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姆酒日记》：“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实录
邢蕾
《朗姆酒日记》改编自刚左之父亨特·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的同名小说The Rum Diary，讲述了记者保罗·坎普在波多黎各醉生梦死的生活中坚定了自己新闻追求的故事。影片基于小说，以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为背景，真实地还原了后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社会环境与人们的精神面貌。主人公保罗·坎普是一名报社记者，他酗酒、吸毒，同时又有着反对传统价值、追求新闻真实的勇气，是“垮掉的一代”的典型人物。
“垮掉的一代”（Beast Generation）是二战后出现于美国的以反对机械文明、挑战传统的社会价值观为主张的青年文学群体。他们性格粗犷豪放，落拓不羁，纵欲、酗酒、吸毒，追求绝对自由拒绝承担社会义务，反对一切世俗陈规和垄断资本统治，因此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作为一部带有传记性质的致敬电影，保罗·坎普的人物原型便是亨特·汤普森。亨特·汤普森与杰克·凯鲁亚克作为“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同为美国反文化的先锋，他提出刚左新闻主张，即将虚构性文学写作的技巧运用于非虚构写作，并希望将新闻写成“读起来如小说一般”，刚左新闻以一种夸张大胆、主观嘲讽的写作风格为特征，将作者置于叙述的中心。他本人酗酒、吸毒，遗愿之一是将自己的骨灰装进大炮，一炮轰掉，最后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本文通过对影片人物角色设定以及创作手法等展开分析，还原电影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人物原型，进而对影片所呈现的“垮掉的一代”的反传统、荒诞精神进行深刻解读。
一、“醉生梦死”的人物群像
导演布鲁斯·罗宾逊（Bruce Robinson）为撰写剧本，并更好地體会主角“醉醺醺”的状态，在戒酒8年以后又重新开始每天喝一点酒，结合影片主题，可见酒精是导演预留在本片最重要的线索。影片中设定的人物都沉浸在酒精、毒品、性乱以及金钱世界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主人公保罗·坎普（约翰尼·德普饰）厌倦了纽约的喧嚣与后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政治氛围，到波多黎各的一家报社应聘记者，希望有所发展。电影开始的两分钟，导演用了26个分镜头将他应聘前的宿醉状态表现的淋漓尽致。镜头前的他醉醺醺地醒来，眼睛布满血丝，走路摇晃，随后镜头转向坎普打开的冰箱，十多个空酒瓶映入眼帘。但这依然不妨碍他应聘成功，报社主编之所以不以为意，是因为“波多黎各是世界上最不适合戒酒的地方”，后来坎普在一次因醉酒而起的与当地人的冲突中，放火误烧了警察，并因此惹官司上身。沉浸在酒精里的的保罗·坎普以醉眼看人生，现实通过其微醺的视角被扭曲、幻化为具有反传统地、荒诞色彩地影像集合：酗酒、吸毒、性乱以及狂欢。
鲍勃·萨拉这个角色的设定极其关键。他是保罗唯一的朋友，也是被酒精和现实麻痹的一员。他与保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是沉浸在酒精与毒品的狂欢中，保罗是在冲破现实，而鲍勃确是与现实妥协后的无奈之举。他继续麻木地待在自己已经预料会倒闭的报社中蹉跎时日，并为自己在现实的洪流中找到一丝安慰，即以斗鸡为乐，满足于朝酒晚舞的当下和朝不保夕的前途。正如鲍勃·萨拉所说，影片的另一重要人物莫波洛则是“被这报社害惨的活生生的例子”。莫波洛是报社的宗教记者，因为与报社主编的矛盾，导致身无分文，寄居在鲍勃·萨拉的出租屋内，像乞丐一样，拿着一瓶朗姆酒，醉醺醺的出现在镜头前面。他嘴中只有朗姆酒和反宗教言论，摇摇晃晃的宣泄着对这个世界的不满，他曾试图冲破现实的虚假，却被这种虚假伤害的体无完肤。
