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知识分子的分化及其权力限度
张爽，李红章
摘要：西方知识分子在当代分化为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这种分化与十七世纪在西方开始的科学技术革命密不可分。科技知识分子侧重于对人类工具理性能力的运用，以认识、支配和掌控世界为主要目标，而人文知识分子则以对价值理性为的守护为职，追求普世性，反思人类自身。然而，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在各自的发展中也暴露出了缺陷。西方知识分子的分化在当代似乎再无复合的可能，也许两者在相互制约、相互制衡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只有在未来的历史才能明了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西方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作用的日益凸显，西方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分化为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关注对人类理性能力的运用，而人文知识分子则关注对人类理性能力的反思。两者各司其职，但是又在相互制约中并行发展。
西方世界在启蒙精神的许诺和鼓舞下发展，西方人在坚定的理性主义、个体自我的主体性和世界的有形实在性共同形成的张力中建构自己的完整性。然而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却指出：“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1]过度启蒙的世界里，启蒙重新成为新的神话，启蒙 = 统一、同一、操纵、控制、奴役……很显然，理性曾经对幸福的许诺不但没有兑现，反而导致了人类外在生存环境和内在精神世界的恶化，个体存在的主体性、差异性和多样性因为理性的同一性而被泯灭。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扩张推动了理性的全面化发展以及理性向社会生活的渗透。技术理性已经发展成了理性的主导模式，把持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人们的需要。卡尔·博格斯较为详细地分析了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中期之后的技术专家化倾向。他用“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来指称当代社会条件下的知识分子。在博格斯看来，美国的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阶层的成长是最明显的。一方面，美国在战后因军事的需要加强了资本主义的设计规划，培养了一个庞大的技术人员阶层；另一方面，泰勒主义被应用于工作场所范围之外的整个社会，其结果导致知识分子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科学管理工具。作为“职业管理阶级”的美国知识分子便顺利地进入商业、政府、政党及劳工中，在日益合理化的社会劳动分工中占据了新的霸权地位。面对知识分子的普遍现状，博格斯在文中不无遗憾地感慨道，一度反对商业利益领域的知识分子现在成为这些利益的婢女，哲学式探索和批判话语的“理想主义形式”成为人们鄙视的对象。
大学和学院在技术理性化的现代化时代同样没有逃脱厄运。从中世纪发展起来的大学被世人誉为“象牙塔”。大学的这种魅力与独特气质吸引了众多愿以知识分子称呼自己的人们。但是现在，处于技术理性统治时期的大学由于受到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资助而与其联姻，褪去了传统的“象牙塔”形象，使权力机构、企业精神和市场机制夺得了对大学的控制权。其结果是，大学在现代被同化为公司、企业、市场、媒体、政党、国家等制造技术专家的协助者了。拉塞尔·雅各比感慨现代大学工具化的转变对“最后的知识分子”的消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饱受争议，但是现代大学仍然是人们追捧的对象，仍然令知识分子趋之若鹜，甚至很多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作为独立撰稿人的身份而转向大学。究其原因，大学是进身于权力机构的台阶，是确保在市场上得利的胜券，即使不能保全前两者，至少他们还可以退回大学，享受大学为他们提供的职业化的稳定生活。和以往人们向往大学的初衷相比较，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和大众积极奔向大学的目的不再那样地单纯了。
无处不在的技术理性控制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成为技术理性化时代国家政府机构中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其特点是科层化、官僚化、技术化。在哈贝马斯看来，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的存在虽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当国家完全由一个职业化群体进行治理时，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政治上的合法化危机，即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公民的认同危机：民众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失去了信任，“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2]一方面，由于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受到工具理性的支配而瓦解了交往合理性基础，这使公民的话语权遭到削弱，社会系统出现了障碍，国家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另一方面，国家的行政控制接管文化系统导致社会文化系统的动机危机，结果，国家无法在文化系统中获得合法性的基础从而产生合法化危机。所谓社会文化系统危机就是国家管理领域向社会文化领域的扩张使意义资源匮乏，文化价值的稳定性被破坏，意识形态规范功能失调，人们失去了追求新生活的动力。对于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来讲，合法性仅仅意味着公民对休闲、消费的关注，对以金钱、休闲时间和安全感为回报的期望，和以精英理论或科技专家治国论对公共领域非政治化的论证。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作为职业管理者，其存在是十分脆弱的，他们面对着以行政控制手段干涉文化系统时遭遇的抵制。
