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冰花》：批判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儿童电影

    褚芳　　徐刚

    《鲁冰花》是由杨立国执导的一部儿童题材电影，1989年上映后，在两岸三地均引发了强烈反响，同名插曲更是成为影响一代人的经典记忆。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乡村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农家男孩追求绘画梦想的故事。与多数儿童电影的冲和淡泊不同，本片犀利地揭露了社会现实，将古阿明不幸的夭折，与贫富差距、家庭安全感等问题连接在一起，并对当时的教育方式提出了大胆质疑。孩童内心的温情、天才殒落的反思，并称为《鲁冰花》的两大主题，二者共同谱写了一曲凄美的童年挽歌。

    一、 成长过程中的亲情缺失

    亲情是儿童题材电影必不可少的要素，它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凭借坚韧与牢固的特质，成为影视作品获取观众共鸣的不二主题。以农村为背景的故事更是如此，日复一日的劳作，让家庭成员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共同体，而田园牧歌一词所包含的意蕴，就像亲情一样质朴、温馨而简单。在影片《鲁冰花》中，亲情并不是矛盾漩涡中心的主题，却是这个家庭悲剧的根源，导演有意设置这条暗线，与阿明绘画梦想的明线相交叉，目的是引导观众，以一种悲悯的眼光去审视片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形象。

    “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无论是重复响起的歌曲，还是片头出现的小花，都指向同一个核心角色——母亲。然而这个人物至始至终都是模糊的，通过父亲、茶妹的只言片语，可以抽象出一个传统中国式的母亲形象，她过度劳累过早离去，短暂的人生中只有贫穷与病痛焦灼的痕迹，却因勤劳而显得格外美丽。当阿明询问姐姐是否记得母亲的外貌时，茶妹的描述依然没有任何体貌特征，只有母亲戴着斗笠的身影，斗笠上插着一朵娇艳的鲁冰花。导演没有使用场景重现刻意制造苦情的效果，而是仅靠文本描述，这一方面是为了衬托阿明非凡的想象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叙事手法考虑，保持偏于平实的逐步推进。鲁冰花无疑是母亲的象征，她归根于贫瘠的山岭，化作春泥滋养着茶树，守护着人间的一双儿女，因此在阿明的画像中，母亲呈现出忧伤的姿态，侧面表现了这个家庭的困窘与残缺。

    母亲角色的缺失，直接影响了父亲的性格，长期自责滋生出一种无意识的暴躁，在责打中成长的姐弟，则分别代表着儿童身上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特征。姐姐懂事早熟，操持着全家的生计，却依然不失儿童的纯真；弟弟顽皮可爱，拥有极强的想象力和一颗敏感、善良的童心。他们内心憎恶贫穷、渴望母爱，这样细腻的情感往往隐藏在快乐的表象背后。因此，影片用了较长的篇幅展现姐弟的生活，竹筏、猪草、水牛、皮球，许多原生态的符号，强调了故事的原真性与生命力，而阿明摇晃着竹筏，向小猪的嘴里吹气，将水牛糊满泥巴，踢皮球打碎教室的玻璃，这些镜头进一步放大了批判力度和美学价值，不仅完成了乡村意象的自然表现，更加凸显了影片对人性本真的追求，为后文揭露社会黑暗埋下了伏笔。

    二、 教育体制中的固化思维

    与家庭相对应，学校可以说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另一重要背景，教育唤醒了儿童内心的社会性角色，就如美国教育学家辛格尔顿所言：“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观点看，学校作为社会制度或文化系统的存在，不仅是教育系统，也是社会体系、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1]反观电影《鲁冰花》，它所展现的校园生活存在两面性，既包含了童年的纯真与快乐，同时也深度展现了当时学校系统中的诸多问题。

