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清末民初西方体育文化传播
万发达 李卫国
摘要：清末民初，是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期，也是西方体育文化在我国的传入和传播时期。传教士对于清末民初西方体育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促进了现代西方体育文化，特别是奥林匹克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而且还引发了中国人体育价值观念的变化，催生了西方体育文化的中国化。清末民初，来华传教士传播西方体育文化的路径主要有：大众传播，通过书籍、报刊等印刷媒介来传播西方体育文化；组织传播，通过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等社会组织来传播西方体育文化；人际传播，通过体育竞赛这种特有形式来传播西方体育文化。
关键词：体育史；传教士；清末民初；西方体育文化
中图分类号：G8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6-0043-04
Preachers and ways to western sport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AN Fa-da，LI Wei-guo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1，China）
Abstract: For China the period betwee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as a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a feudal society to a modern society, and also a period during which western sports culture was introduced into and communicated in China. Preacher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ommunicating western sports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betwee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y had not only boosted the extensive communication of modern western sports culture, especially the Olympic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but also triggered the change of sports value conception of Chinese, and promoted the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sports culture in China. Betwee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ways for preachers coming to China to communicate western sports culture mainly include the followings: mass communication ways–communicating western sports culture via such printed media as book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rganization communication ways-communicating western sports culture via such social organizations as ecclesiastical schools and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ways-communicating western sports culture via such a particular form as sports competition.
Key words: sports history；preacher；the period betwee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western sports culture
16世纪40年代，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主的天主教逐步进入中国，开始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西方传教士就成为了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个群体，文化传教和知识传教“激发和推动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高潮”[1]，形成了中西文化的强烈撞击，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早在1920年，美国教会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研究近代中国基督教运动的著名历史学家赖德烈[2]就曾经预言：“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发现，在华传教是过去300年中最重要的运动之一。”“中国人能够从体育的真义和本质去定义体育，从健身娱乐的角度去真正理解、接受和认识西方体育，则应该说是发生在奥林匹克运动传入中国以后。”[3]
1大众传播：通过书刊等媒介传播西方体育文化
1.1传教士通过编撰、出版体育书籍传播西方体育文化
