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治理研究
刘潇 王虹
[摘要]新时期乡村文化治理主要以基层政府为主导，但因各方面因素导致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及文化发展存在不平衡性，需要结合实际，发掘乡土教育的优秀传统和特色，有针对性开展乡村文化治理，建设和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注重文化治理有利于繁荣乡村文化，提高乡村治理，改善乡村居民素质和生活质量，对乡村振兴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乡村文化;基层政府;基层治理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69（2019）09-0037-04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脱贫攻坚取得重大成果，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乡村整体风貌有了重大改观，尤其在物质层面得到很大提升。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整体转型，乡村持续健康发展更多地需要精神文化层面的支撑。乡村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也需要通过文化治理来进一步解决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多种问题。乡村文化既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对象，也是国家文化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有效开展文化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干部能动作用，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也能更好的打造服务型基层政府及推动乡村治理转型。一、乡村文化治理的现状及困境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新时期乡村文化治理主要是以基层政府为主导的乡村公共文化治理，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核心在于公共性。由于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及各地区文化发展存在不平衡性，乡村文化治理存在较多的问题，其治理困境又存在着客观性和普遍性。
首先，基层政府或是过于注重提供公共物品和打造所谓的“面子工程”，如过度注重硬件建设和改善，忽视公共服务，农村居民实际软需求;或是过于强调用城市文明改造乡村文化，导致乡村文化认同危机。文化活动需要载体，文化活动场地及设施等改善，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文化发展和传播。然而基层政府在落实文化下乡等政策上缺乏思路，因为文化载体建设最为直观，也最能体现地方文化政绩的建设，所以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文化载体建设被摆在首位。表现为不少基层政府过多把重点放在建設和改善硬件上，极易导致形象工程及重复建设等问题出现。文化场所、设备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财政投资的对象，虽然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乡村文化设施薄弱的现状，但缺乏针对性及后续维护措施的投入，导致大量公共文化设施被闲置。如不少农家书屋或是大门紧闭，或是沦为开会场所，甚至成为棋牌室。农村居民的实际精神文化需求并未得到满足，出现了供需层面的矛盾，难以建立良好的互动。此外，部分基层政府过于注重强经济发展，弱文化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所谓“走过场”的现象。
其次，基层政府文化治理缺乏科学合理的运行模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缺乏全局观念，不讲长远、不讲原则等现象。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影响，乡村文化被视为一种可利用的经济的资源，基层政府文化治理理念往往过于侧重于文化的经济效益功能之上。其优点是不少地区的乡村文化资源被关注，进而得到有效发掘，文化产业项目包括农业采摘、乡村旅游、民俗表演等项目得到建设、发展和运营。运用发展文化经济的手段实现了文化的治理性，也使不少乡村脱贫致富。但不容忽视的是以基层政府主导下的企业及第三方机构等参与的文化产业项目，由于政策、投资环境、设计等诸多因素影响，各地存在不平衡性。如在产业对接过程中存在对生态资源过度开发，文化产业项目盲目跟进，各地区互相模仿、互相攀比，造成恶性竞争及资源的浪费。部分基层政府急于文化产业项目的落地，一方面对企业及第三方机构承诺超出权限或是无法兑现，产生恶劣影响力，造成企业和第三方机构不愿投资或是意愿不强;另一方面则是忽视企业及第三方机构资质及财务状况，导致后期投资款物难以到位，建设质量不高等问题。更为突出的是缺乏产业治理方法和有效的运营模式，或是以牺牲土地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进行过度开发，导致农村产业文化发展后劲不足，难以可持续发展。
其三，部分基层政府单方面过度强调对乡村文化的保护和改造，忽略文化发展规律，更有甚者将落后的文化习俗视为地方发展特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或是多地争抢“名人”“发源地”等噱头，人为造成文化认同上的危机。二、乡村文化治理困境的主要原因
（一）文化治理内涵认知不够，制度保障缺失
由于城镇化进程和乡村土地流转推进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转型，基层政府对文化治理认知往往集中于文化的工具性作用之上，忽略了文化治理本身的对象，呈现出“内卷化”逻辑，基层政府经常以经济发展或政治秩序稳定为工作重心。而且由于对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等考核力度较小，考评标准难以确定，财政支付对公共文化建设支持力度不足，活动经费难以筹措，导致基层政府对发展乡村文化积极性不高，重视不够。在考核标准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基层政府或是对文化认知依旧停留在经济层面，文化服务于经济的功能被人为的放大，甚至取代了文化的其他重要功能，使文化治理沦落为文化工具化的一种手段和措施，使文化资源开发呈现异化现象;或是在文化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对上负责的心态，催生出一批不接地气的文化形象工程。