相对于科技知识分子对技术理性的依赖而导致的对价值的消解，人文知识分子的缺陷则表现为过分强调现实对观念、价值的符合从而导致观念的暴政，毁灭了他们曾追求的那些独立、自由、公平与正义等价值。即使当人文知识分子以公共知识分子形象现身时，如果它在批判现实的时候，不能把自己也纳入到批判的视野中，那么它就无法解除自身的危机。法国哲学家萨特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他创造了一个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30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开始的30年里，萨特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历史事件中，冷战、阿尔及利亚反殖民战争、越南战争、匈牙利事件、法国学生反抗运动……在重要事件的请愿书上我们都可以找到萨特的签名。法国人民在左翼激进主义情绪的鼓舞下曾提出了“宁肯跟萨特错，不能跟阿隆对”的口号。很显然，这个口号是历史的错误，但庆幸的是历史适时地制止了这个口号的继续。从萨特的晚年开始，法国人民就已经掀起了对萨特的反思和批判，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在其逝世后也没有中断过。人们的反思和批判仅仅是针对萨特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看，反思和批判真正所指的是那些自诩为“守夜人”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学者指出，“如果守夜人不顾现实，或者游离于现实之外，争着双眼做梦；或者更糟糕一点，如果他是一个梦游者的话，那么只要他稍有闪失，就会产生危险。阿隆思考历史，萨特则梦想历史。”[3]充满激情的历史是梦想者的天堂，但在激情过后显示出的则是思考者的睿智。如何在激情中回归现实、在现实中沉于思考是每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做出的回答。如不慎重，他们自己就会成为历史错误与悲剧的盲从者和同谋。
自从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分化之后，两者之间似乎就再也没有实现思维方式和理论视角的融合，而是在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批评中各自发展。
当科学技术在十九世纪中期刚刚取得主导地位之时，英国学者马修·阿诺德就对此表示出一种忧虑，因为著名的进化论者赫胥黎对一位著名的传道者不仅毫无知晓且表示毫无保留的蔑视。在这时，科技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之间就表现出了不可弥合的分裂。虽然阿诺德试图以被他称为“完美的”文化概念来包容科学，但是努力并没能阻止两者分裂的继续。一百年之后，C·P·斯诺在《两种文化》中又一次提及了西方社会的智力群体的分裂。这是两个极端的团体，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两个团体之间不仅横亘着互不理解的鸿沟，而且相互之间的憎恨和厌恶随着各自青年一代的成长而逐渐加深。文学知识分子——非科学家——把科学家排除在“知识分子”之外，“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anti-intellectual），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之间的这场较量在当今以科技知识分子主掌话语权、统治权而宣告结束。西方知识分子的分裂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具有了一种普遍性的意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分裂是以科学技术为发展手段的工业社会和以工具理性为价值尺度的工业文明的产物，是西方理性主义被片面化为技术理性的结果。哈贝马斯指出，科学技术在当今已经丧失了它在道德上的中立性，而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统治着人们。人文知识分子的衰落和科技知识分子的繁荣令我们不禁怀念十七世纪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之间的密切合作。李凯尔特在回忆被称作自然科学时代、理性的时代的十七世纪时指出，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是由专门科学家和哲学家共同完成的，哲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可分离，同时哲学为自然科学作方法论的说明。在那个时期，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身份可以同时由一个人兼备，如笛卡尔、莱布尼茨以及之后十八世纪的康德。而现在，科学技术成为 “一枝独秀”、科技知识分子独掌操控权实令人可悲。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导致人文知识分子与科技知识分子之间出现了矛盾，从而致使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呈现出复杂化趋势，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消失了，或正在趋于消逝。虽然科技知识分子在当代占据了强势地位，但是它还是受到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制衡和限制。也许，他们就是在相互制约、相互制衡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只有在未来的历史才能明了的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1]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洪佩郁，蔺月峰译.启蒙的辩 证法[M].重庆出版社，1988.
[2]哈贝马斯，刘北成，曹卫东译.合法化危机[M].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0.
[3]弗朗索瓦·西里奈利，陈伟译.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 子：萨特与阿隆[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胡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