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年花开月正圆》看传统文化资源在影视剧中的运用

    成曙霞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成为文化产业各领域关注热点。其中，就影视产业看，近年来也逐步形成围绕传统文化资源开展影视改编的热潮，这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路径之一。《那年花开月正圆》（以下简称《那年花开》）自开播以来，“收获连续39天收视冠军，最高单集播放量4.2亿，网络点击量突破106亿，微博相关热搜92个，相关话题阅读量破63亿”[1]，成为现象级电视剧。《那年花开》作为历史传奇剧，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无疑是影视文化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

    一、 剧作中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体现

    中华传统文化包罗万象，是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传承并发展起来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的总和。相沿成习的民风民俗、精彩纷呈的文化形式、充满智慧的价值观念、完备深刻的礼仪制度和行为方式等诸多层面的内容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文化建设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尤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其时代性、多元性、开放性特点，具有典型的凝聚功能和感召功能，在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与人生追求等方面具有极强的文化导向功能。

    影视作品一直不乏“文化寻根”意识，对本土文化追根溯源，梳理其传承脉络，展现那些能形成文化认同感、文化归属感的传统文化资源加以视听表现。《那年花开》剧作是商业题材、女性励志传奇剧，在围绕主线人物的剧情设计中展现出典型的传统文化精神内核。

    （一）作品中仁爱共济的社会关爱思想

    以人为本、仁爱共济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修齐治平”无不以贵和持中、团结和谐的道德修养和实践为第一要务。孔子倡导“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了·公孙丑下》）；《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强调贵和需息争，息争以护和，趋善以求治。《那年花开》中主人公周莹在成长为一代“女商圣”的经商过程中，始终坚持义中取利，團结协作，公平竞争；成功之时回报社会，施粥赈灾，扶危助困，办女学，建文庙，促教育；复仇之时注重大义，心系百姓，一笑泯恩仇。这些都是儒家“仁者爱人”并由此推及以人为本、义重于利、推己及人价值观在她身上的体现。

    （二）作品中的诚信处世之道

    诚信是中华传统文化倡导的重要道德规范。孔子说“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孟子阐释：“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庄子也强调“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庄子·盗跖》）诚信是人安身立命的基石。商业活动中的诚信则表征为童雯无欺、信守承诺。《那年花开》中借助吴蔚文“人硬、货硬、话硬”的“三硬”为“诚信”作了最好的注解，诚信为核心，贯穿作品始终，并在作品中借助珍惜信誉、信诺不渝的群像宣扬了秦商“诚实守信，不欺不诈”的处世之道。

    （三）作品中的变革与创新精神

    中华传统文化讲“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周易·系辞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其中蕴含了变化和创新是事物产生发展的根本规律，这是事物生发存续的动力。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成为典型的民族精神。这也是决定商战胜负的关键因素。《那年花开》中周莹不受封建教条礼数的束缚，不畏艰险，开拓进取，敢于改革薪酬，发行干股，人尽其用，发挥人才潜能；敢于扩大经营规模、拯救家族企业；敢于走西口、下江南、闯丝绸之路，万里行商。

    作品中更写出周莹敢于做泾阳“最大逆不道的女人”，敢于质疑对女性家庭及社会角色的定位，这是对传统封建伦理对女性种种约束的颠覆，表达的是平等、自由、尊重的人文价值。在这一点上作品不仅承续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也给传统文化与现代性转化搭建了人文价值的桥梁，使得历史人物具有了现代精神，人性的真、善、美以受众熟悉的形象呈现出来，容易获得受众的共鸣与认可。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影视作品中与时代意义结合，实现了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这是作品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体看，随着影视创意产业链的完善，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影视产业内容急剧增量，这促使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挖掘可利用的创意资源显得更为急迫。从近年来的众多影视作品看，首先要挖掘的就是民族传承发展中积淀生成的精神文化内涵。这是对剧情设计、人物设定、主题走向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之一。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内核在影视作品中的运用，能促使影视作品文化价值有明确的正向定位。这个过程是对传统文化的再造，使其与时代特征相适应，对受众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人生追求有重要影响，有利于增强文化自觉自信，推动文化传承创新，推动主流文化的传播。