文化治理从属于国家治理的一部分，虽然在精神层面是规范行政行为、调节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其内涵不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而是政治、经济、社会三个维度的系统性的体现。乡村文化蕴含着伦理价值，具有规范性和共时性等特征。而以基层政府的文化建设，多表现为自上而下的供给形式，对上负责，对下疏离易于割裂了供给与需求而脱离实际。且部分基层政府存在对传统乡村文化认知度不足，硬性输出所谓“先进”城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生活方式去改造“落后”乡村社会文化，忽视了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理念、人文精神及道德规范。部分基层政府认为只有通过商业包装的方式才能使传统乡村文化获得发展空间，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对乡村旅游项目存在盲目性和攀比心理，使得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失去了公益性和可持续性。
（二）文化治理认同危机
随着乡村现代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村民与村落之间关系的剥离、村民与土地之间关系改变，使乡村从聚落形态到生产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村落逐渐演变成新型社区，一方面使得农村面貌得到很大改观，村民收入逐步提高，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另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留守群体和“空心村”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最终导致乡村公共价值观念和公共精神的瓦解，乡村文化的内核受损。传统以血缘和地缘维系的乡村关系逐步离散，村民之间交流减少，对集体事务认同感较低，导致公共文化活动失去参与主体和自发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出现文化荒漠地带。
在城镇化进程中传统乡土观念受到多元思想的冲击，部分村民标榜城市文化，存在盲目攀比心态，市场化、物质化的价值导向成为其生活追求。随着新媒体传播平台的发展，尤其是年轻一代村民更注重个人空间和自我发展，不愿甚至不屑于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在后现代消费文化盛行的背景下，对传统乡村文化和价值观念更加难以认同，乡村文化原有的价值观念被挤压。
与此同时，部分村民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甚至部分地区迷信活动活跃，对政府文化政策存在抵触和对抗心理，乡村文化原有的价值理念显得苍白无力，使得基层政府行政治理理性与个体实践逻辑之间出现了相互博弈的现象。
（三）文化治理方法的局限性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少基层政府停留在过去简单的管理思维层面，将乡村文化建设趋同于城市文化建设，习惯性按照上级指示一刀切式的执行文件，施行所谓“格式化”的管理。况且村文化具有独特的形成条件，在表达形式和具体内容上的差异性、多样性，这就必须要结合乡土实际情况，创新治理方法。而在地方治理中长期以行政管理命令为手段，缺乏服务和治理意识，多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贯彻政策，缺乏上下联动的有效沟通，使得村民的实际文化诉求被人为的改造和歪曲，失去原有的面貌。文化善治需要科学的综合性治理体系的构建，缺乏科学地决策机制，治理方法及手段单一很难满足新形势下的文化治理需求。建立在村落组织成员之间的文化实践与传播互动过程中的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并没有有效的建构起来，形成治理真空地带。
此外，基层政府在文化建设中，易于忽视村民实际需求，更多注重依托专项经费送文化下乡，而忽视培植地方农村文化。这就是文化建设多为即时性，即以文艺演出和宣传展览为主，内容较为单一，形式简单，使村民体验停留在感官上，而缺少参与感和获得感。同时由于缺乏持续资源的投入和管理，一些乡村公共文化形态日渐衰败。三、乡村文化治理的途径
乡村文化具有历史性、乡土性和综合性等特点，并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基层政府需要结合实际，把握时机，发掘乡土教育的优秀传统和特色，既能丰富村民的休闲文化生活，而且也为现代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传统资源和内生动力。
（一）确立一种以人的素质提升为目标的农村教育理念和多元有序的农村教育体系
教育是发展文化的根本，为文化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有针对性地对特定乡村群体进行教育及培育，利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采取多样化的教育方式，将乡村文化教育融入义务教育中，综合性提供整体鄉村素质教育，增强其文化意识和主体意识。
在提高整体乡村文化教育水平的同时，更要关注到乡村教育不仅局限于学校教育及职业和劳动技能培训上。因为乡村社会结构有其特殊性，自古中央政府在乡村行政权力较为薄弱，乡村统治主要依靠乡贤以及家族势力等精英力量实现。虽然乡村这种差序性结构越来越淡化，乡村精英的内涵和组成主体也发生变化，权威性弱化，但新乡贤的标杆及教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注重吸纳并鼓励其参与公共文化管理和建设，能对公共伦理和公共道德塑造起着良好推动作用。如女性群体在家庭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加强家庭教育活动，通过对优秀母亲、儿媳，和谐家庭等宣传表彰，能有效地带动乡村教育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缓解留守妇女和儿童等问题。此外，加大对传统手工艺投资力度，在开发手工艺市场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技艺传承人，组织民间曲艺、手工艺品的培训，开办民间技艺兴趣小组，以免造成人才队伍青黄不接而使传统手工艺失传。
