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兔三窟：“陕甘边根据地”的伟大创举

    卫东刚

    摘要：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开创的“硕果仅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陕甘边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其它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后，陕甘边根据地建设上贯彻“狡兔三窟”战略战术，使得陕甘边根据地在敌人多次重兵“围剿”下依然能够巍然屹立、坚持红旗不倒，从而扭转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开创了胜利发展的新局面。

    关键词：狡兔三窟；陕甘边

    陕甘边即陕西北部、甘肃东部交界的区域，包括今甘肃的华池、合水、庆阳、正宁、宁县与陕西的旬邑、彬县、淳化、耀县、三原、铜川、宜君、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定边等18县（全部或部分）在内的地域。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陕甘边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局部执政经验教训，成为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了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陕甘宁边区，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积极进行抗战准备，为迎接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狡兔三窟”理论的酝酿

    “狡兔三窟”？《战国策·齐策四》名篇之《冯谖客孟尝君》一文，现比喻藏身的地方多，想好了退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先后经历了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活动中心的三个发展阶段，其中位于正宁的寺村塬和位于华池的南梁两个阶段在甘肃庆阳境内，照金阶段在陕西境内。1932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寺村塬成立陕甘边区第一个临时革命政府——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标志着以寺村塬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初创建，后因杜衡、李艮“左”倾错误的干扰而失陷，但这次重要的探索和实践影响深远，成为西北最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创建的红色政权，开创了建立陕甘边乃至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先河。1933年4月5日，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陕西耀县照金重新召开，选举产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标志着以照金为中心的苏区得到开辟。正当照金革命形势高涨和红26军壮大之际，受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后叛变）的“左倾”思想影响干扰下，红26军被迫南下渭华，结果使红26军主力第二团在敌重兵的围追堵截下，遭到全军覆灭的噩运；10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对其发动大规模“围剿”，照金苏区随之陷落。

    陕甘边的形式急追之下，革命处于生死攸关。在解决了到哪里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重大战略问题后，就必须解决怎样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这一策略问题。当时，在整个西北乃至北方地区，没有任何的红色区域，陕甘边区红军孤立无援，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很快会受到敌人的重兵围剿，如果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根据地建设模式，南梁根据地也不能巩固和发展，也同样会面临陷落的命运。两次创建根据地受挫的教训，使刘志丹、习仲勋等认识到，“红军一个根据地就吃不开，要经常调个窝，调换着住，这样才能够存在”[1]据此，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在一起研究这个问题，集思广益，逐步提出了划分关中、陇东、陕北三个游击区，“红军要以这样的原则建设根据地” 的一套完整的根据地建设新模式， 这种根据地建设的新模式，这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重大发展。

    二、“狡兔三窟”理论的提出

    1934年，国民党继前四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围剿”失败后，发动50万余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占主导地位，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权，结果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终遭惨重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嗣后，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各路红军被迫踏上漫漫长征路。这次错误使红军损失了90%的根据地，南方广大苏区党的力量几乎丧失了100%，教训是极其惨痛而深刻的。

    陕甘边区虽然距离“左”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较远，但当“左”倾错误发展到高潮时，陕甘边区的武装斗争也受到过及其严重挫折。从红26军红2团南下失败到照金革命根据地失陷，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已经无立足之地，内外交困，濒临绝境，弱小的红军到哪里去建立革命根据地？整个西北地区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这生死有关的时刻，如何保存革命力量并摆脱险境，如何重建革命根据地并走向胜利？这些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刘志丹、习仲勋一直在思考着。

    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负责人刘志丹、习仲勋、王泰吉在合水县蒿嘴铺（今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清算杜衡的“左”倾错误。这次会议以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和照金根据地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认真讨论，集中全体与会同志的智慧，作出了三项重大决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提出“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沿着敌人统治薄弱的桥山一带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能只建立一个根据地，而应同时在邻近地区建立几个根据地，即‘狡兔三窟的设想，以便红军主力有迂回盘旋余地，积极协助游击队打击消灭敌人”。因为“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2]在多次转移革命斗争中心的过程中，陕甘边区领导集体逐渐领悟到了在流动中求生存的道理。最后会议决定“建立以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和关中照金为中心的三个根据地，并相应组建三个游击队指挥部。以当时随主力部队行动的陕北安定游击队为第一路，陇东地区游击队为第二路，关中地区游击队为第三路。”[3]正式提出了“狡兔三窟”理论。因南梁地处第一路和第三路游击区的中间地带，自然地把其余两路连接起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事实证明，建立三路游击区的构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陕北、关中、陇东三个游击区互相配合，倏忽不定，似狡兔三窟，造成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有利态势。各区地方游击队发展迅猛，源源不断第补充到红26军，这样既可保证南梁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也使陕北、关中、陇东游击区的斗争得以开展，从而达到扩大根据地，壮大主力红军的战略目的。后来，毛泽东十分赞赏地说：“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这种多个根据地相互配合的方法推广到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实践中，并将这种模式用围棋中的术语“做眼”称之，形象地说明了多个根据地的相互依托、相互配合，敌我相互包围和反包围这种根据地建设的新模式。

