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的基石
刘春燕 谭华
摘 要：体操传习所是日本近代最早的体育师资培养和体育研究机构，结合史实及历史社会状况，分析体操传习所设立的历史背景、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在日本近代学校体育创立中的作用。认为其建立与明治时期文明开化、教育改革、近代学校体育发展的需求以及陆军体操研究所的启示有密切关系。在其发展历程中逐渐表现出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反映了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的重要特点。传习所对促进日本传统身体教育的转型、改变儒家教育传统中身体教育的缺失、纠正体育与智育的失衡、确立体育在日本近代教育中的地位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为日本近代学校体育奠定早期、坚实的人才基础，同时在近代学校体育内容体系的形成、学生体质监测的创始、传统体育的整理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 键 词：体育史；学校体育；体操；传习所；明治维新；日本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4）02-0104-05
明治维新是日本由封建社会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开端，由此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踏上了崭新的近代历程，日本近代学校体育也由此起步。体操传习所是日本在明治时期（1868—1912年）设立的体育师资培养和体育传习、研究机构，它为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的创立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权威的体育史专家如今村嘉雄[1]、能势修一[2]、岸野雄三、竹之下休蔵[3]等在其著作中对传习所都有涉及，其中能勢修一的《明治体育史の研究》以体操传习所为主线，因而叙述较其他几部体育史著作更为详细。另有木村吉次[4]、大熊广明[5]、中山桜[6]等人发表的数篇专门研究的文章，但这些成果均为史实描述，极少进行分析，更缺乏结合传习所建立、发展的时代背景进行的讨论及历史反思，而中国学者的专门研究目前仍属空白。因此，笔者在日本学者史实描述的基础上，着重结合当时的历史与社会状况，分析体操传习所设立的历史背景、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在日本近代学校体育创立中的重要作用，以弥补前人研究不足。对传习所进行研究，有助于理解日本近代学校体育初创的过程及其特点，也有助于深刻理解日本现当代学校体育的特点。
1 体操传习所的基本情况
明治5年（1872年）日本政府颁布的《学制》是日本近代学制开端，其中规定小学开设“体术”课，次年即改为“体操课”，以体操为主要教学内容，日本近代学校体育制度就由此发端。为“研究选定适合本国的体育方法，并以此为指导来培养优秀的（体操）教师”[7]，明治11年（1878年）10月文部省决定在东京府开设体操传习所，这是日本体育史上第一次设立专门的体育师资培养机构和体育研究机构，也是在各门课程之中，最早设立的专门的师资培养机构。
体操传习所招生严格，学生毕业后在3年内必须到文部省指定的职位任职。第一批学生的学习内容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体操术，大部分是美国人路易斯创制的“新体操”，日本翻译为“普通体操”、“轻体操”或“少力运动”；第二类是与体育关系密切的解剖学、生理学、健全学等理学学科；第三类是英学、汉字、数学、物理学、化学、图画、透视图法等教养科目，后两类科目只学习其重点内容。每天授课5小时，其中1.5小时是体操术。在课外活动中，开展足球、板球、投环、循环球、棒球、滚轮等西方近代体育项目[7]。美国的李兰多博士①是“体操传习所业绩最为突出的教师”[8]，他是医学专业毕业生，1878年应聘到传习所，他教授的轻体操，一直是明治时代学校体育课的主要内容，②他也由此被誉为日本“学校体育之父”和“学校体操的恩人”[9]。1919年日本天皇授予其4等功勋勋章。
明治18年（1885年）3月，体操传习所附属于东京师范学校，到明治19年，基本上每个府县都有了传习所的毕业生，传习所因完成了最初设定的培养目标而于当年废止，此后体育师资选拔由传习所培养转变为考试审定。
2 体操传习所设立的历史背景
日本学者一方面认为体育与智育相比较而言受到轻视，如木下秀明[10]认为，“（当时）轻视体育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问题……虽然重视以三育思想为基础的体育，但是实际上体育意识还很落后，这是设立体操传习所的原因。”能勢修一[11]谈到“检讨一下明治10年代以学制为基础的教育状况，倾向于智育而忽视身体教育、道德、情操教育的情况的确存在。”今村嘉雄[7]也讲到：“本邦之教育方法，倾向于专门的智育，体育诸术一概闲置，因此不能达到身心两全，使青少年的体力逐渐减弱，也必然会导致国家的衰弱。”另一方面，各地对体操的反对，如岸野雄三[3]讲到：有些小学嫌弃（西方传入的）体操，而采用日本传统的武术来锻炼学生的“气骨”，对于刚“登场”的反映开化主义的体操、保健体育很多地方不理解，所以反对势力很强。但为了发展体育启蒙思想，有必要研究更深层次的原理与方法，在这个转型期中，成立了体操传习所。