清末民初、传教士利用书籍、报刊等媒介来传播西方体育文化，揭开了传教士利用书籍、报刊等大众传播在近代中国传播西方体育文化的序幕。清末民初，饶伯森、麦克乐等传教士经常在京津沪宁一带主编体育书籍，传播西方体育文化，向中国人介绍西方体育运动项目内容、运动形式、运动技能、运动文化等。1916年3月，美国传教士、著名体育教育家麦克乐在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书报部出版了《体操释名》。《体操释名》分4卷：卷一，柔软体操——分通用名目、方向、部位、动作、口令5章；卷二，器械体操——分通用名目、部位、动作3章；卷三，垫上动作与翻觔斗——分垫上的运动、翻觔斗的运动2章；卷四，木棒运动——分通用名目、部位2章[4]137。1917年3月，麦克乐先生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64开本的运动训练学教材、近代中国网球的第一本专著——《网球》[5]99。1918年4月，麦克乐先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第3本运动训练学教材、近代中国篮球的第一本专著——《篮球》。《篮球》这本书虽然只是64开本93页，但在近代中国传播广泛，至1923年共出了4版，是近代中国篮球教学的经典教材。以上这3本西方传教士撰写的体育学著作，在西方体育理论极度匮乏的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西方体育运动技术在近代中国科学规范的发展，为近代中国体育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1919年4月，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书报部出版了《体育成绩测验表记运动规则》[5]81，给近代中国举办现代运动会提供了技术参照和竞赛规范，有利于现代运动会在近代中国的开展。1929年6月，上海教会医院斜桥医院出版了日本学者冈本规矩的运动生理学学术著作《体育之科学的基础》[4]129。《体育之科学的基础》分身体的支柱、运动器官、内脏、末梢传达装置、中枢神经及神识器、体型与体格、姿势、体质、人体改善与国民体育、结论等10章，是近代中国运动人体科学的拓荒著作之一，开拓了近代中国体育人的学术视野，为培养近代中国运动人体科学人才提供了学术支撑。
1.2传教士通过主办体育报刊传播西方体育文化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主编的报刊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从数量上看，新创报刊大量涌现，1860年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中文报刊达到了32家，1890年又增加到76家，呈成倍增长之势[6]。基督教青年会先后出版了《青年》、《进步》、《青年进步》等刊物，介绍西方体育理论，向中国青年传播近代西方体育文化。1916年9月1日，教会报纸《时报》向中国人推荐美国运动器材，如美制球类、田径器材等，达40余种之多，开拓了中国人在体育文化方面的视野[7]。1916年，《青年》杂志以大篇幅介绍了美国拉德狄曾公司生产的各种体育运动器材，使美国体育器材在中国名声大振，大量行销于近代中国体育用品市场，深受国人欢迎，传播了美国体育文化[8]。
1921年，麦克乐先生以东南大学体育科为基地，创办了《体育季刊》，后改名为《体育与卫生》，是西方体育思想的传播“重镇”。麦克乐先生通过《体育季刊》传播身心合一论、学生本位论、适应需求论等民主主义体育思想，对当时体育的发展和民主化进程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是近代中国提倡民主主义体育的第一人。
清末民初，传教士还在《圣教杂志》、《万国公报》等教会报刊上传播西方体育文化和体育理论，特别是西方学校体育思想，促进了近代中国学校体育的现代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1905年第17卷第9号(总第201号)《万国公报》上撰文《论中国亟需设立幼稚园》，在文中强调幼儿游戏体育教育的重要性，呼吁幼儿教育开设游戏体育课，以体育游戏加强幼儿的身体锻炼，传播了幼儿体育教育思想。1907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9]在教会报刊上发表了《盲童教育》一文，向近代中国传播了特殊教育中的体育活动，把体育作为培养盲童适应社会生活的一种能力加以训练，“凡各种游戏及运动，盲童皆优为之。”
2组织传播：通过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传播西方体育文化
2.1传教士通过教会学校传播西方体育文化
清末民初，近代中国出现了一批教会中学和中国第一批教会大学。各教会学校按照西方教育模式，建立起正规的教学体制，并在专业化和正规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的教育体系。
在西方体育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来华传教士通过教会学校这种学习组织来传播近代西方体育文化。许多教会学校都重视体育教育，重视对学生传播近代西方体育文化。美国传教士麦利和于1881年创办福州鹤龄英华书院，特别重视体育运动，重视西方体育文化对学生的熏陶。鹤龄英华书院从预科到正科4年都开设了“体操”、“打球课”。“学生社团经常举行各种比赛，英华的球队、乐队更是驰名全市”[10]96。教会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本着“体育力求普及，非以少数选手之训练，藉而光大学校之声誉，而求全体学生体育之平衡发展”之原则，制定出比较严格的体育活动制度，来传播西方体育文化。辅仁附中为了传播西方体育文化与体育竞技精神，明确规定：“体育课分为正课与课外活动两种，正课每周两小时，按学生班次之高低，生理年龄不同，分别训练。除正课外，每个学生每周必须有两小时课外活动，可以从篮球、足球、越野跑、排球、垒球等项目中任选一种，由体育教师组队活动，无故缺席者，按旷课处理[10]97-98。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华中大学、燕京大学等，大多重视体育教学和体育运动，向学生传播西方体育文化，培养学生的体育技能和体育精神，上海圣约翰大学是近代中国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各种体育社团和体育活动十分活跃。早在1890年5月，圣约翰大学就举办了第1届运动会。1898年，圣约翰大学还专门成立了体育会，负责举办学校田径、足球、网球、棒球、篮球、羽毛球、橄榄球、马术和拳击等各种西式体育活动。20世纪初，圣约翰大学又要求学生每天早晨要做15分钟的哑铃操。通过严格的体育训练，学生形成了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掌握了运动技能和体育常识，成为西方体育文化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受众。