    二、 影视剧中传统文化资源运用模式

    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内容，影视产业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艺术再创造过程使影视作品成为传统文化有效传播的重要途径。

    （一）伦理化叙事模式的运用

    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伦理道德模式在影视作品中通过相关剧情的设定以及叙事手法得以实现，能够促使受众在感情和心理上无隔膜地切入剧情，引发受众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兴趣，解读历史。《那年花开》外在结构形式和内在的内容表现上与传统文化相呼应，叙事模式及剧情设定体现了传奇剧的商业化叙事特征。作品叙事结构清晰，情节紧凑。作品围绕周莹从江湖少女成长为商业翘楚的人物成长线，贯穿情感纠缠、家族争斗、时局变革三大主线，揉合了情感纠葛、利益博弈、大义担当的主题设定。作品借助三条主线的交叉运用以及人物个性的成长轨迹，打破了时局主线的沉重凝滞。作品体现故事主线的核心场景在“动荡、突转、冲突、对决、结局”[2]的情节点设计上，注重按照逻辑发展的可能性取舍故事事件，叙事框架是典型的伦理化叙事，描摹传统的人性和时代境遇，“影视作品以其特定的叙事方式和观看情境，把观众从一个无心的看客变成了一个自居于电影叙事体系之中的作者的同盟。而对于那些被‘缝合‘植入进叙事体系内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会在观众自然接受了作品情节中潜在的价值判断和隐含在情节中的文化逻辑之后，同样被观众自然接受”。[3]

    有学者认为，影视作品的发展过程就是在叙事结构上对传统“小说”“戏剧”叙事结构的突破。但在实际操作中，中外影视作品的叙事风格大多有有迹可循的“常规结构模式”，仍然需要遵循基本的艺术规律。《那年花开》围绕周莹的成长作为叙事的基本载体，与古典小说注重线性叙事、故事序列性相呼应，将传统文学样式中对伦理的思考渗入作品创作，在讲好故事的同时，将多维度文化脉络植入故事文本之中，作品有极富戏剧性的故事架构，有悬置，有逆转，同时也有乱世情仇的情感表达、忠孝节义伦理道德富有时代感的冲突与交融辨正。如作品中对吴聘的死因采用线索逆转的手法，山重水复疑无路，直到剧集收尾，才将死因揭开。情感与道德的纠葛，一波三折的叙事风格，符合了受众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的审美心理预期、审美惯性。

    （二）人物立体化设定与传统文化符号

    《那年花开》在叙事话语的运用中，讲究讲故事的方式和技巧，以人物推动故事，作品赋予主线人物个性化、典型化的形象。在周莹的成长线中，以冲突不断的情节设计，促使其由大大咧咧、不拘小節、潇洒率性的跳脱个性到处事不惊、成熟沉稳的性格成型，人物设定立体化，也具有很强的喜剧色彩，避免了所谓“大女主戏”人物形象脸谱化、性格单一化等问题。再如沈星移通过家国情仇的磨砺实现了由一开始的游手好闲、霸道狂妄、不通情理到作品最后的担当道义、自我牺牲的转变。创作团队通过多变的人情视角以及情感纠葛，还原了人性复杂与多维的状态。

