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风险社会条件下社会保障对国家认同度的提升作用
肖珩
摘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之下，以往以民族国家或者宗教国家为主的国家内在凝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任何国家都需要内在的文化认同，需要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相互构建。文化认同与社会保障可以看做是国家认同的精神方面与物质方面。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判定的“风险社会”更是加剧了国家内部不同阶层的断裂，所以社会保障这种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对提升国家认同度的作用就变得更为重要。
关键词：社会保障;国家认同;风险社会
社会是一个多元的构成，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构成一个国家的不同群体一定要与国家概念相互发生作用，才会产生认同感。在丹尼尔·贝尔和乌尔里希·贝克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风险社会”理论的逐渐衍生，而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确保不同阶层在风险承担中的相对公平，以此可以确保不同阶层的国家认同度。“中外经验表明，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是现代社会中社会认同的基础。”
一、风险社会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理论。其后，很多学者对风险社会进行了阐述：
劳认为风险社会是由极权主义增长、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发的事件能导致或引发潜在的社会灾难，比如核危机、金融危机等。所以他的观点还是将社会之内的风险转化到社会之外，主要探讨人为风险对社会的反作用。
普里特维茨认为，风险文化是混乱无序的，这一点类似“断裂”和“碎片化”的概念，但是他以关注社会公共事务为基础。风险社会这一概念先假定在一个社会中有一个公众关注的热点和难点，并且通常把它称之为社会的焦点，先假定有一个确定的、制度性的、规范的治理范围，并且每一位单个的社会成员为了他们的实际利益需要有一个等级秩序。相反，风险文化并没有假定一个确定的秩序，而是假定有一个需要通过自然调节的非确定性的无序状态。
第三种是吉登斯和贝克所认为的对制度主义的理解。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风险社会的概念在三个参照领域内带来了划时代的、系统性转变。首先是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化完全确立后这些资源逐渐消失了;其次是社会与其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的理解范围的威胁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些威胁和问题的存在，就很可能动摇旧社会秩序的根本假设。第三，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具体团体的意义之源的祛魅。
在本文中，笔者最为认同的是：贝克所论述的“工业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财富分配以及不平等的改善与合法化。而在风险社会，我们必须把伤害的缓解与分配作为核心问题。”也就是说，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财富的分配已经不再是重点，或者财富的分配会更加均衡，特别是在一个“纺锤形”社会分层的国家中。而不同阶层所承担的风险的几率和程度，成为新的社会问题，而在这一问题中，国家如何通过制度以及行政机器帮助个体或者阶层度过风险，将成为其国家认同度和凝聚力的重要考量部分。
二、国家认同概念
国家认同 （National identity）是一个政治概念。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构成，如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评价和情感。国家认同是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升华。
国内的国家认同研究认为，国家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政治、历史、文化、族群等多种因素复合的共同体，而这些因素及其它们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也影响着国家认同的构建。
许纪霖指出，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与政治的结合，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共同体。不仅要有基于民族本身的历史宗教语言的文化认同，也要有对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政治认同。
但是随着社会交往的网络化、文化的碎片化、文化的多元化以及各种亚文化的兴起，单从历史和文化上的国家认同，已经不那么强烈。从河南师范大学杜晓田老师所作《从农村基督教盛行看农民社会保障需求》的调查中可以获知，目前宗教影响力巨大，特别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和社会保障不完善的地区。根据2010年的数据，目前我国基督教徒约有1亿人左右，登记和受洗人员在1500-3000万左右;2013年，佛教徒的信仰者可能在1.85亿上下，正式皈依者1700万左右。除此之外，我国社会群体中，有各种亚文化群体，加之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如果民族认同、信仰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不能统一，对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也将会带来影响。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们一切行为最根本的驱动力是对利益的追求。国家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所提供的经济福利能强化国家认同的基本逻辑，国家不仅仅需要国家机器作为阶级统治手段，更要良好的社会保障会使公民个体从心理上认同和服从国家的统治秩序。
三、我国社会保障现状
社会保障既是一项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注重保障民生之本，构建社会安全网，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我们国家追求的社会目标之一。
2003年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重新建立，标志着政府把财政力量投放到迫切的民生健康问题上，扭转了合作医疗只依靠个人缴费和乏力的村级集体经济的困局。2004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建设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写入了宪法，标志着社会保障制度正在成为国家发展必要的基本制度安排。2005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体现效率的个人账户比例从16%降至8%，维护公平的社会统筹账户则由4%逐步上调到20%，说明新方案中从效率优先转向了社会公正。2007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标志着开始打破长期以来延续下来的社会保障制度重城市轻农村的局面，意味着开始在社会福利提供方面惠及广大农民。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覆盖面已经扩大到95%以上，拥有不同层次和维度，如农村医疗保险、新农合、省市级医疗保险等。
我国养老保险分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又由企业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制度构成。2014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季度末，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82028万人（其中职工养老保险32359万人，居民养老保险49669万人），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合计为9121.3亿元（其中居民养老保险636.7亿元），同比增长18.8% 。
2013年我国城市低保救助1096万户、2061万人，全年支出资金724.5亿元;农村低保救助2 925万户、5382万人，支出资金841.9亿元;救助农村五保供养对象538万人，支出五保供养资金174.3亿元;救助城市“三无”人员90万人;实施医疗救助1亿多人次，支出资金260亿元;实施临时救助3937万户次，支出资金93.4亿元;紧急转移受灾群众1200万人次，救助受灾群众8000万人次。
尽管制度逐渐完善，落实逐渐到位，但与此同时，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的社会保障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随着制度的完善，民间慈善机构，社区互助组织的增加，公众对于社会保障的关注度也逐渐提升。
四、社会保障对国家认同度提升作用
（一）权威认同
社会保障不仅仅是国家一元的，而是要通过国家行政的、法制的、经济的、社会团体的、家庭的等多个因素共同完成，但是其主要源动力来自国家，也只有国家机器有能力去重新划分国民收入。建立全国统一、社会普及、区域分层的大保障体系，会重塑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必然强化政府的责任和权威性，以此会增加国民的安顿感和幸福感，提升国家认同度。
（二）权利认同
公民权形成的公民对国家的忠诚，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也是国家能力的关键要素之一。保障公民的民事权利的基本制度是法律和司法体制，而法治是现代国家的最低职能，也是公民对国家的最低要求。而公民的社会权利就包括了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等的制度安排和服务体系。国家社会保障系统，会将个人身份从家族、社区和亚文化群体中萃取出来，使之成为国家公民，这种权利的整合与提升，必然带来对国家认同度的提高。
（三）行政认同
政府的权力来自于政府的行政能力，行政能力的加强虽然可以借助行政系统与其他监控设施，而社会保障系统将成为扩展行政能力的软性工具。
社会保障系统可激活行政活力，以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社区医保，社区养老保险等，已经激活了社区一级的行政体系，从长远来看，若实现省一级或者国家一级的社会统筹，那么将会使行政活力深入渗透到公民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四）文化认同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素有“仁政、大同”的思想。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就是如此倡导。国家统筹下的社会保障目前可以弥补我国社会转型阶段族群互助、家庭内部互助、社会团体互助的不足。同时，考虑到我国的历史沿袭，国家历来有赈灾，救济的责任。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实施的完善，会增强公民对历史文化的认同感，更会激发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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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