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江苗族节日文化的变迁
罗连祥
摘要：台江苗族节日文化是当地苗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精神文化形态，是台江苗族人民生活样态的表达方式。台江苗族节日文化作为当地苗族社会的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形式，它必将随着苗族人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台江苗族社会的发展进步，台江苗族节日文化发生了剧烈变化，这种变迁既彰显了苗族节日文化特有的经济功能，同时也体现了苗族文化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因此，考察台江苗族节日文化的变迁，对我们全面了解苗族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台江苗族；节日文化；变迁
台江苗族节日形成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台江苗族农业社会，是当地苗族人民的一种民间娱乐形式。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台江苗族社会的发展变化，台江苗族节日文化发生了剧烈变迁。
一、由娱乐性向商业性转化
在台江苗族传统社会，苗族节日主要是当地苗族人民的一种民间娱乐活动形式。人们在节日期间游方交友、跳芦笙、看斗牛、探访亲朋，节日活动具有明显的民间娱乐性特征。台江苗族在举行节日文化活动时，通常是以某一固定场所，如某个平坝、山坡、河边、寨旁等作为节日活动的集中地，以此形成一个固定的节日文化空间。节日期间，人们穿着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赶来，汇集在一起举行节日文化活动。
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台江地方政府大力开发利用节日文化发展地方经济。一方面，通过举办节日文化活动，让国内外客商借节日之机到当地名胜古迹游览观光，以节日文化消费提高当地民众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通过举办节日文化活动，让各类客商借节日之机到台江苗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当地资源和环境，以此吸引客商前来投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伴随着旅游业的兴盛，苗族传统的工艺古旧服装成为大受游客欢迎的纪念品和收藏品，每年仅施洞镇之类旅游商品的销售额即达十来万元。”[1]（P.179 ）据台江旅游局资料显示，在2002和2003年的两年时间里，台江县政府和台江县施洞镇政府共同举办台江苗族姊妹节，其中2002年旅游收入63万元，接待旅客6 500人次；2003年旅游收入52万元，共接待旅客5 130人次。在节日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中，形成了“旅游为文化添彩，文化为旅游生辉”的局面。进入21世纪，随着台江地区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台江苗族节日文化越来越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此表明，随着台江苗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过去用于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苗族节日礼仪日益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这是导致节日礼仪文化由民间娱乐性向市场商业性转化的根本原因。
二、由民间行为向政府行为转变
在传统台江苗族社会，节日是当地苗族人民的一种民间娱乐活动。节日期间，当地苗族寨老或鼓头自发组织人们从事各种节日文化活动。届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节日聚集地参加节日活动，或游方、或看斗牛、或跳芦笙、或进行龙舟竞渡等，节日活动具有鲜明的民间性特征。据资料记载，解放后，1956年台江县第一次过苗年时，台江巫脚交、巫脚南、巫梭、反排四个村寨在其交界地“松岔由”斗牛场举行斗牛比赛，前来参加的观众就有1千多人。四个苗寨共440户，平均每户约有3人参加。第二次和第三次苗年斗牛赛分别在番召乡附近的覃膏堡和九龙乡的交汪举行，仅交汪斗牛当天就有近3千人观战。[2] （P.209）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台江地方政府将节日文化视为旅游项目加以开发利用，政府行为逐渐渗透到节日文化活动中来。例如，2002年，台江县人民政府支持方召、反排举办13年一度的鼓社祭活动，举办了南宫白帮苗年苗歌比赛，此外还举办、支持举办姊妹节、龙舟节、祭桥节、芦笙会等。[3]（P.271） 2006年4月12日至14日（农历3月15日至17日）和6月20日至22日（农历5月25至27日），台江县政府和台江县施洞镇政府共同举办台江苗族姊妹节和龙船节节日活动，等等。近年来，台江当地政府在举行龙船节节日活动时，将龙舟下河之前的耍龙灯、水边请龙、鬼师念经、杀鸡鸭祭祀龙神和山神、舞龙、烧龙、送龙等具有苗族巫文化传统的节日礼仪视为封建迷信予以剔除，同时在节日文化活动中增添了爬山、打篮球、文艺晚会等许多现代体育比赛项目和文艺活动。2003年农历7月，台江县革东镇大搞午村举行节日活动时，原本以踩鼓为主要内容的节日活动却被附近10多个村参加的篮球比赛所代替。上述事例表明，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台江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手段主导着节日礼仪的发展趋向，节日活动的组织和开展逐渐由民间行为向政府行为转变。在当代台江苗族社会，当人们举行节日文化活动时，表面看来是在延续和发展本民族的传统节日文化，实际上多数节日文化已经失去了其原初的民族文化内涵。
三、节日日期的变更和节日文化氛围的淡化
