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节目“小叙事”：叙事差异、话语表征与价值取向
赵琳
近年来，数百档网络节目的上线使视听节目生态发生了转变：一方面，网络节目独特的叙事面貌，成为传统电视节目的有益补充，丰富了视听节目的内容；另一方面，从当前的节目格局来说，网络节目的创作水准和社会影响已经与电视节目不相上下，占据半壁江山，对传统电视节目形成了有力的挑战。网络节目已经成为当下网络文艺乃至影视艺术中不可忽视的一股视听力量，从学理的角度对其进行认识和界定实属必要。
一、电视节目与网络节目的叙事差异
宏大叙事与小叙事（或称微小叙述、细小叙事）的命题是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提出的，宏大叙事是某种一贯的主题的叙事，一种完整的、全面的、十全十美的叙事，常常与意识形态和抽象概念联系在一起，与总体性、宏观理论、共识、普遍性、实证（证明合法性）具有部分相同的内涵，而与细节、解构、分析、差异性、多元性、悖谬推理具有相对立的意义。[1]他将叙事看作是一切话语构造的形式、一种文字的组织形式。这里的“叙事”不仅是一种话语策略，同时是一种价值选择。综合考量，宏大叙事强调总体性特征，用一元价值理性讲述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和故事，对主流话语进行传播，使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国内电视媒介长久以来就是宏大叙事的代表，电视媒介的叙事者是专业的传播机构和职业的传播者，以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把关标准，体现国家意志和标准观念。从当前电视媒介的主要传播内容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宏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学等主题是其叙事母题，通过塑造先进典型和英雄人物进行政治号召和道德教育，主旋律和主流价值观念占有核心地位。
而小叙事则是宏大叙事的对立面，强调地方性、偶然性的话语方式，即“局部、小部分、非整体、非统一”的意思，不同于宏大叙事追求具有同一性的目标，“小叙事”往往注重差异化和多元化的叙事，突出体现个体意识和价值观念的表达，带有非理性和非权威的色彩。网络媒介的开放性、隐匿性、自由选择性等传播特性，决定了其成为小叙事的传播载体。网络媒介的叙事者是庞大的网民群体，其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自主的生命个体，这就使千差万别的多元化叙事成为可能，其叙事母题便转变为个体诉求、个人情感、家庭生活、社会交往、娱乐休闲等，与电视媒介形成了差异性的叙事景观。
从当前的媒介格局来看，电视媒介虽然失去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但依然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宏大叙事的生存空间依然存在；小叙事作为宏大叙事的补充或是对抗，其话语空间不断延伸，这既是网络作为一种媒介渠道崛起的结果，也是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所蕴育的可能性。
从叙事转向上来看，“小叙事”从根本上是自由伦理个体叙事对抗群体伦理大叙事的叙事选择。从宏大叙事到小叙事的转变，已经体现在诸多叙事艺术中。文学领域中的叙事转向是媒介话语方式变化的先导者，有学者指出，“小叙事”是我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宏大的历史叙事已经很难在当代小说中出现，小人物、小叙事、小感觉构成了小说的基调，而文学需要进入到人性更隐秘的深处，需要在生活变形和裂开的瞬间抓住存在之真相本质”[2]，文学批评界所期待的“个性化写作”，放弃“史诗化”写作，放弃理性主义中关于小说的界定，相信自己的直觉和生存感受，完成对人的自我精神形象的辨认过程，以“文体创新”和“形式创新”为主导的文学思潮，“从颠覆宏大敘事的规则陈述中，夺回作家自身的判断自由和书写自由，以实现对世界的差异性叙述，就是小叙事的全部美学意义”。[3]在电影艺术中，从第六代导演开始，以至当下的“新力量”导演[4]的创作，无不将他们所独有的成长时代背景和生命体验进行个体化的真诚认知和挖掘，用鲜活的感性经验书写个体情感和心理。第六代导演致力于对人的命运和社会变化的偶然性和荒诞性的怜悯、对个体生命状态的还原，尤其对小人物生命无序的把握；新一代导演以具有个人体温的故事表述和强调个人的情感、梦想、成功、奋斗、自由等，以“小叙事”嵌入“大时代”，突出物质的现代性和情感的浪漫化，个体意识与个体冲动被充分表达出来，两代导演只是在创作风格和商业逻辑上有不同选择。
从媒介属性上来看，网络媒介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是一种技术和渠道，它同时代表着一种社会机制的生成。加拿大学者巴里·威尔曼（Barry Wellman）提出“网络化的个人主义”，描述了在网络时代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变迁。他认为，“个人不再嵌入群体之中，而是处于社会网络之中，每个人都是自己多元社会网络的中心，同时又是他人社会网络的一环”[5]，网络所形成的新型社区代替传统的家族、地域、社区关系范式成为“新型社会操作系统”，传统的群体关系逐渐让位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个体具有更强的自主选择权，个体的独立性成为网络传播时代的突出特征，个人主义的可能性开始显现。虽然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依然拥有很强的社会根基，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个人主义或自我意识通过网络媒介已逐渐显现出来，传统社会关系不能在一朝之间被改变，却已被动摇。以个体为中心的意识从这种动摇的缝隙中渗透出来，网络媒介成为个体意识的土壤，促发了小叙事的生成。
