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马林冲 苗志娟
摘 要: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是边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有益实践极大地提升了边区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和边区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党和边区政府从陕甘宁边区乡村实际出发,在边区农村积极开展识字扫盲运动,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广泛开展文艺活动,繁荣乡村文艺;宣传科学文化知识,革除陈规陋习。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丰富了农民文化生活,推动了边区农村的文化建设进程。在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重温党在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历程,既能全面、深刻地总结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又能为不断推进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0475(2020)10-027-05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乡村文化能够提振农村精气神,增强农民凝聚力,孕育社会好风尚。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文明新气象。”[1]405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是党对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有益探索,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乡村文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积累了丰富经验。因此,重温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历程,总结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经验,对于推动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陕甘宁边区是在党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辖区主要包括陕西北部、甘肃和宁夏的东部等地区。由于历史、社会和地理位置等原因,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十分滞后。因此,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党和边区政府通过采取诸多措施积极促进边区乡村发展,其中包括边区乡村文化建设。
(一)改善陕甘宁边区农村文化落后现状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寧边区地处西北,城市少、农村多,工业、商业不发达,以农业经济为主,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农业发展较为落后。因此,边区建设初期乡村文化状况主要表现为:乡村经济水平低下,教育十分落后,知识分子较少,文盲占据大多数,封建迷信盛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就陕甘宁边区教育文化落后的现状指出:“边区是一块教育文化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李维汉也曾指出,在陕甘宁边区“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乡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2]。穷人的孩子几乎很少读书和接受教育,文化设施十分简陋稀少,人民文化生活十分匮乏,卫生条件十分简陋,人畜的死亡率都很高。除此之外,封建迷信思想在百姓头脑中根深蒂固。边区农村落后的文化现状严重威胁到边区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二)边区政权建设巩固和发展的需要
边区大量文盲的存在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的有效治理。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已认识到“要创造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满是文盲的国度里是建立不起来的”。由于边区人民群众文化水平较低,势必影响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边区的顺利实施,不利于边区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也不利于人民群众掌握科学的知识发展工农业,从而影响人民群众参与边区建设与抗战的热情。因此,党和边区政府通过大力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文化水平,调动农民革命积极性,继而保证边区稳定。
(三)适应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实需要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唤醒民众尤其是发动广大农民对于革命成功的重要意义。农民在中国社会中占主体地位,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最广大农民的支持。在旧中国,由于绝大多数农民文化水平较低,仍有顽固的封建思想。因此,必须要用先进的思想改造他们,将他们从愚昧、落后中解放出来,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毛泽东曾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3]因此,要在农村完成这个变动,必须要以先进的思想、科学的方法,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同时,全面抗战的爆发更是促进和加快了党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步伐。只有唤醒广大农民的民族觉悟,把落后的乡村建设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中国的抗日战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大力推进乡村文化建设,成为我党工作的重要一环。
二、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实践
党和边区政府从陕甘宁边区乡村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边区的乡村文化。这些措施的实施改善了边区农村落后的文化风貌,推进了边区农村的文化建设进程。
(一)积极开展识字扫盲运动,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全面抗战爆发前,陕甘宁边区广大乡村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十分落后,绝大多数农民不识字,文盲大量存在。针对这一状况,边区政府将识字扫盲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着力抓了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两个重要环节。[4]