桑德森是影片设定的反面人物。他是一个相信一切都可以用金钱衡量的人，在当地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用金钱买通了当地法官，使保罗·坎普免除了牢狱之灾。又以此为筹码，希望保罗·坎普为其撰写有利的报道，从而将波多黎各变成专为富人服务的资本家的天堂。他低俗、虚伪，在私人海滩上沐浴着波多黎各自由的阳光，他是“垮掉”的理想主义的坎普的厌恶对象，因此影片中二人的矛盾和冲突最为显著地代表了“垮掉的一代”与垄断资本以及传统社会价值的冲突。影片唯一的女性角色切诺特是美好、自由的象征，但她同样依附于有权有势的桑德森，导演这样的角色设定传达出在那个时代富人所享有一切优势资源的现状，切诺特同样沉迷于酒精、舞厅，并因为醉酒将自己置入一个危险的境地，但她又是清醒的，她以宿醉来对抗自己的命运和现实，来表达对桑德森的不满。
影片中已经“垮掉”的莫波洛，即将“垮掉”的鲍勃，以及试图借助“垮掉”的行为来对抗传统价值的保罗和切诺特，都是波多黎各“醉生梦死”生活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们身体力行地践行了“垮掉的一代”的主张和精神。
二、 荒诞不经的创作手法
亨特·汤普森的创作，较大程度地受到了美国意识流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影响，他秉持福克纳“最好的小说远比任何形式的新闻更真实”的理论，《朗姆酒日记》的创作继承了福克纳的意识流、多角度叙事以及象征隐喻等特点，又结合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社会现实，是一部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结合体。电影对小说的改编基于意识流、荒诞的精神内涵，但导演布鲁斯·罗宾逊心知肚明，作为一部商业电影，始终以牟利为目的，他不能像独立电影创作那样游离于主流的电影创作体系之外，所以在角色设定和情节设置上都尽量在荒诞之上增加一些合理性和连贯性，以满足大众的口味。但仔细品味这部电影，小说中的象征隐喻与荒诞不经还是得到了极大地还原。
（一）情节、语言与结构的不合逻辑
首先影片的情节设定缺乏合理性和连贯性。主人公保罗坎普几乎对西班牙语一窍不通，却到一个西班牙语区应聘记者，主编在看过他的简历后，一边咒骂“全篇都是在瞎扯淡”，一边又和他签订了工作协议；莫波洛作为一名报社的记者，却从来没有见过主编，深爱朗姆酒的他，酿出了470度的酒；鲍勃·萨拉和保罗·坎普拿着望远镜观看对面楼的电视节目，并称“差不多有台电视机”等等，这些不合常理的情节都直击荒诞主题。另外，电影中从未出现的迈阿密市长，斗鸡比赛与为鸡施咒的巫婆等情节的设定都与剧情的发展没有必然的联系。影片又运用了大量的人物对话以及行为动作来弱化情节，以达到荒诞的精神主题。
导演对人物对白的语言进行了“爆破”，破坏了其表达人物思想，表情达意，塑造人物性格，发展戏剧冲突的功能，通过创造一种荒诞的语言言说方式，一种新的形式功能，在摧毁意义的同时又于无意义中显示意义，从而揭示荒诞感和荒诞意识。这一点最为突出的便是莫波洛人物语言的设置，在鲍勃·萨拉的出租屋内与保罗·坎普喝酒时，时不时说出“如果《圣经》是上帝创造的，他为什么不给每人发一本”“耶稣像一条肥皂”这种不明所以的话，这些不明所以的话与情节发展、人物的谈话内容毫不相关，而正是这种毫无意义的语言，揭示了人物和情节本身的荒诞意识和荒诞感。
笔者认为，影片主要采取了超现实主义电影的片段式结构形态。这种片段式的结构形态最大的特点是电影情节的整体运动呈片段状态，各个片段互相独立，缺乏因果逻辑，各个片段间的联系散漫、任意，甚至毫无联系，电影中的人物失去了对意义的追求，失去了追求某一目标的行动的连续性，而呈现出任意散漫的生存片段。影片开始将保罗置于一个急速运转的印刷机器旁，预示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的他要在新闻邻域大施拳脚；随后又把他置于一个满是朗姆酒的酒吧，极力渲染他酩酊大醉的神态；后来又将他置于一个嘈杂的斗鸡场，一段风光秀丽的城市公路。每个片段之间毫无因果逻辑，而每个片段又都指向一个主题，即他荒诞的生活状态。主人公保罗·坎普的这些生存的片段设定，直喻出人生的无意义与荒诞。
（二）象征性隐喻与喜剧背后的悲剧意蕴
象征、暗示的手法是荒诞派戏剧、电影，表现主义文学，超现实主义文学、电影以及“垮掉的一代”常用的创作手法，通常通过夸张的、近乎荒诞的意象来表现主题。影片中最重要的意象便是朗姆酒，朗姆酒象征着自由，而沉浸在朗姆酒海洋里的保罗·坎普等人即是为了追求自由才来到了波多黎各。富人用保龄球打破的朗姆酒，象征着被垄断资本打破的自由。影片中的报社主编头顶假发，保罗·坎普来应聘时鲍勃·萨拉叮嘱他不要盯着主编的假发看。假发，即象征着报社主编的虚伪，他为了谋取私利强迫记者进行一些虚假的报道，在报社临近倒闭时带着员工的薪水逃走。在桑德森的私人海滩，保罗·坎普架起长长的望远镜看游轮上的桑德森和切诺特，望远镜象征着保罗·坎普与桑德森之间的距离与矛盾，一个是以酗酒、嗑药为生的潦倒记者，一个是富有的资本家，他们之间既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也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鲍勃·萨拉和保罗·坎普乘坐的失控的汽车即象征着的他们失控的“醉生梦死”的生活，也象征着积重难返的传统社会价值。而看似毫无意义的斗鸡的情节设置则是象征着以保罗·坎普为主的“垮掉的一代”与传统的社会价值和垄断资本的斗争。
