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对“两制”关系的新认识及其创造性运用
张书林 孙 凯
[摘要]所谓“两制”关系就是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十月革命开辟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世界性交替的伟大时代，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两制”关系，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影响深远而且重大。邓小平在前人关于“两制”关系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对新的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判断，并且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新的认识并且进行了创造性运用。
[关键词]两制关系；“一国两制”战略；新认识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首要和基本的理论问题。邓小平曾多次说过：“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尤其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在经历了世界社会主义的艰难曲折和严重挫折之后，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是与对以往“两制”关系认识的深刻经验教训分不开的，更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之后，基于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将长期共同处于发展、机遇与挑战共存的时代，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并体现它的优越性，实现超越资本主义并最终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的思考是分不开的。邓小平在对“两制”关系的认识上大胆摒弃了以往的一些片面而又僵化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的关于“两制”关系体系的新认识，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关于“两制”关系认识的溯源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及命运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两个必然”理论之中，这一理论宣告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这是由于新的生产力必然会突破陈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会被日益发展的生产力所冲破并抛弃。资本家在开发运用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同时，生产力水平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资本的高度集中，经济的日益全球化，超出了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程度，资本主义生产力会突破这种生产关系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提出”两个必然”之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说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样，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同样，作为新的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必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东方国家来说，就更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马克思在探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特别是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时，针对俄国社会制度的转变问题提出了一个理论，那就是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理论。这一理论就是指俄国可能跨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即：“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实际上就是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在这里，已经涉及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要建设社会主义不仅要批判和消灭资本主义，同样还要从其中获取可资利用的积极成分，否则，社会主义就会失去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前提。
列宁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认为：“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这就说明了两种制度的不可调和性，二者之间是相互对立的。而作为“继承人”就是要继承资本主义的优秀文明成果，反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继承关系。所以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其次，就是列宁的“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的观点。在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样列宁也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的超越性，认为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对于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俄国来说，就更需要继承、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他指出：“因为不利用资本主义的遗产，就不能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如果你们不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你们根本就建不成它，你们也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最后，在处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上，采用和平共处原则。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在经济上相互竞争的关系，因为在和平共处下，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关键性因素。列宁认为，与西方发展关系是“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势下的继续”。
二、邓小平对“两制”关系的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确地分析了时代的特点和国际形势以及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国际上，随着和平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给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
邓小平在这个时期审时度势，从多个角度和层面论述了“两制”关系理论，即二者之间的斗争性和共同合作性。他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相互区别性。
首先，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存在本质上的差异，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二者的经济基础不同，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资本主义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推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社会的性质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邓小平历来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强调共同富裕，他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其次，政治制度上的差异。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不同的经济基础也决定着它们有不同性质的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从本质上讲就是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正如邓小平所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能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最后，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相互斗争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的差距就决定了两者的对立是不会自然消亡的，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进入了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邓小
平站在历史的潮头，将国际局势的新发展和新变化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国家制度之间的斗争表现为以下几方面：首先，政治上的斗争，资本主义敌对势力为了彻底消灭社会主义，采用各种手段推行强权政治。邓小平指出：“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其次，经济上的斗争，即垄断与反垄断的竞争。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积极发展自己，由于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利用其垄断地位去控制原料产地和市场，通过各种不平等的贸易手段限制发展中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就更是千方百计地加以限制。最后，要防止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资产阶级采用过各种手段来阻止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则变换手法采用“和平演变”的策略，达到推翻社会主义，一统天下的目的。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从而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
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斗争性是不言而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是辩证的否定，而不是绝对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它是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利用和借鉴，并且进一步加以创新和发展。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资本主义仍在发展，这样的借鉴、利用、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邓小平从维护国家的利益出发，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正确处理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主要应着眼干以下几点：