首先,开展社会教育。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农村成年人。政府提倡识字运动,通过创办识字组、半日校、夜校、冬学等多种形式,对边区的成年村民进行识字教育。同时,为了确保识字运动不流于形式,边区教育厅派出社会教育工作指导团到下辖区域进行监督指导。为了推进社会教育的正规化、法制化,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组织暂行条例》《社会教育工作纲要》等条例和法规,在制度上加强保障。在社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党主张社会教育要与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防止脱节。边区政府明确要求:社会教育要与各县其他工作紧密配合,如生产运动、防奸自卫、援军、拥政、爱民、减租减息等。在这些工作中,有计划地组织活动,对群众进行教育。边区政府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推动了边区社会教育的蓬勃发展,降低了文盲的比例。据统计,1938年边区有识字组5 834个,组员39 983个;夜校208所,学生1 917人;半日校61所,学生919人。1939年,夜校、半日校和冬学发展到1 558所(组),学员人数达到25 063人。同年冬又发展到5 232所(组),学员53 266人。1940年进一步发展,达到5 469所(组),学员59 953人。[5]186
其次,开展学校教育。边区广大农民思想文化落后,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广大农民在孩童时代没有接受学校教育。因此,边区政府除开展社会教育以外,还高度重视小学教育。在党和边区政府的共同努力之下,小学教育取得较为突出的成绩。为推动小学教育的发展,边区政府曾宣布施行免费的义务教育政策。《陕甘宁小学教育实施纲要》规定:“三年初级小学教育,为边区儿童必受之义务教育。”为了更好贯彻和实施这一政策,边区政府曾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小学教育的目标、要求、保障等给予了明确规定。这些法律法规主要包括《陕甘宁边区小学法》《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等。同时,边区政府为推动小学教育发展,创造性提出民办与公办相结合的办学方针,采取公办学校、民办公助、农民自助等多种办学形式。由此,小学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都得到大幅度增长。边区政府成立后,1937年秋小学学校发展到545所,学生10 396名;1938年春发展到706所,学生14 207名;1938年秋发展到773所,学生16 725名,其中有完全小学(即初级、高级合办的五年制小学)16所,模范小学78所。小学数量比边区政府成立前增加了6倍。[5]183
(二)广泛开展文艺活动,繁荣乡村文艺,丰富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
党和边区政府在进行识字扫盲运动的同时,还十分重视丰富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主要通过艺术团体文化下乡、创建文化娱乐机构、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等多种途径展开。
为了更好地激发边区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边区政府积极号召与组织边区的文艺工作者成立各种艺术团体,创作反映乡村和边区生产生活的优秀文艺作品。他们深入乡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下乡运动。为了使边区的广大农民更加容易理解与欣赏包含新思想的文艺作品,边区政府提出要多运用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表现形式,并强调要学会利用民间旧文艺的形式。1941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各抗日根据地群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各种民间的通俗的文艺形式,特别是地方性的歌谣、戏剧、图画、说书等,对于鼓动工作作用更大,应尽量利用之。”[6]于是,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在边区各地广泛成立剧团、秧歌队等,定期或不定期在乡村进行演出,边区文艺活动十分活跃。为丰富边区农民的文化生活,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许多乡村成立乡村俱乐部,并明确规定:俱乐部“在十户以上的村庄,应普遍建立,如人口太少,可联合附近(二、三里内)村庄建立”[7]。同时,强调俱乐部应因地制宜地开展文艺活动。此外,边区政府还建立起图书馆、阅览室、民教馆等文化娱乐机构。由此,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得到广泛开展。
边区政府通过繁荣乡村文艺,不仅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而且在宣传民主、破除封建迷信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提高了边区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
(三)大力宣传科学文化知识,革除陈规陋习,净化社会风气
在陕甘宁边区的广大乡村,由于经济文化落后,传统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导致边区封建迷信盛行。这种情况下,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了科普知识宣传、反封建迷信、批评教育巫婆神汉等一系列活动。
边区政府积极向广大农民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边区政府“印制各种通俗的社会科学小册子,向边区人民宣传社会科学的常识”[8],出版了《王大娘养胖娃》《解剖学》《配偶禁忌》等科普读物。同时,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等科学教育机构举办科普讲座,向民众进行科学知识普及。例如,1941年11月21日,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举办了一次关于日食的科普讲座,并发表了科普文章《日蚀在科学上的意义》。
在边区农村,由于卫生知识的匮乏和传统习惯的影响,乡村百姓缺乏医学科学的思想观念。为此,边区政府对农民进行了广泛的卫生教育。同时,边区政府主张要灵活地运用各种方式方法对广大人民进行卫生教育宣传。此外,边区政府还在乡村建立起卫生防疫委员会,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
边区政府积极开展反封建迷信运动。在边区许多乡村“巫医利用迷信,欺诈群众,伤财害命”。封建迷信对陕甘宁边区乡村农民造成了严重的生命财产威胁。为了使当地老百姓认清封建迷信的害人之处,边区政府曾先后多次采取各种方法对封建迷信活动进行打击。1943年和1944年,边区政府开展了反巫神运动和巫神坦白运动。政府一方面对这些巫神进行改造和教育,另一方面鼓励群众同巫神进行斗争。同时,边区政府在各地开展了学习崔岳瑞活动,鼓励边区的卫生工作者向崔岳瑞学习,积极利用医药科学知识揭露巫神。
边区政府积极革除各种陈规陋习,开启民智。例如,关于妇女解放方面,突出表现为废除缠足陋习,提倡婚姻自由,保障妇女权益。1939年8月,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规定:“凡边区妇女年龄在18岁以下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一律禁止纏足。”为推动条例的执行,边区政府又颁布一系列条例和指令,强调指出:“妇女缠足,障碍社会进步,危及未来人种健康,实抗战建国中最大障碍之一……不再有缠足之罪行。”[9]为此,边区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不缠足运动。边区政府还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保障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改变妇女在婚姻中不平等地位。同时,妇女在政治上也翻了身。广大妇女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鼓励下,开始积极参政议政。乡村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是边区农村文化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三、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对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启示
