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监禁的女性心灵
褚一诺
内容摘要：本论文旨在通过两位女大学生日记对五四以来的主导话语“实现了女性自由”提出质疑，通过权力-话语-主体三个维度探讨女性的心灵是如何被建构的，是如何暴露在知识分子和权力机构的目光之下的，我认为五四以来女性仍旧处在被监禁的状态，只不过从肉体的附属和规训转移到精神和心灵上。而心灵，根据人类学家Sulamith Potter的论述来说，是情绪文化的建构，并不是本质性的存在，但它是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合法基础，是我们认识情绪时最基本的前提假设质疑，她提醒我们心灵感觉的问题，痛苦或者纠结，现在看来如此的熟悉与自然，但实际上却并非是理所应当的。她的见解还促进了对文化语境的定义，必须将对人感情的理解还原为当时的社会建构背景下。本文所使用的史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一位女大学生的日记，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平凡与真实。借由她们的记录，我们可以走近民国时期一部分女性的心灵，感知她们，理解她们的心灵如何被塑造，从而理解那时候女性的社会真实处境。
关键词：心灵的塑造 监禁 规训 女性
蔡文星，一个生活于民国时期的女大学生，在其日记中频频记叙下她的悲伤“我对自己动辄悲泣的行动，非常讨厌，要努力革除”，然而仅仅两天之后，她又写道“病中寂寞，又会想念起他来，我觉得他太忍心，不给我信，使我难过，就凄凄凉凉地哭了。”她的日记里类似矛盾，自我戒绝和纠结痛苦的心态俯拾皆是。
评述蔡的日记之前，我想先谈下时代背景，五四时期以来的主导话语是“自由，民主，科学”，这构造了封建落后-进步民主的二元对立模式，一切不好的都是封建束缚，这种思维模式控制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女性更是借由封建枷锁的碎裂而走出来。但民国时期女性的真实情景和感情状态是如何的呢？她们真如主导话语所说那样自由了吗？或许，可以通过对蔡文星的日记走入年轻女性的心灵世界，由表及里地观察，其一，她们的心灵状态是如何的？她们关心和苦恼的问题是什么？有一种确定的模式可以来理解和掌握吗？第二，是什么形成了这种心灵的状态？背后的运作机制是什么？
一.责任与家庭
蔡文星在1931年的7月17日写道“我现在的求知欲真切，并不为名为利，只觉得兴趣在这面。我恨不得将自己的钱都买书，可事实不允许，因为我对小弟的费用不能不负点责任。”蔡此时已因为家中无钱支付学费被迫从东南大学退学，却还要承担小弟的费用，她病情危急却还一直问朋友，小弟弟的学费寄去了吗？而她和家里人关系感情并不亲近“小弟到我抽屉来拿钱，将它落在地下。我情不自禁地怒骂起来”“弟喜欢和姐及莲，不来找我，一则因为我不让他缠，二则我也不受人喜欢。”①
9月19日因为病重在家“家里的人对我发脾气的发脾气，装脸的装脸，挖苦的挖苦，使我没有快乐的时候。近来我常常心里锁住。”
蔡1906年出生于浙江乡村，家境贫困，作为第四个女孩再次打破了父母渴望要男孩的幻想。母亲和外婆多次想将她送人未遂，蔡从小被看作赔钱货，直到中学读了安徒生童话里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故事，开始下决心要成为白天鹅，为了获得父母认可，她努力学习读书，照顾家里和弟弟。家庭互动关系很大程度影响了一个人的社会交往模式，从小家庭对她的话语灌输使得她养成了一种负罪-责任的感知模式，她将错误都归结为自身，对他人的歉疚和对责任的重视几乎贯穿了她一生的痛苦情绪。
当时社会要求每个公民都承担社会责任，却无视给他们创造承担责任的良好环境。蔡在重病之中这样说“疾病逼迫我离开这个世界，我虽对这个世界还未尽完我的使命，也不能说是我故意逃避责任了。而且离开了这世界之后，我的身子就可以和影子一样自由，不必再受束缚。于我自己，这是值得庆祝的！”
恋爱关系中，面对她爱人的求婚，她虽然心动，却反复戒绝自己的感情“依赖心又在我心中萌动起来。可我明白不可存此念头……老宋几次求婚于我，我认为自己病弱的身体，绝组织不成幸福的家庭，我不愿他为我不幸福。”②女性的束缚已经从外部制度的规训转入心灵的监禁，实质是社会规范借由各种机构，话语渗透侵入塑造了女性的心灵，并且完成了内化，借由自我监视来控制其行为。
现代权力发明了心灵这一工具，权力经由心灵，通过话语的途径实行对个人行为的监控。蔡的日记就是一种内心不断弥合幻象的记录过程，强迫自己相信遵循社会规范是正确的。下文论述之。
二.弥补幻象