对传习所设立的历史背景应综合考虑如下因素：
1）明治时期文明开化的国策、学习欧美的风潮。明治初年，日本政府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3大国策，文明开化就是求知识于世界，在各个领域习学欧美，这对日本的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宗教、教育等均产生了巨大影响。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11国，学习西方先进文明，设立传习所的关键人物——田中不二磨正是在随团考察时接触到美国体操，进而招聘来了李兰多并引进了美国体操。传习所在许多方面都仿效美国，如普通体操是美国当时流行的刘易斯体操，体力检测是仿照美国大学的做法，全宿制、缴费制也与美国1870年代的师范学校很相似，体操传习所丰富的藏书中，把当时欧美体育的代表性作品几乎都囊括在内。可以说，体操传习所是“文明开化”政策在体育领域的产物和具体体现，体现了日本文化“善采异邦”的重要特点。
2）明治时期对教育的重视。教育在日本近现代国家发展中地位极为重要，近代伊始，明治政府便将教育定位为国家的大本大略，视为“皇国前途之根本”[12]，所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教育很快实现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并成为日本社会现代化的强力催化剂和强大动力源。《学制》颁布以后，日本翻译了许多外国教育著作进行近代教育启蒙，而这些几乎都是围绕“知育（即智育）、德育、体育”的三育主义展开论述的，学校体育作为三育之一，随着日本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和认识，也逐渐得到了人们的关注。
3）对教育中智育与体育失衡倾向进行纠正的产物。虽然《学制》颁布后学校体育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得到了制度上的确立，但执行之初，许多地方尚普遍存在重智育而轻体育的状况，在传习所设立前夕，文部省对此已经有所认识，并于明治10年前后，制定了振兴体操的方针，设立传习所、聘请外籍体操教师就是振兴体操的重要途径之一。
4）日本近代体育和学校体育自身发展的需求。西方近代体育传入日本在幕末已然开始，但大规模传入是明治维新开始以后，新体育内容的普及急需相应机构和人才，学校体育的建立与发展也急需师资。《学制》虽将体操列为学校体育课内容，但地方上的反对之声很强，许多地方学校对保健性体操不了解，或不具备场地、师资等开展条件，于是以此前的传统的剑术、柔术来代替。究竟应选用哪种体育方法？这也是日本学校体育初创时期急需解决的一大问题。
5）来自陆军的经验启示。军队和学校是明治初期积极开展体操的两大主要领域，体操最早传入日本就与军队练兵密切相关。明治6年（1873年）陆军采用法国军官艾休曼的建议，设立了户山出张所，集中各镇台的士官和下士官研究体操，次年，陆军又聘请法国军官，并由沼津兵学校的石桥好一翻译法国的《体操书》，这些措施都大大促进了军队的体操教授。陆军设立体操研究机构以及聘请外籍教师的做法，无疑为其后的学校体育领域推广体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3 体操传习所的历史作用
3.1 为近代学校体育内容体系形成发挥首要作用
体操传习所设立之际，日本很多学校的体育课都在“不分男女一律采用剧烈的兵式体操”，李兰多对此极力批评，因此传习所成立前期选用具有保健功效的轻体操并由毕业生向各府县大力传播，成为明治前期学校体育课的主要内容。此后，在日本“军国”色彩日益浓重的背景下，传习所开始调查并教授兵式体操[13]316-317，据调查显示，日本于明治19年（1886年）在小学中引入“列队运动”，在中学以上学校引入兵式体操，兵式体操由此和轻体操一起成为明治中后期体育课的两大主要内容。明治16年（1883年），文部省还曾命传习所调查民族传统的剑术、柔术在教育上的利弊，传习所认为将剑术、柔术纳入学校体育正课不合适。在明治前期文明开化的浪潮中，日本学校体育如同整个日本文化一样，面临传统与西方的碰撞，在学校体育的内容选择上也多次面临论争，体操传习所受命调查选定国家学校体育的主要内容，并通过所培养的师资将体操内容传遍全国，其重要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其调查选定也使日本的学校体育开始与西方学校体育内容逐步接轨，进而确立了近代西方体育形式在日本学校体育中的地位。
