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具有价值偏好的政治学研究
刘鹏,马晓婧
摘要:价值中立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它肇始于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传统中,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经托马斯·莫尔、马克思·韦伯等人的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一股强大的价值中立思潮。但是,作为具有政治参与性的政治学研究,其价值是有偏好的,完全中立的政治学研究是不存在的。本文即从介绍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原则的提出、理论基础、具体内容着手,就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偏好问题向价值中立问题提出批判。
关键词:价值偏好;行为主义;价值中立;批判
在政治学方法论研究中,价值中立问题是行为主义政治学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行为主义政治学标榜要实现政治学的“科学化”,主张将“事实”与“价值”分开,认为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只能做事实判断而不能做价值判断。[1](P.49-52)但是,在实际的政治学研究中,单纯的“价值中立”已经不符合现实的研究思路。这一原则在更加深入的研究中,尤其是涉及到比较政治学等跨国别的研究中,无不显示出其特有的价值偏好。
一、价值中立原则
(一)价值中立的提出
作为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价值中立原则具有很长的历史,“早在古希腊时期,古希腊的学者就认为:学者唯一的使命、最高的价值追求就是知识,而不应该贪图富贵和权力”。[2]而西方所谓的“学者传统”,指的就是“不顾功名利禄、不管实际应用,一心只做学问、追求知识的传统”。[2]历经中世纪神权对政治学研究的严重干预,以及近代政治学研究的大发展,到了十九世纪,“价值中立”原则才得以有了长足的发展,在社会上的影响才开始逐渐的扩展开来。
现代意义上的价值中立原则作为一个政治哲学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提出“是”和“应该”的问题,即“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问题”,休谟认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问题,二者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3](P.281-282)后经马克思·韦伯、哈罗德·D·拉斯韦尔、杜鲁门、戴维·伊斯顿等人的发展,而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颇具影响力的一种政治学研究原则。
(二)价值中立的理论基础
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主张是建立在休谟的“事实和价值两分说”与逻辑经验主义的“价值情感说”理论基础之上的。[4](P.33-37)它将休谟提出的“是”与“应该”问题、“实然”与“应然”问题运用于政治学的研究之中,同时还与当时较为流行的实证主义相结合。可以说,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价值中立要求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发展有很大的联系,行为主义政治学关于“事实——价值”两分以及在政治学研究中做到价值中立的主张与要求和逻辑实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5](P.18-19)
价值问题是科学研究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它的回答对经验事实无所断定,只是表达了某种情感和态度,无法用经验证据进行检验,这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价值情感说”。“科学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不是应是什么。”[6](P.222)基于此,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研究只能回答事实问题,做出事实判断,哲学和伦理学才试图回答价值问题,做出价值判断。[6](P.33-37)
(三)价值中立的具体内容
从休谟的“事实和价值两分说”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价值情感说”出发,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张政治学研究应当进行“价值祛除”,以在研究的过程中能够做到“价值中立”。行为主义价值中立原则主要从研究对象、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来说明价值中立问题,这同时也是这一原则的具体内容。
1.研究对象的价值中立
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张,在研究对象上应该从政治哲学中独立出来,政治科学应该只研究事实问题,而不应该研究价值问题。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主张只研究“实然”的事实性问题,而将“应然”的价值问题留给政治哲学。
2.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
行为主义政治学者认为,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价值祛除”或“道德上中立”,以避免个人的政治倾向、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对政治研究结果产生,尤其是对涉及到跨国别政治研究结果的影响。在研究的过程中,“不管研究者怎样去理解善和恶,他们在善和恶的冲突中要保持中立”。
3.研究结论的价值中立