二、小叙事在网络节目中的表征
网络节目以网络媒介为传播载体，具有天生的互联网式逻辑与思维，充分融合了网络媒介的传播特质、文化特质，并在小叙事的文学思潮后，与电影领域、包括部分的电视节目中的“个体化”叙事一脉相承，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小叙事”的叙事策略和叙事方法在网络节目中逐步显现，成为这些节目的共有特征。
（一）身体成为关照主体
在电视的宏大叙事中，身体往往是被忽视和压抑的存在，多是作为承载精神的物质存在来表现，但小叙事强调对人作为个体的关注和挖掘，人的内在觉醒首先体现在对身体进行自觉自愿的关照和审视，并借助媒介手段来展示身体，完成内心的身体欲求。在消费文化和视觉文化的共同推动下，网络节目开始毫不掩饰地对身体进行表现，美妆类、时尚类、健身类节目的大量出现体现出美化身体的诉求。有学者提出“颜值化”[6]已经成为当前表演美学的主流，也正说明了身体在当下影视艺术中的主体地位，这在网络节目中尤其明显。
网络节目中的偶像养成类节目与电视选秀节目在赛制设计、悬念设置、真实纪录等方面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在对身体的展示和对身体的关注上，则有了更为个性化的延展。《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中生产和塑造了群像化的年轻身体，身体也在大众媒介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一方面，在个性化叙事的支配下，节目中生产了各种夸张、异化的身体形象范式，从“外观、外表”上完成对身体的表达；另一方面，无论是唱歌、跳舞、表演才艺的展示，还是节目中的生活化展示，或从“健康、活力”的角度对身体进行表达，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对身体的叙事，这同时满足了受众通过虚拟空间来完成身体刺激和身体享受。
（二）情绪欲望的狂欢广场
个体的释放不仅体现在身体上，还体现在内在情感和欲望的真实、勇敢表达上。“网络传播中欲望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自我和超我的束缚和压抑，使本我得以释放和呈现”[7]，情感情绪的充分表达、欲望的极致宣泄同样建立在小叙事的策略基础上，网络媒介小叙事成了欲望在虚拟世界的“广场狂欢”。2017年横空出世的《中国有嘻哈》，是最具有“网生代”特性的节目，让我们看到了“地下”群体——说唱歌手们带有情绪化和攻击性的情感表达，是真实的本我欲望主张。在电视节目中，情绪宣泄和欲望狂欢也已经显现出来，所不同的是，网络节目中的情感情绪具有更强的边缘性和“小部分”特点。我们能够在《中国有嘻哈》《中国新说唱》《这就是街舞》《热血街舞团》《这就是灌篮》等网络节目中看到所谓地下青年、边缘群体的情感冲动和欲望指向，并且用说唱、街舞、灌篮等青年亚文化形态将欲望和不满进行宣泄式表达，这些情感的表达者及其欲望内容，就像是“宏大历史的剩余物”“负隅顽抗的东西”，构成最真实的审美感觉[8]。这种情绪宣泄事实上是对人与人之间、人与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非理性表达，让人物看起来更为“真实”，将个体之间的差异呈现得更为明显。
（三）多元视角释放多元价值
小叙事还体现在对“一元”的反抗和对“多元、多样”的拥护。正如上文所述，电视媒介和网络媒介由于叙事者的差异，使得电视节目的话语经过统一的把关标准，观点上、价值上相对较为单一，而目前国内网络节目是多种社会力量、创作机构和个体创作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往往体现出较为“多元”的话语方式，这种多元一方面体现在同一节目中出现具有冲突性、对立性、多维度的观点，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一些网络节目中涌现出电视节目中鲜有的观点和价值，使小众化的、边缘化的观点和价值出现在公共话语空间中。“奇葩”系列节目《奇葩说》和《奇葩大会》能够成为最具代表性意义的网络节目，同时，从节目类型的角度来看，“多元”还体现在多种小圈层节目，即垂直化节目的出现，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脱口秀节目《晓松奇谈》、音乐广播节目《听说》等均是不同的个性话语以节目的形式出现在网络空间中，是对“一元”认知甚至“二元”对立的突破。与电视宏大叙事相对应，网络节目具有“非统一、个性化”的特征，并且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宏大媒介话语的霸权。
（四）对理性主义和传统价值的颠覆
宏大叙事往往是主流群体理性思考的结果，而自我意识的解放和个人主体意识的建立，使得超越群体认同的个体主张被释放出来，形成了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小叙事在表达观点时体现为个体认知的纵深发展和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具有了另一种启蒙的可能性。由作家许知远主持的节目《十三邀》，明确将节目主旨界定为“带着偏见看世界”，以一种独特而固执的个人视角与嘉宾进行对话，进而表达自己的反思和批判，而且在节目中使用反结构、反线性叙事的方式，这不仅是对价值观念的颠覆，也是对传统节目制作方式的颠覆。《奇葩说》在多元视角上体现了小叙事的表征，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些视角具有了对传统价值的颠覆意义。
