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恩来对执政党的党风建设的贡献
陈克非
[摘要]党的作风体现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与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凝聚力紧密相连。重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周恩来是党的作风的积极倡导者，对党的作风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关于党风的有关理论和实践，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学习周恩来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周恩来；中国共产党；党的作风
作风，是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外在表現。同样，作风也是一个政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周恩来是党的作风的积极倡导者，对党的作风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关于党风的有关理论和实践，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学习周恩来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实事求是，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光辉榜样
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知与行的统一。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它既包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又包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每一个表现形式上都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实现了这种从内容到形式的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革命作风的完美体现。建国后，周恩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完善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赋予“理论联系实际”以时代的内涵。在“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中他就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其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而资产阶级思想却不能不受到批判和改造。”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非常赞成毛泽东把理论联系实际喻为“有的放矢”的观点，并且对理论联系实际有着深刻的理解，1950年6月8日，周恩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中对理论联系实际作了透彻的说明：“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对实践加以指导。我们不能把理论当成教条，如果不顾实际情况，把理论拿来乱套一阵，总是要失败的。同时，实际工作要有理论的指导，才不会盲目乱撞。”[1]社会主义时期，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他又提出“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有可能避免国际的坏的经验在本国重犯，使国际的好的经验在本国得以发展。”[2]列宁曾经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周恩来在其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始终能具体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例如1964年在指导三门峡水利工程改建时，周恩来要求工程技术人员“一切问题都要到现场去实践，通过实践，不断总结，取得经验，然后再实践再总结。”[4]建国后在指导新中国教育工作时，周恩来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教育工作中的形而上学和极左思潮，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去观察、分析教育问题，指导教育工作。同时他也提醒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要认真结合我国的实际，不能“形式地机械地搬用苏联经验”。这些主张，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周恩来还领导新中国的文艺工作取得很大发展，这是因为他能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艺路线，了解文艺工作与创作实践中存在的思想情况和种种困难，从实际出发，把握文艺的客观规律，因而，他的许多重要讲话，理论联系实际，符合中国国情，对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心系人民，为中国共产党人密切联系群众举起了导向的旗帜
理论的源泉是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人民。人民群众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英雄，是创造历史并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深刻的历史哲学原理。周恩来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唯物史观，将心系人民，造福群众，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为发扬中国共产党人密切联系群众这一优良作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周恩来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始终强调“力量的源泉是人民”，“要相信群众力量。”他指出，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5]周恩来认为共产党人只有团结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共同奋斗，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例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就指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6]建国后，周恩来还敏锐的发现执政党地位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使得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他多次指出：“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7]，现在“国家大了，‘官大了”[8]，很容易脱离群众。在领导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周恩来也认为对党外群众的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强调“要使全党同志了解，团结、带动非党群众同我们党一起前进，是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任何部门的工作都不能与统战工作相脱离”。[9]周恩来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对于党的优良作风的保持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61年，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当然要多样化，不能老是打仗。”[10]他还一再强调剧种不同，观众不同，戏剧、电影在安排剧目时，既要考虑群众的需要，又要不同对待，“观众看电影就是各取所需的”。[11]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当中，周恩来结交朋友最多，联系群众最广泛。周恩来指出广交朋友是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需要。他批评那些不愿同党外人士往来、不愿听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必然“把自己局限起来，这样工作就会越做越窄了”。[12]他通过广交朋友，同多方面群众保持着广泛、直接、经常的联系，时刻倾听群众的声音，了解群众的困难，把党的温暖送到人民心中，可以说，无论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周恩来总是和人民群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是我党实践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三、严格自律，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代新风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共产党只是人民群众为在特定历史阶段完成特定任务的工具。批评与自我批评，则是共产党人走向自我完善和实现自己使命不可缺少的认识阶梯。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原则的周恩来深悉其真谛。他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奉为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各种政治微生物侵蚀思想和肌体的一种法宝，当作共产党忠于人民的标尺和实现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动力。
周恩来在长期担负党的领导工作中，总是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坚信正确的东西总是在与错误的东西做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摆脱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的根本之道。他指出“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13]他还指出，发扬自我批评的作风，关键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弃卑鄙的个人主义，这样才有勇气向党揭露自己认为是丑恶的东西而不气馁。进行自我批评是为了改正错误，要改正错误，一是把错误“公之于众”，可得到大家的帮助和监督[14]，二是“到人民中去学习”。人犯错误，“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所以需要向进步的理论求教；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所以必须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15]两者结合，就可不犯或少犯错误。
在中共党内，最勇于也最善于做自我批评的高级领导人恐怕要数周恩来了。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说过“恩来同志的自我批评做得太多了。”[16]周恩来勇于并善于作自我批评，即使是完全违反他的意愿而出现的60年代初的全国规模的严重困难，周恩来也是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在“七千人大會”的发言中，周恩来说道：“几年来的缺点和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和各部，要负很大的责任。”“只要高速度，不重视按比例”“不从整个历史时期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速度。”“结果是欲速而不达”。[17] 他还认为，几年来的失误，“我是总理，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周恩来在指导新中国文艺工作的过程中，还多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勇于自我批评，他指出：“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18]他还明确指出“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19]而且他还宣布：“我今天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20]总之，周恩来襟怀坦荡，是自我批评的楷模，这一点连资产阶级政治家也觉察到，尼克松就说过：“周恩来的精细的自我批评则是一种成熟的自信心的证明”。
综上所述，人民公仆、全党楷模周恩来，始终能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为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建设提供了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具体实践的光辉典范。
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而又必须学习、继承和发扬周恩来的革命风范，在政治上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组织上始终依靠人民群众的极大多数，在行动上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思想上随时准备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全党同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我们党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2]《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1页
[3]《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1页
[4]《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8页
[5]《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0页
[6]《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9页
[7]《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0-351页
[8]《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1页
[9]《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页
[10]《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7页
[11]《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8页
[12]《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7页
[13]《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14]《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5页
[15]《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16]《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页
[1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5-456页
[18]《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4-345页
[19]《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5页
[20]《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