（二）找准定位，突出特色，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有针对性开展乡村文化治理
当前，乡村文化产业化集中在礼俗文化和生态文化之上，可以进一步拓展礼俗文化培育和谐共处的文明的乡风、善良诚信的淳朴的民风、勤俭节约的良好的家风，增进村民间感情;唤醒热爱敬畏自然的生态意识，倡导低碳绿色环保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为建立美丽乡村提供思想保障。
产业的发展是积极推动乡村文化社会现代化转型中不可回避的推动力量。发展文化产业应更多的以市场力量为主导，基层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对村民文化生活的地方性需求作出精细分析，增强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整合文化服务资源，处于评估者和监督者的地位，避免市场的逐利性，防止过度性开发。因而要转变治理理念，在公开、透明的框架下，保证公平性，减少治理行为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对乡村文化投入需要从管理、资金、智力、制度等多方面入手，硬件工程、软件建设及人才培养多方并举，才能打造一个系统而合理的文化建设工程。而此举也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鼓励和吸引村民，特别是年轻人重新回到乡村，能有效地解决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缺失问题，重塑和发展乡村文化。
此外，还要建立对第三方购买的文化项目能否有效服务的绩效以及质量的评估和监督标准，不能一买了之。防止对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度商业化，引导乡村文化景观资源与村民的生产和生活需求相融合，避免村民与景观隔离，与产业分离，难以得到实惠，公平地分享实际利益等现象发生。
（三）建设和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乡村文化治理实现“善治”和“良治”的主要途径
乡村文化治理需要打造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公共文化消费模式。培育群众参与性的文化组织及其动员机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等三项任务。体系为综合性建设，包括硬件建设、软件建设、人才培养、社会组织、乡村居民在资金、智力和管理上的系统投入等。“善治”表现在调动村民主动地参与到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之中，如充分利用返乡精英、大学生村官等群体的智慧和力量，传递正能量的作用，为乡村文化重塑献计献策。再如根据村民的特点、喜好、年龄等培育乡村文化自治组织，带动村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热情。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为乡村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搭建了平台，基层政府“良治”需要创新服务理念，多渠道拓展服务方式，提高服务绩效。利用社交媒体，形成网上的交流与互动，一方面加大对村民自发文化建设的引导，有效的管理和监督私人性扩展和延伸的文化交流，坚决打击涉黄、涉赌和涉黑等言论和行为，发展健康而文明的乡村文化;另一方面，通过互动环节，使宣传内容生活化、通俗化和具象化，使村民产生心灵上的共鸣，情感上的共振，使自己成为乡村文化的传承者、建设者和传播者。
总之，乡村文化的振兴关键在公共文化。乡村文化治理中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建立健全引导、推动、激励机制，积极引领社会组织和村民群众参与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当中来。
乡村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是当前“扶贫先扶志”的客观需要，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环节。明确基层政府的主体责任，以创新服务为理念，培育群众参与性文化机制，能有效地将美丽乡村建设落到实处，以更好地服务于村民和农村，留住宝贵的乡土情结。
参考文献：
[1]李清清，李晓玲.乡村文化自信的缺失与培育路径探析 [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8，（11）.
[2]陈政和.完善服务体系彰显公益特色—文化馆在构建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J].文化月刊，2009，（6）：118-119.
[3]李佳.乡村文化产业：分析框架、功能定位与发展态势[J].农业经济，2011，（7）：38-39.
[4]郑欣.治理困境下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以农家书屋为例[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31-137.
[5]张静宇.农村文化建设体制机制创新探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5）：58-59.
[6]孔令刚等.乡村精英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五老会”参与乡村建设案例研究[J].江淮论坛，2013，（1）：138-142.
[7]韩鹏云.乡村公共文化的实践逻辑及其治理[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3）：103-110.
责任编辑：邓小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