    在公共资源并不发达的年代，素质教育、个性教育等概念尚未普及，中小学的教学方式普遍比较单一，目的是培养中规中矩、适合现行体制的学生。小画家阿明显然不属于此列，尽管功课不好、家境贫困，随时面临着辍学，他依然保持着孩子活泼顽皮的天性，整天和伙伴们肆无忌惮地打闹。作为一个贫苦茶农的儿子，一个训导主任和教官眼里的“差等生”，阿明无疑是不入流的。对他而言，周遭世界充满了偏见与不屑，出众的绘画天赋本是一种幸运，却成了特定情况下的不幸，被埋没和误解，是俗世中天才注定的宿命。老师们为了一张选票、一套西装，千方百计地讨好乡长儿子，硬生生剥夺了阿明的参赛权力，唏嘘背后，看到的是深刻的反思，成人世界的“成功准则”，对孩子的心灵造成了莫大的戕害。

    抛去教师群体的失职，单就教学方式而言，将儿童固定为成人的观念，以及个性教育的缺乏，都是造成这个悲剧的罪魁祸首。乡长公子林志鸿只会命题作图，画教室要数好人数，连画旗上的星星都要量好角度，这样的画作固然出色，却像一张定板的照片，只有无限接近于现实的色彩，丝毫不见儿童天真的想象，只有像这样用左脑丈量物体的“天才”，才符合成人世界的规则。可见，刻板的教条在无形中扼杀了儿童的想象力，让他们过早的学会循规蹈矩，假如阿明最后免于死亡，随着年龄增长，他的绘画天赋也必将被这些千篇一律的教条所泯灭，成为时间的殉葬品。

    演讲比赛这一情节，更加深刻地批判了教育体制中的固化思维，台上的女孩不过四年级，却在用成人的论调朗读长篇大论，探讨“国民素质提高”等空泛的话题。镜头一转，阿明和伙伴们在操场玩着木头人的游戏，窗内与窗外形成了鲜明对比，究竟哪一个才是儿童应有的姿态，似乎已经有所定论。

    三、 儿童视野中的社会现象

    20世纪下半叶的台湾影视作品大多涉及社会民生问题，《童年往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影片引起了极大震动，将青少年的发展问题，纳入公众目光中的焦点话题，同时，微观政治学的发展更是带动了社会对个体命运的关注。《鲁冰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它以批判的态度刻画人性，这种批判是由表及里的，全方位的描写周遭环境，并大量使用对比手法，从而表现出一个弱小个体在强势压迫下的挣扎、改变以及情感喷发。

    儿童与成人的不同视角，构成了两个永恒的平行世界，阿明看到的是简单的生活、未来的希望，父亲、郭老师等角色的存在，则是为了衬托出社会无情的偏见与打压。在那些色彩夸张的儿童画中，阿明的内心世界已经显露无疑：希望父亲不要中暑，便将太阳绘成清凉的蓝色；希望姐姐继续上学，便将茶虫画得面目狰狞；希望能够守住约定，便将家乡的山水与茶园定格在画纸上，执拗地期待着与郭老师的重逢，美好而纯粹的儿童世界，是对黑暗现实最大的讽刺。父亲含泪卖掉未长大的猪仔，却只能用来还清乡长家的债务，一句“活的人死不了，要死的人也救不活”，是底层贫苦家庭刺痛人心的绝望呼喊，而阿明永远无法触碰真相，他承受着梦想的破灭，也明白身体痊愈只是父亲的谎言，在身心的双重打击下逐渐消沉，带着浓重的黑眼圈、拖着瘦弱的身体走向死亡。天才悲慘的夭折背后，是贫民与富有阶层的绝对差距，在儿童的视角里，这一切尚不明显，虽然一个穿着精致的小皮鞋，一个穿着破旧的脏布鞋，林志鸿依然夸奖阿明，并亲口承认阿明比自己画得更好。孩子的友谊很难得到来自成人世界的认同，无数的强烈对比撕裂了假象，老师们对阿明和林志鸿截然不同的态度，乡长家宽敞的院子和阿明家逼仄的棚屋，以及影片最后，庸人还在讲台上装腔作势，试图将其转变为自己引以为傲的资本，天才却已经在落寞中陨落了。无处不在的对比手法，揭示了悲剧的深层次原因，将社会不良风气、贫富差距等问题表现得淋漓尽致。