在传统台江苗族社会，当地苗族人民常常利用农闲或岁首时节举行各种节日文化活动。据资料记载，台江巫脚交十月第一个丑日是大年的正日，第二个丑日和第三个丑日为小年；宝贡乡在十月第一个及第二个子日，先后过大小年两次；孝弟乡是以十月第一个丑日为小年，第二个丑日为大年，第三个丑日为小年…… 革一、大塘、茅坪等乡只在十一月以后的卯日过一次苗年，老屯乡在十一月辰日过一次苗年。[4]（P.490）又如苗族姊妹节，由于台江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其县境内各地庆祝姊妹节的时间稍有区别。在台江城郊、宝贡乡、巫脚交一带，人们在每年农历二三月的任意一天过节；在革东、交下一带，人们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过节；在施洞口一带，人们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过节；在孝弟乡一带，人们过节的时间则推迟到每年农历三月底四月初。
改革开放后，台江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假日经济的发展，改动了部分节日的举办时间。例如，龙船节原本是每年农历五月二十四举行，为了迎合旅客需要，1996年台江县和施洞镇政府破例在当年农历十月再次举行龙船节；原本为每年农历二、三月举行的姊妹节，近年来却推迟到“五一”小长假期间举行，等等。无可否认，节日日期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节日文化传统和原生性特征的逐渐丧失。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台江苗族社会与外界的接触和联系日益加深，打工潮流席卷整个苗族社会。二十世纪末，台江苗族青年纷纷外出务工，他们逐渐将目光投向对物质利益的追逐上，很少有人再去关注本民族的传统节日文化，即使是节日期间，当地苗族人民也不再像往常那样回家过节。打工浪潮的兴起严重制约了台江苗族节日文化活动的开展，使许多地区的节日活动变得冷清。例如，1996年在台江县方召乡反排村举行敬桥节时，原来红红火火的芦笙会没有了，没有人吹芦笙，也没有人跳芦笙舞，年轻人在家里忙着自己的生意或家务，人们没有过节的心情。“原来游方场上‘对歌传情的情景很难见到，许多年轻人已经不会唱传统的情歌、民歌，有的年轻人互相对唱或合唱现代流行歌曲，更多的游方青年干脆直接进入角色。在施洞，年轻人游方不去传统的固定的游方场，而是在马路上、马路边，或者干脆一起进舞厅，游方场上不再有人游方。”[5] （P.179-180）
近年来，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台江苗族乡村的空巢现象越来越普遍，多数苗族青年漂泊在外，使节日文化活动的开展举步维艰。节日期间，本应由青壮年承担的节日活动，现在有的苗族村寨不得以由五、六十岁的老人承担；有的苗族村寨虽然如期举行传统节日活动，但参加者较为稀少；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因没有人参加而无法举办节日活动的状况，节日文化气氛不再隆重如初。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台江苗族社会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苗族地区开始过客家年、清明节和重阳节等汉族传统节日。如今台江地区过苗年的人越来越少，过客家年的人越来越多，单纯意义上的苗年传统节日已经不复存在。
四、节日文化空间的扩大
从狭义上讲，节日文化空间主要指的是节日文化活动所能够触及到的时空范围。如前所说，在传统台江苗族社会，苗族节日具有狭隘地域性和非全民性的显著特点，许多节日文化活动仅局限在某一地区内举行，节日地点固定于某个山坡或平坝，节日参加者多为附近苗族村寨，节日文化空间较为狭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台江苗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地苗族民众与外界的联系和交往逐渐扩大，节日参加者不再受到昔日地域性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使苗族节日文化空间不断扩大。例如，在2002年4月和2003年4月的台江苗族姊妹节以及2006年4月和6月的台江苗族姊妹节和龙船节中，前来参加节日活动的观众不再局限于节日举办地附近的苗族村寨，县内外、省内外的中外游客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大家共同享受节日文化带来的喜悦。同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台江苗族节日文化不断通过文本、视听、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方式向外界传播，从而知晓和了解台江苗族节日文化的社会群体越来越多，苗族节日文化认知主体的范围不断扩大。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以来台江苗族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推动着台江苗族节日文化空间向纵深方向发展，使台江苗族节日文化空间越来越扩大。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台江苗族卷[M].北 京：民族出版社，1999.
[2]贵州省编辑组编.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M].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1986.
[3]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编.全球化背景下的贵州民 族民间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6.
[4]伍新福.苗族文化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5]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台江苗族卷[M].北 京：民族出版社，1999.
[6]杨昌儒编.贵州世居民族节日民俗研究[M].北京：民 族出版社，2009.
[7]高婕.民族旅游发展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与保护 研究——以黔东南苗寨为例[D].华中农业大学， 2009.
[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