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好生活”的背景、基础及意义
[摘要]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现实的物质力量和价值追求是形成“美好生活”的基础。“美好生活”的提出直接地为改革发展实践指明了道路，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为全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
[关键词]美好生活；背景；意义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8）01—0010—04
[作者简介]于忠玄，男，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哲学。
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对美好生活的思考和追求，回看哲学思想史，尤为突出。西方哲学发端于古希腊，那时的哲学家们所思考的首要问题就是“人应当怎样生活”，此后，不论是中世纪的宗教哲学还是近代造就的知识论哲学，尽管哲学家们理论各不相同，但是都要对生活问题作出相应的回答。即使离开哲学范围，人们也从不缺乏对生活的讨论，生活是与人最切近的话题。不同文明造就了不同的生活文化，人类关于生活的论述和理论比比皆是。中国人民从古至今都是热爱生活的，近代中国遭受外敌的侵略，人民渴望能够过上民族独立的生活。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的生活目标，富强民主成为美好生活新的内涵。美好生活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涵。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向全世界展现出中国人民巨大的生活热情。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强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美好生活”概念，它构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有关生活的理论研究多种多样，生活概念历久弥新又与大众结合紧密，因而亟待对我国当前提出的“美好生活”加以理论阐释，廓清其背景、基础及意义。
一、“美好生活”概念的形成背景
在此所讨论的概念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美好生活”。从时间上来看是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在实践和理论的不断探索中所形成的“美好生活”概念。早在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外媒体见面会上就曾说道：“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①在这里，“美好生活”对应于奋斗目标，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人民群众许下的庄重誓言。经过五年的不懈奋斗，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突破、新成就，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对五年来的探索实践作了总结，提出“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阶段性变化的质变节点上，人民群众的需要已经表现出普遍的多样性，带有“强烈”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此，“美好生活需要”取代了“物质文化需要”，这既是对历史现实的政治论断，更是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要矛盾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美好生活”的提出有一个历史过程，在实践上体现了由奋斗目标向新需要的转变，在理论上经历了由政治承诺到理论概念再到思想理论的发展过程。
综上所述，“美好生活”概念所处的实践背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理论背景指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践探索中所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生活理论，我们党提出“美好生活”的背景具有鲜明特征。首先，坚持了唯物论原则，把理论当作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以经验事实作为根本前提。其次，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性，一方面是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前提，另一方面又把实践作为认识的目的，“美好生活”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它是对实践结果的现实理解，又为实践确立未来目标，通过实践把意识到的非现实的“美好生活”转变为现实的物质。最后，“美好生活”的背景体现了人民立场，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我们的党进行改革建设、理论创新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这是其内在要求。
二、“美好生活”理论的形成基础
在理论意义上，“美好生活”无论被用来表述“奋斗目标”，还是被用来表述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面，所指的都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它的提出并非理论臆想或是文字创新，它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
“美好生活”的形成具备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首先，用矛盾分析法看待事物。把世界当作过程的集合体是唯物辩证法的鲜明特征，恩格斯曾说：“一个伟大的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一樣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①而世界之所以处于始终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就在于物质的内部矛盾。矛盾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矛盾的普遍性导致了过程论，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事物的本质，是一物区别他物的内在规定。矛盾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这样，把握事物首先要研究构成矛盾的是什么，通过分析事物矛盾，把握事物本质和运动趋势，采取相应的策略。马克思就是从资本主义经济最基本的商品单位入手，分析了商品的矛盾构成，从而揭开了资本主义的秘密，同时也为人的解放开辟了道路。毛泽东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关于矛盾学说的科学体系。他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原则要求我们把事物当作过程来对待，而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社会作为人类个体之间交往关系的产物，是一个包含方方面面的有机系统，因而其内部充斥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诸多矛盾，而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其所包含的矛盾也始终在发展变化之中。这要求我们始终以矛盾的观点看待社会发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形成对社会的客观把握，还需要重视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抓主要矛盾，因为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抓住了主要矛盾，就可以带动全局，其他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抓不到主要矛盾，就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所以，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的一个重要原则。
其次，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把唯物论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就是，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所决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作出过精辟的总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造世界、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上层建筑所包含的体制机制、组织设施等等，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而达到社会进步的目的。在“美好生活需要”的矛盾体中，矛盾的根源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平衡、不充分，解决办法也就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使之不断充分、进一步调节生产关系使之不断平衡。