2.2清末民初传教士通过基督教青年会传播西方体育文化
基督教青年会于1844年在英国成立，是极具影响的社会教育组织，于1876年进入中国。发展体育事业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重要日常工作。基督教青年会致力于传播西方近代体育文化，提升人们对西方体育文化的认识。同时也引进、推广、传播西方近代体育运动项目，如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网球、棒球、垒球、手球、台球、马球、田径、游泳、跳水、体操、自行车、无线电、滑翔和伞塔跳伞等，并且积极组织、开展训练和比赛。
篮球、排球是基督教青年会直接引入的体育项目，在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播下，成为了近代中国群众基础最为广泛的西方体育运动项目之一。1896年，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最早开展篮球运动，为篮球在中国发展之始[11]。1908年，英国基督教青年会派人来上海工作，带来了排球项目。基督教青年会还大力推广、传播体操、田径、足球、乒乓球等运动项目，使这些项目得到广泛传播和快速拓进。1903年，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大力撮合下，香港皇仁学院组队与英国海军进行了一场足球赛，这是中国人与外国人第一次举行足球赛[12]。1916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已有乒乓球活动点，经常开展乒乓球娱乐活动。
基督教青年会为了更好地传播西方体育文化，开始试办体育干事培训班，后又成立了体育专门学校，积极培养和培训各地青年会的体育干事。1918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为了培训地方青年体育干事，借用上海青年会的设备，试办了一期体育干事培训班。参加培训的有上海的郝伯阳、武汉的郝更生、北京的袁敦礼等人，训练为期1年，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的体育骨干力量。
3人际传播：通过体育竞赛传播西方体育文化
在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体育竞赛是发生在公共场合的公众传播行为，划入人际传播系统进行研究。“传播的时间、地点一般都事先进行计划安排，传播的过程具有明确的行为标准和进行程序”[13]。
清末民初，传教士经常通过举行体育竞赛来传播体育文化，培养西方体育文化的受众。赛马在清末民初非常流行，最早出现在上海。上海跑马厅规模之大，当时在远东可称首位。跑马场先后建立游泳总会的游泳池、板球俱乐部楼及板球场、高尔夫球俱乐部及球场、棒球场、草地滚球场以及足球场等。各种俱乐部楼大多安置在跑马厅内北侧，由东向西成一线状布置。运动场内经常举行各种活动。每有重大赛马活动，跑马总会都会请上海名流绅士、官员政要前去观赛。每至赛马期间，“自租界达马场之各路，但见往返者如鱼贯、如蚁阵—跑马之处——广场东北两边之路，人如堵墙，叠层拥积，约有万数之多。”[14]
清末民初，几乎在中国举行的所有重大的国内外比赛，均由外国人主管，传教士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中国人没有收回运动竞赛主办权的清末民初，传教士成功的举办了1910年的我国第1次全运会、1914年的第2次全运会和1915年的第2届远东运动会，促进了西方体育文化的传播和近代中国体育的转型。第2届远东运动会于1915年5月15～22日在上海虹口娱乐场(今鲁迅公园)举行。“此运动会开中国自古以来未有之奇观”，5月15午2时30分，开幕式在虹口娱乐场隆重举行，出席大会开幕式的有伍廷芳，杨小川、王正廷、钟文耀、虞洽卿以及工部局代表，杨小川和伍廷芳分别代表袁世凯、黎元洪宣读祝词，中外来宾3 000余人出席。运动会期间，民众踊跃观摩。运动会最后1日，观众达2万余，“场地四周，几无隙地”。中国代表团选手共67人，获得田径、游泳、足球、排球4项第1和总锦标第1，开创了中国在远运会上新纪元，对于传播西方体育文化有着重大影响。
在近代中国体育发展史上，传教士是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在传播西方体育文化，推进近代中国体育发展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清末民初，传教士传播西方体育文化主要是为了赢得人们的信任与尊重，广布基督福音，客观上却增进了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开拓了国人视野。在传教士的努力下，西方体育文化的传入促进了近代体育思想启蒙，促使国人重新审视体育的文化内涵；丰富了近代学校体育的教育内容，使许多西方体育项目得以传入中国并迅速普及；架构了中国走向奥林匹克运动及与世界各国建立体育交往关系的桥梁，搭建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平台；促使近代中国体育文化的自觉，实现民族精神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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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谭广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