3.2 为近代体育、近代学校体育形成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师资是学校体育创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体操传习所是日本设立最早的、专门的体育师范学校，9年间培养毕业生235名[14]，数字似乎不多，但每个府县都有该所的毕业生，并且都是当地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发展的核心人物。他们大多任教于各府县中学和师范院校，少数人在地方教育机关任职，在当地普及轻体操、出版多种多样的体操教科书、为当地中小学教师开办短期体操讲习班，发挥了很大的“辐射作用”，大力促进了各府县近代体育的建立和传播，是日本近代体育、近代学校体育形成之际不可或缺的奠基人物和推动力量。传习所毕业生发挥的作用，如石川县、滋贺县、长野县等都有记载。明治时期，日本迫切追求国家奋起、富国强兵，因而充分认识到了人才与教育的重要性，在体育发展方面，也能抓住最关键的因素——人才培养，最终有力推动了近代体育、近代学校体育的形成与发展。
3.3 开创学生“活力检查”制度影响深远
李兰多到任的第2年即1879年，就仿照美国大学的做法对传习所、东京师范学校、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实施了“活力检查”，检查指标包括身高、指长、上腕围、下腕围、胸围、肺活量、体重以及年龄等，结果上报给文部省。这是日本最早实施的学生体格检查，为当今学生体质监测之肇始，此后，传习所和文部省直辖学校每学期都施行检查并向文部省汇报。在明治维新“文明开化”的浪潮中，日本人已认识到自己的“五尺瘦身”与欧美人“六尺伟躯”之差异，如不改变体力体格，即使学习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科学文化，也不能与列强抗衡。因此，对人民体质的改善甚至“改良人种”都极为重视[15]，不但在社会中大力普及健康知识、积极防控疾病、改变饮食习惯开始食肉，在学校教育中也积极传播生理解剖知识。这些都体现了明治时期日本希望改善国民体质，以求“富国强兵”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的迫切愿望，对学生进行体质监测也是其中一项有力的措施。
3.4 促进日本传统身体教育的重大转型
武士教育是古代日本特有的一种教育类型，它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各类教育中长期居于主流和统治地位，武士道精神的灌输和实战武艺的训练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其中刀剑弓马之术的武艺传授受到格外重视，被置于武士教育的首要地位。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身体教育的主要成分就是武士教育中的武艺训练，这种武艺训练的本质其实是培养武士的一种职业教育，仅仅是以形成实用的格斗技能为目的，是工具性的，而非将其作为培养人、教育人的手段。传习所大力推广体操，使体育的教育作用逐步得到发挥，身体训练逐步成为培养人、教育人的方式。到了明治末期及大正时期，传统武艺也成为学校体育的内容，但其目的已经不是用于培养武士，而是作为培养人的教育手段，使得传统的武艺训练这种身体教育的指向性和作用发生了重大转变。
3.5 确立体育在日本近代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的初创时期，虽然对体育的重要性有一定程度认识，但由于日本儒家教育传统中身体教育的缺失，以及师资缺乏、体育内容存在争议等现实问题都在影响着学校体育的发展，因此传习所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体育思想，进行了体育启蒙，为学校体育培养了骨干人才，并指明了学校体育内容的方向，这些都有利于推动学校体育的发展，因而对改变儒家教育传统中身体教育的缺失、纠正智育与体育的失衡、确立体育在整个日本教育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体育从此成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操传习所对于促进日本传统身体教育的转型、改变儒家教育传统中身体教育的缺失、纠正体育与智育的失衡、确立体育在日本近代教育中的地位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师资培养、学校体育内容体系形成、体力测定等学校体育最重要的几个方面，都掀开了日本近代学校体育史上的第一页，使得学校体育从此走上了规范、健康的发展道路，它对日本近代学校体育有开创奠基之功，堪称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的“摇篮”与“基石”。由于日本体育长期以来是以学校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明治前期，学校体育就是日本近代体育的主体内容，因此体育传习所培养的人才在当时及以后的整个近代体育发展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传习所对整个日本近代体育的重要作用也不容忽视。
4 体操传习所发展的影响因素