    三、“狡兔三窟”理论的应用

    包家寨会议作出的用“狡兔三窟”的方法创建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构想，找到了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按照包家寨会议制定的战略和策略方针，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坚持以南梁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红26军首先开辟南梁中心苏区，经过艰苦斗争，第二路游击区各游击武装相继建立，以桥山中段的南梁为中心，东到陕北的洛河川，西至陇东的悦乐川，边区县、区、乡各级红色政权相继成立。与此同时，陕甘边区红军主力从南北两翼以跃进方式实施战略展开，分别在陕北和关中两个区域帮助创建根据地。在北线，1934年红26军多次派出红3团、骑兵团和各地方游击队北上陕北。1935年1月29日，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在南线，红26军主力多次南下关中，恢复第三路游击区，帮助各游击队整顿组织，打击小股地方反动武装。1934年10月，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关中苏区得到恢复和巩固。

    “狡兔三窟”式多区域的战略布局，使根据地的各个战略区域在多次反“围剿”斗争中实现了区域间的协调行动、密切配合，形成了重点区域与牵制区域相配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呼应、主力红军与地方游击队相支持、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斗争格局，为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1934年2月，国民党陕甘军阀对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的反革命“围剿”。当时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总共不过1 300多人，而且武器装备极差，敌我力量悬殊很大，形势十分严峻。刘志丹、习仲勋坚持“狡兔三窟” 的灵活战略战术思想，自觉排除“左”倾军事冒进主义的影响，针对敌人平分兵力和战线过长的弱点，制定了打破敌军大规模围剿的方针：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优势和特点，集中主力红军，跳出外线，诱惑敌人，寻找战机，歼灭弱敌，达到彻底粉碎敌军围剿的目的。[4]决定由第三路游击队牵制南线之敌，及时抓住有利战机，各个击破，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巩固了根据地。1935年2月，蒋介石调动陕、豫、晋、宁、甘五省军阀计四万余兵力，采取“围剿”中央苏区时的堡垒主义方针，对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重点向南梁中心苏区进攻。西北军委继续应用“狡兔三窟”的灵活战略战术思想，决定红军反“围剿”的任务是集中红军主力转外线陕北作战，打破敌人某部防线，然后向南、西发展，逐步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相连。在这次反“围剿”斗争中，多区域战略布局的优势进一步凸显出来。在南梁中心区，红26军第2团、骑兵团和地方武装吸引住敌军主力，牵制了敌马鸿宾、胡宗南、杨虎城等部17个团的兵力。在完成诱敌任务后，地方游击队继续在南梁与敌军主力周旋，红26军第2团北上陕北作战，骑兵团迅速向东线出击，在敌人的后方开辟了甘泉、宜川新区，彻底打乱了敌人的进攻部署。在南部的关中区，红26军第1团和地方游击队、赤卫军为配合南梁中心区的斗争，出击敌后，牵制和扰乱敌人，扩大苏区，使其腹背受敌。在陕北苏区，红26军主力从南梁出发，到达陕北安定后，与红27军协同作战，用5个团的兵力集中打击敌高桂滋部的4个团，形成了局部的战场优势，先后解放了6座县城，歼敌5 000余人，完全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至此，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东临黄河、西接环江、南到淳耀、北达长城的辽阔的红色区域，终于实现了为红军长征提供一块落脚点的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根据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一朵奇葩，狡兔三窟”式的多区域战略布局战略战术，为粉碎敌多次“围剿”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中国革命史上南梁革命斗争功不可没，光耀千秋。

    参考文献：

    [1]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M].中共 党史出版社，2007.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张邦英.刘志丹永远活在人民心里//刘志丹卷（上） [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4]曲涛.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M].中央文史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