论和构想，片面理解社会主义发展建设中的各项实践，都会使得社会主义建设出现各种各样的曲折和困难。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同本国实践中遇到的具体现实问题相结合，才能找到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路径。从历史发展的实践来看，不论本国发展模式如何特殊，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苏联在发展的后期，贸然丢弃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转而向着非马克思主义、非科学社会主义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导致了最终的覆灭。正如有的学者评论的那样，“从意识形态来说，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17]，由此可见，苏联最终所实行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从很大的程度上来说根本就没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社会主义该以什么样的思想来进行指导，最终向着非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了彻底的变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时刻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坚持做到理论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探索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建设的新的发展道路。
（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妥善处理意识形态建设主导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导思想和形形色色的非社会主义的思想同时存在，并发生着激烈的对撞。处理各种思想之间的碰撞和冲突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建设上必须首先要做好的事情。苏联在处理意识形态问题上经历了一个前后截然不同的大转折。在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盛行的背景下，苏联作为首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持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发生变化，十分注重意识形态的控制，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单一性，甚至用各种手段来对其他意识形进行极端的打压和无情的清除，“进行意识形态的僵化控制”[7]48。但是，苏联在意识形态建设的最后阶段，走向了与之前完全极度相反的另一个维度，表现为过分的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多样性及公开性，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大混乱局面。最后致使党自身在也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产生极端化、偏离轨道化的理解，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就此彻底颠覆。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又要妥善处理意识形态上的主导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三）正确分析和认识领袖的作用，防止意识形态建设上的盲目崇拜
苏联在本国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其几任领导人往往都以个人观点来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判断正确与否的标准，个人专断和迷信领导权威在社会上盛行，“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任务看似是由党的领袖完成的”[7]48。如苏联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领导人斯大林，在政治、思想文化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相关领域，常常用他一个人的理论观点、思想来代替集体的意志，个人在国家和社会中处于绝对的领导和掌控地位。他在国内政治生活领域大搞领袖人物的极度个人崇拜，以至于民主和法治在国家建设中显得特别匮乏，严重阻碍了苏联建设意识形态的步伐[18]。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政治体制改革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放弃了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和控制，成为导致苏联迅速解体的直接原因。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绝对的避免领袖的个人专断、领袖一言堂的情况，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用民主和法治来约束个人专断和避免盲目崇拜的错误倾向。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绝对不能走苏联那种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放弃党的领导的老路。要正确的认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我国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领导权问题必须牢牢把握而不能放松。
（四）要始终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并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关键在党”[19]，意识形态问题建设的关键也在于党的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建立和发展，根本上在于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共产党的领导。在后期的发展中，也正是由于鼓吹放弃党的领导，放弃苏共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地位，从而逐渐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苏联共产党的指导。后期，苏联领导人提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多元化，实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共产党在思想上提倡“自由化”，在组织上中央高度集中和内部极度分裂相对应而存在，官僚主义的作风严重影响了共产党的先进性。党在领导发展社会主义时没有凝聚力、缺乏号召力，很难在社会发生危急时处理好复杂局面，获得群众的支持，使得苏联最终走向灭亡。我国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增强自身忧患意识，时刻体现先进性，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在政治方向、文化发展上提供正确的引导，坚持文艺思想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要不断坚持反对腐败，始终考虑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和现实需要，使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成为党执政的最大保障。
总体来看，苏联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有着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它在前期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方面面上都探索和实践了适合于本国现实情况的道路，较好地坚持了社会主义大方向，坚持了党的领导。但是，后期苏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改革中背离了社会主义大方向，犯了颠覆性的错误，最终导致了自身的解体和覆亡，其深刻教训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反思和借鉴。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要全面、准确的把握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导性和多样性的具体关系，在不排斥多样性的同时，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在国家的主导性地位和指导性作用，牢牢掌握意识形態工作的主导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