    传统文化资源在影视作品中的表达不仅是借助情节设计、人物语言、行动元体现，也依赖作品的场景、道具、服装等一系列的符号得以实现。《那年花开》中随剧情进展反复出现的热闹的街区、中药材“血竭”、洋布与土布、“茯茶”“大碗面”“甑糕”“罗盘”等无不昭示着作品独一无二的商业文化、地域饮食文化、民俗文化，甚至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作品为力求符合清朝末年的历史背景，布景搭建注重细节，泾阳的建筑特色、商业街上的热闹叫卖，借助于视听语言中全景和长镜头呈现，是典型的传统民俗文化和风情的影像再现，勾勒出整体的陕西地域文化及秦商精神风貌，具有历史的厚重感。服饰是文化的重要表征，服装造型和角色设定上人物的性格相辅相成。著名设计师叶锦添担纲剧作服装造型设计工作，设计严谨，尊重历史，避免过度演绎，根据不同的人物身份及性格设计不同的服装及款式，并搭配精细的服饰纹样、配饰，展现出符合时代特征的中国古典美，这样不仅使受众通过视觉理解人物形象，也避免了对传统服饰文化的认知扭曲，实现传统文化的视觉化正向传播。

    三、 影视创作与传统文化传播的共生互长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影视作品有着相似的文化功能。传统文化资源可以借助影像取得更有效的传播效果，影视产业工业化的生产模式也进一步推动了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重构与影视产业发展的加速融合。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影视创意产业的发展是典型的共生互长的关系。

    传统文化中的民风民俗、价值观念、礼仪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内容在影视作品中以视听结合的方式得以强化与再现。《那年花开》第7集中，周莹被吴夫人认可后“学礼仪频闹笑话”的桥段，既让人捧腹，又强烈感受到不同社会阶层的礼仪差别、道德规范的不同。就是在周莹面对家庭、情感、背叛、奋斗的否定到肯定的过程，受众也感受到个人成长中自我价值、人格完善的道德选择的重要性，正常家庭、社会秩序构建的重要性。作品通过典型的本土化、人性化的创作，减少了文化传播中的功利意识严重、价值取向扭曲、知行脱节等负面影响。艾柯提出“开放的文本”的理论，认为文本意义的完整呈现需要读者的二次解读。传统文化中的文化认同和集体无意识在“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理解”之间架设起了桥梁。传统文化的介入提升了影视作品的文化价值品味，在审美创作中兼具弘扬文化传统、道德伦理规范的功能。

    传统文化是开放性文化体系，影视产业的发展给其提供了不同以往的传播渠道，以艺术影像的形式呈现，有助于传统文化资源的经典化，并扩大传播范围，增强文化资源传播的效果。通过影视进行商业化营销的旅游方式，已是成熟的模式，影视剧的热播带动了拍摄地文化旅游热。随着《那年花开》热播的带动，观众兴起了“泾阳秦商文化体验热潮”，据统计2017年国庆黄金周期间，5637万人赶赴拍摄地泾阳，品泾阳民俗，体会秦商文化。发展演变的传统文化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不断激发创意，借助于多元化的形式与出口生动再现，借此传统文化不仅呈现的是历史文化价值，也兼具关注现实的理性精神，具有当代文化属性。虽然在影视文化的发展中有所谓的对传统文化的解构，碎片化传播的批判，但透过表象，看到的是文化传承与转化的必然。

    综上所述，《那年花开月正圆》作为今年影视剧创作的精品之作，充分体现出传统文化与影视产业的共生互长，共同促进的文化现实。同时该剧的成功也给当代剧作人以新的启示，在未来的影视剧创作中，需要在国家文化意识、产业意识指引下，以传统文化为基因，以文化创意为支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选择合适的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元素进行重构，创作出富有文化内涵与当代价值的影视精品。面对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要通过挖掘出具有文化新鲜感的传统文化符号，形成自己的文化视角，发出自己的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参考文献：

    [1]陈丽，孟竹，郑熠.《那年花开》单集播放4.2亿：国产剧如何打动人心？[EB/OL].（2017-10-13）[2017-10-14]http：//mp.weixin.qq.com/ s/UfC56FKQL4MFS5_gOgnIGA.http：//www.chinaz.com/start/2014/0825/364883.shtml.

    [2]张会军，黄英侠.电影理论：叙事分析与本体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11.

    [3]万江.对传统文化资源做影视改编的观察与分析[J].四川戏剧，2016（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