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底层现实的持续书写与精神反思

    程奇芳

    贾樟桐作为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表现出了极强的创作力。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不论是创作数量还是质量，可以说贾樟桐都是同代导演中的佼佼者。从创作数量来看，从90年代末的《小山回家》《小武》到2000年的第一个十年的《站台》《公共场所》《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东》《无用》《我们的十年》《二十四城记》《河上的爱情》《黑色早餐》，再到第二个十年的《海上传奇》《家的感觉》《天注定》《万象》《山河故人》《营生》等，基本一两年就有新作问世；在创作质量上，以上列举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曾获得国内外各类奖项。可以说，1970年出生的贾樟桐已用足够的实力证明了自己，无论是创作内容还是表达形式，都与前代或更早一代的导演有了本质的区别，他的继承与创新、改革与突破是屈指可数乃至凤毛麟角的。不夸张地说，贾樟柯不仅是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而且还是领军人物。

    纵观贾樟柯的电影作品，虽然在不同的时段，他有意识地进行着自我变革和突破，但始终有一个不变的主题贯穿其作品始终，那就是对底层叙事的着迷以及对社会底层的持续观照。这种底层观照在顺应时代艺术潮流的同时，也表现出他独特的个性和真挚的人文情怀。在对底层持续观照的基础上，贾樟柯表达了对传统的致敬和对现代化的深刻反恩。

    一、民间导演的底层叙事

    无论是电影还是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底层叙事都是主流。底层叙事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有农民、农民工（进城务工者）、城市无业者或下岗工人、老幼病残以及其他特殊群体等。底层的主体意识不强，很难甚至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纵使个别底层人员或群体主体意识逐渐苏醒，但他们找不到合理的出口或媒介表达他们自我的声音。这就需要叙述者的出现，叙述者表面上看是在呈现这些底层人员的现实状态，但更主要的是，他们要通过这种叙事表达自我的声音或主体意识。但是，在艺术界，如何真正的讲好底层故事，代底层发声，为底层立言，又是对叙述者极为重要的考验。很多从事底层叙事的艺术工作者却对底层并不了解或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很难为底层发出真正的声音，再或者不能以恰当的方式为底层发声。贾樟柯则很好地避免了这两方面的问题。—方面他生长在农村，对底层生活有着深切的实践和体验；另一方面他有着极为敏锐的艺术感悟能力，能以镜头语言真正表达底层所想、所思。正因为此，他在国内获得了“民间导演”的称谓。贾樟柯是如何做到为底层发声的呢？一是他在叙事空间选取上，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最有延展性的县城作为叙事空间；二是人物角色的选取上，贾樟柯没有选择可能在演技上更胜一筹的明星演员来担任，而是直接选取普通而又真实的底层人物作为主角；三是在镜头语言的使用和剪辑策略上，贾樟柯善于采用长时间凝视的方式和跟踪式的镜头语言给人印象深刻。

    虽然叙事空间是作为电影表达的外在背景，但是对其的选取无论是对电影主题的表达还是人物塑造、情节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直处于大转型、大变革的现代化过程中，“县城”这一空间成为联通乡村和城市重要的桥梁，成为城乡各类人口以及文化的聚届地。在这里，既可以看到贫困勤劳的乡下人的身影，可以看到忙碌劳作的城市人的背影，也有身份不明确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当然还有游手好閑的无业游民、小偷、卖艺者、妓女等。某种程度上，中国县城的发展变迁史成为折射近年来我国城乡发展的一面镜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视整个中国的大致面貌。贾樟柯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诸多电影作品中，都选取以县城作为叙事背景。具体而言，贾樟柯更多的是以自己的出生地汾阳县作为叙事空间，一方面他曾在这里生存，对这里的人物、环境非常熟悉；另一方面汾阳县确实是众多底层人物的聚集地，为他的底层叙事做好了铺垫。贾樟柯曾说过：“我—直觉得我的故乡山西汾阳有着独特的光线，或许因为地处黄土高原，每天下午都有浓烈的阳光，在没有遮拦的直线下，将山川小城包裹在温暖的颜色中。人在其中，心里也便升起几分诗情画意。这里四季分明，非常适合拍电影。”[1]电影《小武》《站台》《公共场所》《任逍遥》《世界》等都是以汾阳或其他与之相类的中小城市作为空间背景来展开叙事的，是他经验世界中的影像选择。