荒诞电影最显著地特点便是以轻松的喜剧形式来表现悲剧主题。影片一开始，保罗·坎普对报社主编说要戒酒，而报社主编却告诉他“波多黎各是世界上最不适合戒酒的地方”，因此，保罗的决心似乎显得可笑，而另一方面又顯现出波多黎各的混乱。在保罗·坎普因醉酒烧伤警察时，他在法庭上的辩词竟然是“警察自己走到了火里”，这种搞笑的对白设置，使观众在捧腹大笑后立法陷入了对警察所处地位的同情和现实的无奈。而保罗·坎普和鲍勃·萨拉驾着失控的汽车在公路上的无厘头搞笑演出，使观众在笑过之后生出一股凄凉和落寞。电影中所有具有喜剧效果的台词设置都发挥一个共同的作用—讽刺，导演利用人物荒诞搞笑的语言和行为动作来突出荒诞的主题。
导演在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他既利用打乱的情节和“爆破”的对白来表现人物荒诞的精神，又利用特殊的电影语言向观众传达出“垮掉的一代”面临的精神困境。
三、“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升华
导演布鲁斯·罗宾逊在将“垮掉的一代”的生存状态、生存背景呈现给观众后，又将他们的精神抗争和坚定地追求渲染得淋漓尽致。影片中与“垮掉的一代”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波多黎各优美的自然风光，使观众在观赏这部电影时，似乎游离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前一秒是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后一秒便是沉沦混乱的舞厅，这种强烈的反差使人本身荒谬的行为和内心暴露无遗，而荒谬只是“垮掉的一代”表达内心的方式，也正是导演突出人物内心的一种方式，隐藏在荒谬行为背后的，便是人物坚定不移的精神抗争。
保罗·坎普尽管醉生梦死的生活在波多黎各，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新闻追求。桑德森为了让他撰写虚假的新闻报道为自己谋取暴力，给他开出了丰厚的条件。而目睹了当地人被富人压迫的惨状、当地人对白种人的仇视之后，他背叛了协议，并决定筹一笔资金将倒闭的报社重新作为反传统的阵地，在影片的最后，保罗·坎普离开了波多黎各重返纽约，将桑瑟森的阴谋揭露于世。至此，保罗·坎普的新闻追求终于得到了升华，他真实地将虚假、丑恶的现实揭露在自己的新闻中。
隐藏在荒诞情节背后的这一精神抗争主题虽并不明显，但导演利用穿插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台词向观众铺垫了影片升华的主题。保罗与鲍勃·萨拉拿着望远镜看对楼的电视节目，节目里尼克松正就艾森豪威尔的执政方针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保罗听到后说：“我看不下去了，这种撒谎的行为到底要持续多久。”看似一句随意的抱怨，其实是导演用心设置的台词，以表现出保罗·坎普内心仍然存活的对虚假政治的抗争。在保罗·坎普决心用文字发起绝地反击的一晚，他写道：“我要向读者作出承诺，将世界上的混蛋们公之于众。”导演随即将镜头扫过了贴在墙上的艾森豪威尔的画像，这一个微妙的镜头语言往往被观众忽略，但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影片中的人物虽然沉浸在醉生梦死的生活中，但对于“垮掉的一代”来说，酒精和毒品的狂欢盛宴即是他们麻醉自己的方式，也是他们反抗传统社会价值而故意采取的越轨表现，同时也是他们用来抗争的手段。
结语
《朗姆酒日记》既不同于《背叛》等荒诞和超现实主义电影，又不同于《偷自行车的人》等现实主义电影，它游离在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之间，用荒诞的表现手法，结合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现实，真实的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状态完整的呈现在观众眼前，让观众知道他们不是为了放纵而酗酒、吸毒，而是将这种反叛的行为作为自己反传统的强烈口号和争取自由的抗争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