其一，全球化中的经济相互依存。随着国际分工的日益全球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己的发展，必须拥有更为广阔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满足发达国家对原料、消费品的需要，发展中国家也可利用这个机会大力发展自己的经济，提高自己的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其不可避免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发达国家，但同样发达国家的发展和繁荣也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的支持。邓小平曾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的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其二，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吸收和利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要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母体中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也“是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人类的文明成果是无阶级性的，也是社会主义赶上并超越资本主义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最终超越资本主义，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作为基础：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借鉴的观点，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精辟见解。他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要根据我国的国情不断的消化、融合并予以吸收，不能简单的强拉硬套。对于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就应大胆吸收，为我所用。
上个世纪社会主义发展之所以遭受到了一定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没能正确处理“两制”关系。我国在建国初期教条式的把两者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在处理“两制”关系时，看到的更多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和斗争，认为资本主义有的社会主义就不能有，为此丧失了很多发展机会。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站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高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社会主义在经济、科技等领域暂时的落后性，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大胆的提出对外开放的政策。邓小平在带领中国人民重新认识并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始终把握好以下几点：
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认识国际风云变化。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在150年前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存在着历史起点的差异，他们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来描述社会主义特征的，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这就决定了我们不等照搬、照抄原有的模式。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落后和不足，承认落后才能克服落后，在承认自身差距的条件下，我们要敢于向资本主义学习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先进的东西。基于此，我国制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使得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可以更为健康的前进和发展。
其次，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如前所述资本主义运用和平演变的方式要达到推翻社会主义，一统天下的目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作，并不意味着两种制度的根本对立的消失。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必须以自力更生为立足点，以社会主义为基本原则，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本方向，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我们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
三、邓小平对“两制”关系理论的创造性运用
“一国两制”战略是邓小平对“两制关系”理论的创造性运用，是对这一理论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具体实践和运用。“一国两制”战略前提是一国，即一个国家而决不能搞两个国家。既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不容分割，运用“一国两制”战略方式来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实践证明是一条最有效的途径。
“一国两制”战略开始时是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和平统一祖国方针的产物，是从实际出发而作出的战略构想，其内涵包括：
(一)必须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出发点，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香港、澳门、台湾回归后成
立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但不能损害国家的利益。
(二)两种制度并存，高度自治。即在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实行其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并长期不变。在实际中不存在“谁吃掉谁”，而是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三)“一国两制”的创意是“两制”共存，实行不同的制度在同一国并存。在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在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邓小平指出：“‘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
-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允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一国两制”战略既符合全国广大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祖国统一的愿望，同时又维护了香港、澳门、台湾的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不受影响。“一国两制”战略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途径，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经典之作。
“一国两制”战略，充分尊重了香港、澳门、台湾同胞的利益和实际需求，在现实生活中，若用社会主义来统一中国，可能香港、澳门、台湾的同胞会难以接受，而“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至少是太缺乏现实感了”。以“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祖国的统一，“两制”双方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是相互交流，和平共处的。实际上是创造性的解决了我国的领土统一问题，同样也为具有同样问题的国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对和平共处原则的创造性运用，邓小平曾精辟地指出：“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更具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要做到在“一国两制”下的真正和平共处，就必须做到：
首先，必须坚持大陆地区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国并存，二者之间并不是相互平等的关系，而是社会主义必须占主体地位，在大陆实行社会主义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重要的制度基础。这是“两制”得以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
其次，实现和平共处的关键条件是，社会主义主体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综合国力，邓小平多次讲过，发展才是硬道理，没有大陆的自身发展，就不可能在和平共处中坚持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
最后，要坚持互利原则，和平共处的起点就是互利。社会主义大陆需要香港、澳门这样的门户作为联系世界的桥梁，同样资本主义的香港、澳门也需要大陆作为后盾去发展。
随着“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香港、澳门于1997年和1999年的相继回归，使越来越多的中华民族子孙认识到了“一国两制”战略在实践中的强大生命力，香港、澳门在回归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更加证明了“一国两制”战略的科学性。就台湾问题来说，这是战争遗留问题，海峡两岸人民都渴望统一，消除分离的痛苦，而两岸的政治制度的不同，是每个中国人都必须正视的问题，而采用，“一国两制”战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最为有效的途径。“一国两制”就是两种制度并存，充分尊重了香港、澳门、台湾同胞的利益和实际需求，也使广大的台湾同胞越来越相信“一国两制”，并大大加深了理解和认同，尽管实现两岸统一的道路还有许多曲折，但是人们相信，通过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排除种种障碍，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正确认识“两制”的关系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同志对“两制”关系的认识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他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进行了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全球化的今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学习邓小平理论的“两制”观，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邓小平“两制”思想还会在新的时期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