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作为边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提高了边区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推动了民众的新觉醒,而且极大地促进了边区政权的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总结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于当前乡村文化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所在
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在短时间内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党的高度重视与正确领导。党从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边区乡村文化发展的政策、条例和法令,实施了多种教育措施,成立了多种形式的乡村文化基层组织。此外,边区政府在财政上给予乡村文化建设大力支持。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因此,当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必须给予乡村文化振兴以高度重视,通过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制定一系列保护和促进乡村文化建设的条例与法令,创造乡村文化振兴发展的良好环境。同时,村“两委”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必须充分发挥村“两委”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乡村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仅要带领村民让口袋富起来,更要做好让村民“脑袋富起来”的工作。因此,乡村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树立文化兴村意识,注重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升村民道德文化素养。乡村广大党员干部作为带头人,要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村民树立良好榜样,“引导农民爱党爱国、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1]409。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10]
(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
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成果。它的成功既离不开大批文化界人士和知识青年的支持,更离不开陕甘宁边区广大乡村民众的积极参与。[11]因此,新时代背景下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同样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共同努力。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参与乡村文化建设,鼓励他们深入乡村,创作出更多反映乡村生活的优秀文艺作品。他指出,要推动文化下乡,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贴近农民,推出具有浓郁乡村特色、充满正能量、深受农民欢迎的文艺作品[1]405。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根农村基层,服务农民群众,积极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为乡村人民送去欢乐和文明,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同时,党和政府要积极“开展文化结对帮扶,制定政策,引导企业家、文化工作者、科普工作者、退休人员、文化志愿者等投身乡村文化建设,形成一股新的农村文化建设力量”[1]406。
(三)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根本立足点
党和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实施的各种文化措施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可与支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党和边区政府在边区农村工作中采取了正确的方式、方法,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优秀农村乡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村民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使乡村文化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1]406。因此,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必须结合时代发展要求,对优秀传统乡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继承和创新,实现优秀乡村乡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形成适应新时代乡村特点的新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要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必须深入挖掘各种乡村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坚持“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12]。
(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然要求
党和边区政府从人民生产、生活的实际出发,考虑广大农民的生产特点和生活习惯,将文化建设与农民的生产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因地制宜,灵活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村文化建设。这不仅提高了边区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而且极大促进了边区农村的生产发展。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13]然而“现在,农村一些地方不良风气盛行,天价彩礼让人‘娶不起,名目繁多的人情礼让人‘还不起……要在传统礼俗和陈规陋习之间划出一条线,告诉群众什么是提倡的,什么是反对的”[1]407。这就要求党和政府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进程中,必须抓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革除陈规陋习,抵制封建迷信,推动移风易俗,改善农村精神风貌,为广大农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提供丰润的道德滋养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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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24-125.
[13] 习近平在江苏徐州市考察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紧扣新时代要求推动改革发展[N].人民日报,2017-12-14.
【责任编辑:刘中雁】
【作者简介】 马林冲 (1992—),男,山西浮山人,新疆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农村问题;苗志娟(1983—),女,河南郑州人,新疆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疆南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16CDJ01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