四、网络节目小叙事的两种价值走向
小叙事在网络节目中的四种表征，在不同的节目中会有不同维度和不同深度的表现，使得网络节目逐渐分化，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一是深化了与大众文化、后现代文化相互缠绕的消费文化的当代属性，二是小众的精英文化找寻网络媒介作为生存空间，以尝试精英话语的当代表达，网络节目承载了这两种价值取向，并使之分别延伸和拓展。
首先，如果说电视节目作为大众文化的典型文本，出现了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的倾向，那么网络节目则在电视节目的基础上表现得更加深入，商业逻辑愈加突出，或者说网络节目拓展了消费文化的边界，成为深化消费文化的新文本。电视节目在宏大叙事的影响下，依然以传统价值为导向，新闻类节目、文化类节目虽然具有一定的消费特性，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维护主流话語、宣扬传统文化、坚持严肃风格的，发挥着信息传播和审美教育的功能。但在网络节目中，鲜有此类节目出现，正是消费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在网络空间中作用的结果，身体的消费、情感的宣泄、欲望的表达等小叙事取向成为主流，具有消费价值的内容居于重要地位，消费话题和消费偶像层出不穷，拼贴、戏仿、戏说大行其道，基本上唯有娱乐功能。尤其是一些视频网站与电商平台、商品厂商共同打造的节目，则是完全的“消费类”节目，将商品信息与消费理念、消费场景完整结合起来，实现了最有效的消费传播，是名副其实的“定制式”消费类节目，这些现象都为消费文化、后现代文化在当前社会的表现提供了新的样本。
同样，由于小叙事中的个人意识凸显，单一的宏大叙事开始动摇，多元价值得以释放，个体表达的另外一种可能也逐步显现出来，就是在电视宏大叙事话语统一性、总体性的挤压下，日渐消失的精英话语开始在网络自由空间中找到栖息之地，让旁落于大众媒介的精英话语找到可能的生存空间。这既是网络媒介传播特性发挥作用的结果，也是精英主义重回大众视野的尝试。《圆桌派》作为“四人版”的《锵锵三人行》，是后者消失于电视媒介而在网络媒介中的重现，这一事件本身就证明了网络媒介较之于电视媒介在当下的叙事可能性。包括《十三邀》《一千零一夜》《局部》《和陌生人说话》等在内的小众化精英化节目，并没有建构宏大的叙事话语，而以非常个人化的微观视角来切入，没有过多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而是以其个人主义的价值和逻辑在生长，没有树立起广泛的社会范围内的权威性，仅在分众化的小圈层内具有影响力。这也是由小叙事中的多元价值延伸出来的一个维度，相异于宏大叙事的另外一种取向。
当然，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宏大叙事”与“小叙事”在电视节目和网络节目中的体现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从现实角度看，由于政策规制、媒介互动和创作团队交叉等原因，电视节目和网络节目在叙事策略上也会相互借鉴，也有了反向输出的现象。电视的宏大叙事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制下出现在网络节目中，而网络节目中的个体化小叙事也被电视节目所采纳。因此，网络节目的小叙事特征既是对当下叙事表征的一种总结，也是对未来节目发展走向的一种预设，当网络的媒介特质和运行机制发展更为成熟的时候，这种叙事表现和价值取向则更为清晰和明确。
结语
网络节目经历了十年的“野蛮生长”，区别于传统节目的宏大叙事属性，小叙事属性已经扎根于节目之中，显然这种叙事属性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带来了或利或弊的社会影响。只有当我们认清了网络节目的叙事根基、本质属性，才能更好地在网络节目的发展进程中找准方向，创造良好的节目生产环境，切中时代和社会脉搏，成为影视生态中一道独特的创作景观。
参考文献：
[1][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 M ].车谨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陈晓明.小叙事与剩余的文学性——对当下文学叙事特征的理解[ J ].文艺争鸣，2005（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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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旭光.新时代·新力量·新美学——当下“新力量”导演群体及其“工业美学”建构[ J ]. 当代电影，2018（01）：30-38.
[5]逯义峰，杨伯溆.新媒介即新社区：网络化个人主义理论探析[ J ].新闻界，2016（03）：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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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永亮.网络传播消费主义现象批判[ 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