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人性·革命者——论《日瓦戈医生》中的反暴力书写
吴若菡
【摘 要】《日瓦戈医生》是前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反映俄国革命的重要长篇小说。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中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战争场景的再现来反映暴力革命与人性精神的矛盾性。本文将暴力革命拆解为战争暴力和政治暴力两部分内容，通过重要人物的对比以及经典场景的分析，探讨帕斯捷尔纳克所秉持的“反暴力原则”以及暴力革命与人性异化的关联。
【关键词】《日瓦戈医生》;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暴力;革命;异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29-0225-02
关于“革命”的定义有很多，其词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代指变革天命，更替朝代。发展到近代，“革命”一词又逐渐扩展为自然界、社会界或思想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深刻质变。[1]但不论词意如何变化，“革命”与“暴力”之间似乎总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有学者认为革命与暴力是直接相连的，只有通过流血牺牲才能换来社会新的进步。
前苏联作家鲍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以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为大背景，将众多小人物置于血腥、残酷的暴力革命之下。暴力革命所招致的战争、流血、恐惧与家园沦丧，让越来越多的人在绝望和痛苦中走向扭曲、异化甚至毁灭。但“战争与和平”并不是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中所想要传达的核心内容，战争主题只是浮于小说表面的表象，暴力革命所催生的一系列人性精神的异化才是深藏于文字之中的内核。
一直以来，小说主人公尤里日瓦戈在很多读者的眼中都被解读为反战的先锋，一个博爱的人道主义者，但这种说法是存在一定偏差的，日瓦戈从始至终所反对的并不是战争，而是暴力。在小说《日瓦戈医生》中，暴力革命所涉指的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对人的肉体上进行侵害的战争暴力，另一方面则是在人的精神上进行荼毒的政治暴力。
帕斯捷尔纳克将小说背景设定在纷乱的战火中，但对战争的描写却着墨不多，主人公日瓦戈医生也不像其他战争题材小说的主角一样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他是中立的，始终站在客观的角度记录着战争暴力所导致的灾难、创伤和死亡。小说中对战争直观的描写很少，但战争过后的惨淡、寂静，作者则以场景描写的形式向读者缓缓呈现：
戈尔东经过了许多被毁的村庄，其中一部分已经阒无人迹，另一些地方的村民都躲在很深的地窖里……那些劫后余生的老年妇女迎送戈尔东的目光似乎是在探询：这世界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定有序的生活？[2]
没有轰轰烈烈的战争场面，没有血流成河的血腥惨象，作者只是选取以普通乡村为叙述视角，简单几笔就将战争暴力的疯狂与丑恶烘托纸上。施加暴力的战争双方，他们初期所标榜的口号无一不是为了人民、为了百姓，可是战争过后，无数无辜生命的消逝，幸福家园的沦丧，又该找哪一方来问责呢？
战争暴力带来的最可怕后果并不是流血死亡，而是被战争思想所桎梏，异化成一个只会拼命的杀人机器，丧失了生而为人的最低底线。在尤梁津争夺战中，红白双方指挥员本是童年时最亲密的伙伴，却因政见不同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拼杀。虽然在尤梁津争夺战中，加利乌林和安季波夫之间存有胜败，但小说结尾二人都以惨死收场，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对暴力战争的反思：暴力战争没有真正的赢家。
政治暴力和战争暴力不同，在小说中它有着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表现形式，它是当局者对民众思想和精神的控制，思想的僵化与折磨将会使一个人更快走向灭亡。
帕雷赫是小说中人性精神异化的最佳代表。他是一位红军战士，但同时也是一位丈夫，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是政治暴力将他彻底摧毁堕入深渊。小说中，帕雷赫对妻儿“爱的忘我”，倾注了他所有的感情，但同时他也有一种“天生的阶级本能”，性情残忍至极，“一向赞成极端的、最严厉的措施——处决”。一方面，他的精神早已被当局者所控制，阶级思想的灌输，也使得他仇视那些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战争的流离失所和不确定性，让这个恋家的战士无比纠结，遭受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最终，帕雷赫被政治暴力扭曲变形为一个嗜血杀人狂，他用帮孩子削玩具的尖利斧头亲手结束了妻儿的生命，人性彻底泯灭，异化成“一只得了狂犬病的发疯野兽”。
小说中另一个被革命夺去人性的极端之人便是安季波夫。其实，“革命”这个词语定义的初衷本身是好的，是想推翻那些旧的腐朽的事物，让广大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之所以说安季波夫精神异化是因为他从一开始投身革命的目的便是不纯粹的，他不是为了人民革命，而是为了个人而革命。所以，这个可怜又可敬的男人最终就只能在革命中迷失、消亡。安季波夫从幼年就开始向往崇高、光辉的事业，但他却是因为得知妻子拉拉被科马罗夫斯基诱奸才最终决定走向革命道路。他的革命从一开始就带有“复仇”的悲剧色彩。安季波夫的革命初心是想改变生活现状，彻底推翻“科马罗夫斯基们”上层社会的专制统治，他受够了作为下层人民无力改变生活的惨状。但在他的晋升之路上，政治思想的暴力灌输使他变得越来越严酷，“革命”给他思想上了“武装”，权力欲望渐渐将安季波夫吞噬，他被异化为红军精神、原则、思想的代名词——斯特列利尼科夫。[3]政治暴力不仅毁了他自己，也让拉拉和他逐渐走向陌路，而他所指挥和参与的大小战争，直接或间接杀死过的无数鲜活生命，又使得多少家庭流离失所、彻底毁灭。
日瓦戈医生作为小说的灵魂人物，他始终秉持“反暴力原则”。他的善良博爱和始终如一的坚守，有很大部分都来源于他的舅舅尼古拉耶维奇。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尼古拉耶维奇认为“如果指望用監狱或来世报应恐吓就能制服人们心中沉睡的兽性，那么马戏团里舞弄鞭子的驯兽师岂不就是人类的崇高形象，而不是那位牺牲自己的传道者了。”[4]换句话来说，暴力手段固然可以推翻统治，但它无法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暴力与人性之间始终都是矛盾的，真正成功的革命与变革应该是以爱和善意为主导的。正如帕斯捷尔纳克借尤里·日瓦戈之笔所写《客西马尼的林园》中的一句“收起你的剑吧，刀枪解决不了任何争端”。[5]
参考文献：
[1]李鹏涛.革命研究在西方——20世纪“革命学”研究述评[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6.
[2][4][5]鲍·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5：170，41，543.
[3]孙磊.论《日瓦戈医生》的反暴力叙事[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