贯穿于其日记的另外一条感情线就是纠结和犹豫不决，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犹豫不决的心灵？其犹豫不决的运作机制是什么？
她在日记里多次命令自己要控制感情，这种戒绝是基于当时的知识话语，即提倡人格和身体的健全。“我明知他是一句笑话，可是泪珠又不禁夺眶而出，我深愧自己的缺少自制力。”
而1931年7月26的日记通篇都是对于报刊上一篇体操训练报刊的赞同，可见知识话语的渗透力量之强大，塑造了女性个体身体各方面自我认知和实践，使得其实践遵循社会规范。
蔡文星努力学习，方式是不断给自己下命令，设戒条去遵循，而现实情况往往不能如愿，她的心灵陷于一直不断责备自己的纠结和痛苦之中“我希望努力前进，虔诚追求光明……自以为有很多习惯很配学医：慈爱坚忍，刻苦，牺牲……”③她一口气记下来十四条戒律“没有纪律的生活，对身体是很不好的”。学校的规管已经藉由日常生活实践和知识分子的话语渗入了她的心灵。她认为医学机制的规定可以帮助自己实现成为医生的愿望，她相信，经由心灵的控制可以达成目标，但现实情况却超出她的控制力。她最后因为贫困辍学而没能实现，最终只能去教书谋生，她在日记里这样辩护自己的失败，是由于自己渴望医生的名誉地位，其实教书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一样伟大，值得肯定。那么这种前后纠结是如何造成的呢？实质是什么呢？
民国时期，精英知识分子借由话语制造幻象，整合出一套统合的社会形态，让人们相信自己只要按照它说得做就有可能实现这种理想，事实是这种理想经由一层层的制度规范（看资格，不看学问）淘汰出很多人，而拥有权力的政府官员，拥有话语的知识分子们通过资格（社会制度来赋予此种资格）早就很轻松地把控这些权力，但他们却隐匿了这种灰暗的事实而通过报刊宣传“自由民主公平”的光明景象，关于教书，蔡文星却写出两篇不同的文章，一个是弥漫于日记的困苦“做教书匠真苦死我也。带笨重的书籍出门，多么不方便。又要这样课兼到那样课，临时预备起来多少麻烦”，一个是发表报刊的文章“在精神方面，我感到無限的快乐……因此敬劝真心想使社会改进的人，应该牺牲自己物质的享乐，到乡间服务去。”
因此，这些被淘汰的人相信是自己做的不好而不是社会的错误，但是在内心的情感上难以接受此种境遇，所以陷入了自我反省，这种纠结的实质是自我弥合，弥合这种幻象-现实。
实际上，蔡的犹豫不决是权威话语的承诺和现实实践的残酷不一致所造成，她无从怪罪话语，只能不停反思戒绝自我，努力实现弥補其一致性，她最终死于这种弥合。
其犹豫不决的完成机制则是基于一种控制和支配原则，“我应当设法支配工作的时间”“我希望比姐弟经济，非但金钱，时间的经济也在内（一）勿被能戕害身体的烦恼占据我的光阴。（二）勿杂食，以致费消化生胃病。（三）厉行冷水浴，勿使伤风分我读书的专心……”④这种支配和控制方式是监禁心灵的具体方式。
三.结论
我认为她们并没有实现自由，仍旧生活在父权体制的阴影，她们要承担社会责任，要努力戒绝自己的情感，可社会对女子的限制并没有减少，虽然鼓励她们走出去，设立女子学校，但女大学生在婚姻，职业和出路十分受限，过去女子有家庭的庇护，民国时期家庭被看作封建的产物而不重要，女子们成为了单薄的个体独自承受社会的严峻，蔡文星在日记里常常为生计发愁“我的资格被限制。一学期要愁饭碗一次，真苦死我也。”她因为辍学只能靠代课教书“心里总说不出的苦，有病在身不得不看医生，又没有钱，觉得总不好意思……想到金钱，不免心烦。”社会鼓励女子自由，却并没有给她们创造合适的条件，反之，给她们增加了所谓新女性应该有的东西如经济责任和感情克制，相比于过去，她们的心灵承受了更大的监禁和苦痛，我们应该对自由和解放的实质有所认识，不同于封建家庭制度，民国时期借由心灵实现了对女性的另一种监禁。
参考文献
[1][法]福柯.性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蔡文星.两个民国女大学生的日记.[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
注 释
①蔡文星.两个民国女大学生的日记.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28.
②蔡文星.两个民国女大学生的日记.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42.
③蔡文星.两个民国女大学生的日记.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21.
④蔡文星.两个民国女大学生的日记.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26.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