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州乡村集市变迁研究
关键词 大理州 乡村集市 变迁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大理白族自治州集市法律问题研究”（2017ZZX031）。
作者简介：邓薇，大理大学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族习惯法、法律实务问题。
中图分类号：D63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2.309
明清时期，大理手工业及商业快速发展，集市贸易繁盛。民国时期，各种洋货由缅甸大量涌入下关，下关成为洋货集散地，也成为滇西中心市场。抗日战争时期的下关市场空前繁盛。巍山县在民国年间有共计 32 个传统定期集市，定期集市均以县城为中心向外辐射。[1] 时至今日，大理州集市多数留存于农村，且乡村集市在市场化及城镇化等外部环境影响下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一、市场要素与功能：乡村集市变迁
（一）主体变迁
集市的主体也即集市的参与者，主要包括卖者、卖者及其他参与者。在集市形成之初，大理州乡村集市的參与者主要为集市附近的农民、手工业者或其他乡村居民。由于早期交通不便，大理州乡村集市的辐射半径较小，集市的主体之间信任关系较强，甚至大都是熟人。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生活的变迁，大理州乡村集市的主体呈现以下两方面的变化：其一，卖者中逐渐出现专业的商贩，且专业商贩比例不断增加。这些商贩大都常年往返于固定半径内的大理州乡村集市，成为专业乡村集市流动商贩。专业流动商贩主要售卖廉价服装、食品、小商品，以及与手机相关的其他服务。其二，买者中除了乡村集市周围的乡村居民，也出现了距离乡村集市较远但对绿色食品有需求的城市居民，以及对大理州乡村集市文化存有好奇之心的本地或外地游客。
（二）商品变迁
在过去，大理州乡村集市的商品主要为农产品及手工业品，集市参与者直接交易，形式简单便捷，商品结构单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乡村集市的参与者，也改变了乡村集市的商品。乡村集市将城市的低档的制造业产品、食品、手工业制造品及某些不成熟的服务分配给了分散的农村人口。小规模的零售商从高层次的城市市场取得商品，再在农村市场上向上市者出售。[2]大理州乡村集市除了传统的农产品及手工业品，还存在部分具备地方特色及节日特征的特殊商品，例如凤仪镇集市在中元节临近时按照惯例在某条偏街专门售卖纸质衣裤等祭祀用品。与此同时，大理州乡村集市涌现出大量价格低廉但质量堪忧的商品。该类商品主要涵盖衣服、食品及其他小商品。
（三）功能变迁
传统理论研究认为，乡村集市的功能应涵盖经济功能、政治功能与文化功能。在大理州乡村集市形成之初，经济功能为主要功能，即，集市为其辐射半径内的村民交换商品、补给生活必需品提供了必要的场所。随着交通的便利及村民经济的富足，大理州乡村集市的功能由经济功能为主，逐步发展为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相互交融且不分伯仲。大理州乡村集市除了为集市参与者提供商品交易的场所，也为乡民聚集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大理州乡村集市，时常可见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各类宣传活动，例如科技普及、法律普及等。这类活动可以归结为集市的社会控制功能或政治功能。此外，在经济生活相对富足的今日，大理州乡村集市成为乡民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且各集市均体现出不同的民族特色。在大理州各乡村集市，除了售卖体现各地民族特色的服装及用品，还时常组织地方特色文化表演，以此丰富乡民的精神生活。二、大理州乡村集市变迁的动因
（一）政治因素
集市大都基于自然经济的需要而产生，同一村落或邻近村落的乡民将小农经济环境下自给自足后剩余的商品通过集市进行交换。在长期的熟人社会环境下，乡民之间通过已有的信任完成交易。此种信任形成之初并无政府的干预，也无需法律的调整。随着集市规模的扩大，政府监管乡村集市的力度不断增强。政府通过税收等手段调控农村传统集市，具体而言，政府通过城市综合管理部门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控市场，在较偏远的乡村集市，乡镇府或村委会也成为政府调控乡村集市的重要角色。在政府调控下，大理州乡村集市发展较为稳定，集市参与者与商品呈现相对有序的丰富。此外，大理州乡村集市交通普遍改善，集市外在环境得到改观。