在明治维新时期，随着近代化国家建设的推进，日本逐步建立起一个高效集权的中央政府，并且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体操传习所就是在日本近代学校体育制度化之初，由国家教育行政机关建立，具有国家性质的体育研究和师资培养机构，因此在聘用师资、建设场馆、全国分配毕业生等方面，都能够有效借助由于明治维新而建立起的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力量，因而在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的创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教育内容和目的往往受到政治、军事、经济的制约，体操传习所在其9年的发展历程中，对其影响最明显的堪称军事因素或军国主义思想。明治维新之初日本的国家政策是谋求统一和发展，但很快便走上了疯狂侵略扩张之路。日本学者曾指出：“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在近代世界历史上，除日本外找不到第二国。”体操传习所存在的时间是1878—1886年，此时日本的“军国”已初具雏形，日本政要已开始设计一条优先“强兵”的国家发展路线，1874年日本已入侵中国台湾，1875年侵略朝鲜，1879年吞并琉球，日本企图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大陆政策”在19世纪80年代逐渐趋于成熟，并在此后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得以进一步实施。
而军国主义思想对教育领域的影响也在日益加强。传习所成立之初，虽然李兰多极力反对在学校中开展兵式体操，但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李兰多因其主张不适应时局而遭解聘。1879年10月日本政府修改《征兵令》，创设一年志愿兵制度，经陆军考试委员会考试合格的毕业生可以适用于该制度，这就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学习陆军的知识技能。同月，时任中央卫生会会长的森有礼建议“最好将强制体操导入军队式，并推广之”[16]，此后，日本政府将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生的兵役义务部分提前转嫁到学校教育中。体操传习所作为师资培养机构必须与此相适应，也与日本陆军和兵操发生了各种联系，如1880年从陆军省教导团聘请士官1人、下士3人，每周为学生开设3次步兵操练课；1881年借用陆军户山学校射击场，让学生每周1次实弹射击；明治17年6月陆军步兵大尉仓山唯永被任命为“文部省御用掛”并就职于体操传习所，对传习所的步兵操练课程进行调研并为之制定课程表。1885年11月，文部省要求体操传习所从1886年起招收退役或现役陆军步兵下士，培养成兵式及普通体操教师派往学校[13]460-462。
上述史实反映了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教育界和体育界人士虽然能依据体育与教育的自身规律，规定学校体育的内容与方法，但最后又往往不得不服从于国家的军事需要，使学校体育最终成为军国主义服务的工具。这在传习所以后的学校体育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如明治19年，与征兵令的修改相适应，将作为军事预备教育的兵式体操正式引入学校成为必修课。随着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军部实力日益增强，明治末期文部省选定学校体育内容，居然要与军部“合作”，并由军部认可其方案。到了大正时期，日本体操课教师大约半数以上都来自军队，最终竟然到了将陆军现役军官分配到学校任体操教练的地步。“教育与军备共同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的两翼”[17]，体操传习所恰恰证明了军国主义、侵略政策对日本教育与体育的深刻影响。
而日本学者对体操传习所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史实描述，对于军国主义思想对其发展的影响同样也缺乏讨论反思。其原因恰如德国波恩大学教授辜学武[18]所说：“日本是一个没有哲学传统的民族。没有哲学思想，就没有反思精神，没有反思精神，就不可能有一种内在的冲动去反思自己的过去。”德国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记取历史教训”，可以说，由于哲学传统的欠缺，导致了日本学者对传习所的研究成果反思和自省不足，也更谈不上对历史教训的汲取了。
注释：
① 李兰多是笔者依据英文G A Leland进行的音译，日语中用汉字写为“李兰土”，或用假名写为“リーランド”，发音也近似“李兰多”。
② 1886年以前，日本学校体育课的主要内容是李兰多传授的普通体操，即轻体操。1886年，引入兵式体操，直到明治末期，一直以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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