    黑暗往往滋生在角落里，在宁静的湖光山色背后，隐藏着乡村长久以来的社会问题，“想要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粉碎乡土之上的虚假图像，就必须打破用以连接个体、构成整体的虚伪层级关系，将目光从宏观方向转向微观领域……并将它们以终于自然本性的方式结合起来”。[2]创作者所追求的是微观视角下的真实，阿明所在的水城乡，只是大千万物中的一隅，然而，这张妙手偶得的截图，足以让观众窥探出凉薄的世情。将成人世界的尔虞我诈进行浓缩，放置在儿童的视野中，真与假、善与恶两相对比，方能突显童心的美好珍贵。

    四、 残酷现实中的温情色彩

    《鲁冰花》的叙事过程展现了强有力的批判现实主义特征，导演用大部分篇幅，集中描写阿明身边的各类群体，他们或趋炎附势，或压抑无奈，真实地再现了当年台湾乡村复杂的社会环境。“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劳苦群众充满同情……也有不少作家努力描写小人物的痛苦世界，很多作家还幻想用道德力量或社会改良来解决矛盾。”[3]本片也不例外，从人物设定到台词穿插，无不表现出平和的人文关怀，温情与残酷，有时并不是完全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融，交织成观众心中久久难以散去的感动。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郭老师的出现，无疑是阿明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二人的师生情自然也成为了影片的叙事主线。郭云天这个角色象征着艺术与正义，他不贪慕乡长的权势，亦不畏惧校领导的威胁，在多数老师极力反对的情况下，保举阿明参加绘画比赛。思想闭塞的大山中，郭老师是开明教育的代表，他拒绝体罚，不屑于树立高高在上的形象，而是带领学生采茶、写生、做游戏，从而建立起亦师亦友的心灵伙伴关系。“孩子的世界除了吃和玩就是想象”，作者借郭老师之口，道出了影片的主旨，阿明作画毫无技巧可言，他所有的天赋都来源于想象，打动郭老师的，正是阿明非凡的想象力和敏感善良的心灵。因此，在迫不得已离开之际，郭老师一定要带走阿明所画的茶虫，让这个孩子的理想飞出大山。

    《鲁冰花》的结局同样是悲喜参半、笑中含泪，阿明被淘汰时，心情是极度落寞的，“是不是有钱人的小孩，什么都比较会一点”，绝望的心声言犹在耳，那口狭小的薄皮棺材尚未下葬，国际大赛的奖状便寄到了大山中，两个反差极大的情节，让观者的心情如同过山车般起伏不定。小阿明的绘画天赋，在其死后获得认可，这样的结局与其说是对乡长、主任等人的莫大讽刺，不如说是作者所编造的善意谎言，让观者有理由相信，在充斥着虚伪与逢迎的角落，依然诞生着纯粹的美好与希冀。

    结语

    在《鲁冰花》最后，伴隨那首熟悉的旋律，排闼而来的青山，随心所行的浪潮，组成了一首哀怨的山水游吟诗，阻隔阿明理想的并不是距离，而是既定规则与世俗偏见，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像化应用，在这部儿童题材电影中找到了归宿。导演长于刻画悲剧，将古阿明家庭与个人理想的凋落，放置于社会历史的背景进程中，其价值并不局限于对现实的反讽与轻微鞭笞，从阵痛中抽象出具有普世意义的美学价值，才是批判现实主义影片应有的定位。

    参考文献：

    [1]王兆景.简论美国私立学校的功能[J].科学教育，1996（1）：61-63.

    [2]吴鵾.台湾后乡土文学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2）：199.

    [3]桑艳霞.简析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及其创作特点[J].时代文学，2010（9）：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