（二）经济因素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乡村集市存在并发展看似已无必要，实则不然。我国传统乡村集市的发展变迁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农业生产产出的不断增加，而边际报酬的不断减少，从而形成了农业生产的“过密化”，在这种形势下，传统集市的变迁只是单纯的量变，使得集市附近的村民交流联系不断加强，经济上互通有无，但却没有发展到高度商品化的市场经济，因此，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3]在大理州部分乡村集市，乡民仍需从较偏远村落将家中剩余的农产品带到集市中进行交易，并从集市中换取必要的较长一段时间的生活必需品。例如大理州云龙县关坪乡集市，部分赶集的乡民甚至需要借助马匹完成商品交换的过程。大理州乡村集市市场经济的不完全化，充分凸显了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相互交融。
此外，乡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也决定了大理州乡村集市的商品结构。部分偏远乡村集市的乡民相对贫弱，对商品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且廉价化的特征，从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流动商人的经营类别。
（三）文化因素
集市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集市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不但是地方文化的存储，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某一地方的历史与现状。因此，集市不仅是乡民之间完成商品交易的场所，更是农村文化的重要载体。大理州乡村集市大多呈献出多民族参与的特点，集市文化与民族文化相互交融。该种交融既反映了大理州乡村集市辐射半径内的民族文化状况，也投射于乡村集市的商品构成中。大理州鄉村集市商品构成中较为稳定的部分正是较为传统的部分，该部分商品通常为乡民的自给自足农产品的剩余，或是传统家庭的手工业产品。例如少数民族服装、少数民族手工业品。
此外，大理州部分集市城镇化程度已经较高。所谓城镇化，可归纳为人口的城镇化、产业结构的城镇化、地域景观的城镇化和城镇文明向农村的扩散四个方面内涵，其中人口城镇化是基础。在城镇化背景下，部分集市的文化因素更多决定了集市的发展与变迁。例如大理州凤仪集市，该集市距离大理州州府所在地下关镇仅有十几公里，且交通便利。在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凤仪集市，村民对于集市文化的需求更甚于经济需求，文化连接并稳固了凤仪集市的传统与变迁。三、大理州乡村集市变迁的困境
（一）国家、集市与乡民
乡村集市作为乡民生活的必要场域，不仅连接着乡民，也连接着国家与乡民。如何调控乡村集市是国家权力面临的困境，也亟需找到出路。大理州乡村集市乡民社会信任圈子较为固定，法律法规意识较差，如何将国家的制度化调控与乡民的非制度化约束有效结合，是大理州乡村集市面临的主要困境。
（二）需求与商品
大理州乡村集市的参与者虽有一定变迁，但其主要参加者仍是朴素意识的乡民。乡民对于廉价且多样化商品的需求决定了乡村集市商品结构的变迁，但法律意识及维权意识的匮乏，又让该种变迁产生了新的困境。如何规范乡村集市中的商品质量，如何为乡民提供符合需要但质量无安全隐患的商品，其实也是国家调控需要面临的挑战。
（三）文化交融与保存
乡村集市在形成之初，只是简单的乡民之间的直接物资交换。这些物资大多是乡民自己耕种的农产品或是家庭原始的手工产品。该部分产品最能体现特定集市的独有特征。随着城镇化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大理州乡村集市中能体现集市独有特征的商品比例不断萎缩，一则由于农村劳动力外流，二则由于流动商人带来了大量廉价的商品冲击。如何保存并有力引导具备文化符号的乡村集市商品重获新生，是大理州乡村集市变迁中需要解决的又一问题。此外，大理州乡村集市的参与者中，乡民年龄结构发生明显变迁。参与集市的乡民基本呈现出中老年为主，年轻人不断减少的状况。如何满足中老年乡民对于集市文化的依赖，如何引导年轻乡民参与集市文化的建设，都是关乎民族文化与集市文化保存与弘扬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邓薇.大理州现代集市述略[J].法制与社会，2019（11）：77.
[2]吴晓燕.农民、市场与国家：基于集市功能变迁的考察[J].理论与改革，2011（2）：18.
[3]贾永娟.传统集市的变迁研究——以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杨洞集市为中心的考察[D].湖北民族大学，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