行为主义政治学者认为,在对研究结果进行描述时,应该只做因果事实判断而不应该进行好坏善恶的价值判断。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强调作为“科学家”,严谨的政治学家应避免做出价值判断,也不宜对价值判断发表意见,对一切重要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是政治哲学家的任务,政治哲学家才总是试图做出决定、提出建议、阐发道德标准、提出价值判断来估计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7](P.163-164)
二、政治学研究须有其价值偏好
在政治学研究中,不同的流派具有不同的价值倾向,但它们往往与行为主义者的价值中立原则相左。如自由主义者就主张价值多元化,这种倾向在新自由主义流派的思想中更能得到体现。在政治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初步实现了完备性特征,提出并维护了政治价值优先性地位”,并在最后使“自由主义政治价值逐渐成为自由主义阵营共识(共同性)的基础”。[8](P.33-37)至于社会主义思潮与自由主义思想之间的争论,更是生动体现了政治研究中的价值偏好问题。
就政治学研究中的政治倾向问题,本人认为,在政治学研究中,完全的价值中立是不可能实现的。“价值问题完全是在知识的范围以外。那就是说,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感情各不相同却仍然是可靠的事实。”
无论是何种政治学研究,都需要一定的资金、人员、场所和辅助设备。首先,就参与政治研究的人员来说,他具有两种身份,一种是政治学研究者,另一种则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作为政治学研究者,他可以决定自己研究的任务,可以强调政治学研究的价值中立;作为一个公民,政治学者可以决定为何种团体、教会、国家、阶级等服务,但是却没有必要保持价值中立。因为,作为一国的公民,他必须与该国的政治形态相衔接,否者,其所进行的政治学研究就会受到该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抨击,从而失去在理论界的地位。可以说,不同的社会,对于不同的研究方法,各自印上赞许或不赞许两种不同的标识。对于价值中立问题也是如此。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研究方向,都会导致研究者对同一政治现象产生不同的看法,“一千个观众,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想做到毫无价值偏好的价值中立,显然是不可能的。
其次,从政治学研究的资金方面来说。政治学研究需要高昂的费用,尤其是涉及到需要进行问卷调查的一些研究课题。为了支付这些费用,政治学研究者就不得不同社会上的商业基金会进行沟通,以期能够获得其资金支持,而这些基金提供者出于商业需要或自身偏好,会给政治学研究者设定一些条件,这些无疑使得研究课题和研究结果受到基金提供者的政治倾向的影响,因而无法保持价值中立。此外,研究者如果取得政府的支持,而“政府一旦成为政治学研究成果的最大买主,它就有可能影响这种研究的客观性,甚至诱使研究者附丽于政治权力”,从而“巧妙地决定了政治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选题和方法问题,从而也最终限定了政治学研究的最终成果”。
第三,从政治学研究所涉及的被调查者而言。这主要针对的是需要进行调查问卷的政治学研究课题。在课题研究之初的问卷设计时,问卷的内容就已经或多或少的受到问卷设计者自身价值倾向的影响,可能会在问卷的设计上设置一些诱导性的问题,使被调查者向问卷调查者期望的方向靠拢。而就被调查者而言,由于他们大多数没有受过专业性的政治学理论教育,对很对专业性问题的看法仅仅局限于较为浅显的认识,或者仅仅局限于当时当地自身利益的实现与否,其对调查问卷的回答,会受到很大的自身价值倾向的影响,即便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自身的价值倾向,也难免不被问卷设计者的价值倾向所引导。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调查结果会有很大的价值偏好,而以具有价值偏好为基础的调查结果形成的研究结果势必会有很大的价值偏好性,从根本上就使得研究结果与价值中立无缘。
四、结论
从行为主义者推崇价值中立至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了,如果笼统的从十九世纪的价值中立原则萌芽算起,则有将近二百年的历史。无论行为主义者处于什么样的目的宣扬价值中立原则,在政治学发展的同时,我们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在政治学研究过程中,“不考虑价值只会偏离政治学研究的目的,因为我们研究政治学现象必然意味着要介入政治”。而行为主义者所宣称的价值中立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倾向。
因此,政治学的研究应该有一定的价值偏好,这是在存在利益分化以及阶层多元化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否则,政治学研究就会失去“买主”。同时,离开一定的价值偏好和研究指向,政治学也就和社会政治现实发生了分离,从而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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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慧梅.科学的价值——关于价值中立[J].当代经理 人,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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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爱武.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观述评——兼 论社会科学能否做到“价值中立”[J].经济与社会发 展,2010,(7).
[5]张铭、严强.政治学方法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 社,2003.
[6]H·赖欣巴哈.伯尼译.科学哲学的兴起[M].北京:商 务印书馆,1991.
[7]詹姆斯·A·古尔德,文森特·V·瑟斯比,杨淮生译. 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M].北 京:商务印书馆,1985.
[8]亓光.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语境阐释——一份政治 哲学上的考量[J].贵州社会科学,2010,(10).
[责任 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