“美好生活”的形成首先具备物质基础。意识归根结底是由物质决定的，现实的物质力量既是人们进行非现实的想象的基础也是想象所能进行的边界。人的需要首先是由人的存在，即人所处的现实物质存在所决定的。马克思把需要看成人的本性，正是在实践中产生需要和通过实践满足需要的过程中，创造了“人类历史”。人的需要同动物不同，“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而人的需要是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统一。这种社会性体现在，“一当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人们不仅通过实践活动来生产满足需要的资料，而且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工具又会引起新的需要，也就是说，人们的需要是在实践活动中不断产生和满足的，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人类社会的物质力量是人类产生具体需要的基础，一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当被满足了的第一个需要之后又产生了新的需要。最初，人们只有基本的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人的需要是简单的、粗陋的、低级的。当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又不断地产生出新的需要，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多样化也创造了需要的多样化，需要的对象越来越多，需要的范围不断扩大。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起了广泛的生产体系，形成了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基本需要的格局，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需要也随之发生变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经过6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告别贫困、跨越温饱、即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生产力水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成熟定型。这一切有目共睹的巨变，都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总量不足，与之相对应，要求我们围绕提高经济总量进行发展，“先富”带来示范效应的同时也必然意味着不平衡的形成。例如经济上一马当先，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与经济就存在一定差距，再如城市与农村、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富裕群体与贫困群体等等。多方面、多领域的现实物质状况使人们产生了多种多样的需要，这些具体的需要汇集起来就是“美好生活”需要。
“美好生活”形成的价值基础。价值所讨论的是“应该怎样”的规范性问题，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一个重要之处就在于人类的价值特征，马克思曾提出过“两个尺度”的思想，他认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個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导致需要的多元化，甚至产生不同主体间的矛盾冲突，这就要求一个国家必须有明确的价值取向。马克思始终是以人类解放为价值目标，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谋幸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美好生活理论是站在人民立场上形成的价值目标，其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是人民群众。具体来看，“美好生活”的价值基础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共同富裕”的价值原则。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美好生活”绝非部分人的甚至少数人的，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财富为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它是对象化了的人的需要。物质利益对于激发人的主体性具有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①邓小平在谈论革命精神时也认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因而，使广大人民群众富裕起来是“美好生活”的前提，是全面发展的价值原则。马克思始终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趣，他正是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人的片面性才不断探寻原因，并发现解决的出路。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反映了人的发展的全面性，需要越丰富，发展的全面性越高。“美好生活需要”既包含人民群众具有意愿强烈的需要，诸如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也包含个体的多元需要。
三、提出“美好生活”的重要意义
“美好生活”概念最直接地出现在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之中，构成了其他治国理政方略和方针政策的理论前提，对开展改革建设的实践活动具有指导作用。从全球视野来看，每个谋求发展的国家都要面临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难题，尽管在各国的具体问题各不相同，这就是现代性问题，“美好生活”的思想是我们给予全世界人民的“中国方案”。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面，对开展实践活动具有指导意义。理论对实践起着指导作用，正确的理论由于对事物运动的本质获得了把握，往往能够使事物趋向人类意愿的方向发展，同时加快事物的发展进程。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影响和规定着次要矛盾。矛盾的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美好生活体现了人需要的全面性和多层次性，这种需要不仅对物质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扩大了外延，还包括民主、法治、安全、正义、环境等等各个方面。矛盾的另一方面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现状。按照辩证法的思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人民群众的新需要奠定了物质文化基础，同时也是新需要产生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经济的偏好，尤其是对经济数量的追求，一度产生了GDP至上的思想，这就产生了结构不平衡、区域不平衡、人群不平衡等等不平衡的状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意味着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获得较大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主要是不平衡，因而要以解决不平衡促进解决不充分，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和“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创新共享绿色协调开放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
有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质和内在要求，在21世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面向人民、面向时代、面向问题。关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是对发展问题的行动方案，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马克思认为需要是人的本性，从“现实的人”出发，以需要—生产结构阐发了唯物史观。在这里，需要绝不是唯心主义者认为的个人的纯粹想象或绝对观念的外化，而是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美好生活需要”印证了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正确性，同时也阐发了在获得了一定物质文化基础，具备相当生产力条件下人的需要。人民群众作为“美好生活”需要的主体同时也是使需要获得满足的行动主体。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
回归对生活的关切是现代哲学的发展方向，“美好生活”的提出不仅是对中国发展的回应，也是为全球时代提供的“中国方案”。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改造能力，这也导致科学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泛滥，然而所谓现代化进程中总是伴随着更为严峻的挑战，环境的恶化、战争冲突的恐惧、贫富差距的加剧。哲学总是对时代最深刻的把握，对科学技术的担忧让哲学家们寻找他路。这就是现代哲学的生活转向，胡塞尔明确提出了“生活世界”概念，后来的哲学家们尽管形成了各自的生活理论，但大都沿用了这一概念，这也从一方面反映了哲学的对象向生活的转变。法国哲学家吕克费希认为“成功的生活”在资本主义确立以来偷换了人类对“好生活”的追寻，生活不再是目的。在这种背景下，“美好生活”的提出是我国对时代的回应。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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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杨伟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