    在电影人物的塑造上，贾樟柯更可谓是独辟蹊径。他几乎从来没有想依靠人物的名气来增加电影的知名度或票房，而是选择那些更能符合主题表达的底层人物作为塑造对象。如果说在最初进入电影行业的他选择底层小人物作为主角是因为经费等外在原因的驱使，那么在他已发展为知名导演的当下，仍旧坚持这一原则，则就可以看出其电影理念和执着坚守了。正是这种独辟蹊径和执着坚守，才使他成为电影界的“异类”。其实，纵使在最初阶段，贾樟柯就已经有各类电影人物选择的余地。他在电影学院的同学以及在社会上结识的圈内人士等都有着不错的演技，完全可以在人情上帮他出演，而他不用支出费用。但是贾樟柯选择从一而终，遵守艺术的底线和原则。在诸多电影中，贾樟柯甚至不遵循剧本，而是让演员即兴表演，像纪录片一样记录那些底层人物的真实生活状况。“就是凭你的直觉，在现场临时比较随意地去挑选一些演员，在他们还没有完全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一件什么事的时候，就让他们开始表演。严格地说，他们其实不是在表演，而只是按你的要求在照他们的日常经验和习惯模式做一些动作。”[2]值得一提的是，贾樟柯在人物选取中，因为其叙事题材的相似性，在多部电影中选取同一个演员作为主角，这在导演对人物的选取中，也是极为少见的。赵涛在《站台》《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山河故人》，王宏伟在《站台》《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中都曾担任主要角色。

    在镜头语言的使用和剪辑策略上，贾樟柯也是不走寻常路。他对长镜头情有独钟并频繁使用，对人物或场景的长时间凝视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导致观众在观看电影之初，产生一种“混乱…‘粗糙”的感觉，但再一回味，便能领悟他的良苦用心。在《小山回家》中，为了表现小山这一底层人物的无聊、无奈的心境，在总共只有五十几分钟的电影中，贾樟柯仅仅对小山在北京街头行走的过程就用了7分钟之多。他说道：“我愿意直面现实，尽管真是中包含着我们A性深处的弱点甚至龌龊。我愿意静静地凝视，中断我们的只有下一个镜头下一次凝视……我们有力量看下去，因为一一我不回避。”[3]

    二、贴近大地的人文情怀

    贾樟柯怎么样也可以称为是一个“异类”，但他是得到观众认可和尊敬的“异类”。这一“异类”的具体特征，还表现在他始终饱有的深深的人文情怀。这种人文情怀甚至比那些国内鼎鼎大名的导演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毋庸讳言，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在进军电影行业初期，确实拍出了许多颇具人文情怀的电影，但在之后不久，无一例外的走向了商业化，在这里不是说获取商业利益完全不对，因为电影事业的持续运转需要一定成本，但是作为艺人还是要将艺术和人文放在重要的位置，哪怕能将商业和艺术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不失为良策，而不应以经济利益为先导。可贵的是，贾樟柯能够一直保守住对艺术和人文关怀的执念，特别是对底层人物而言，只有像贾樟柯这样真正具有人文关怀的艺人才能走进他们的世界，才能替他们找到发生的出口，才能将他们的诉求表达出来，让社会各界共同关注这一群体。

    贾樟柯人文情怀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从对底层人物的日常生活包括言行举止、心理变迁等的关注做起，从底层人物的点滴生活细节人手，进而管窥他们的现实面貌。在《小武》中，小武那黑粗框眼睛、歪斜着的头、顶着腮帮的舌头、宽大的上衣是20世纪90年代县城千千万万游手好闲的小人物的真实写照，但是这一群体的生活样态很少被人关注；在《站台》中，扮阳县文工团这一群体走入了贾樟柯的视线，写出了1979到1989年这一中国最巨大变化和改革时期，国家命运与自身幸福、政治形势和人性处境的相互牵连；在《三峡好人》中，贾樟桐又把视线转向煤矿工人和留守妇女，镜头始终在一些劳动人民面前来来去去，写出了城市变革对个体命运的强烈冲击；在《天注定》中，更是能够看到中国社会里的诸多身影：跨省作案的周克华、对抗干部贪腐开枪杀人的普通村民、东莞色情服务人员、跳楼自杀的流水线工厂员工、被原配殴打并在贪官逼迫其卖淫后反抗杀人的小三，等等。贾樟柯在不同电影中，对不同群体的底层人物持续性观照，是彰显他人文情怀最有利的佐证。

    三、现代化的精神反思

    贾樟柯用近似平面性、纪录片式的方式关注底层，在颇具人文情怀的基础上，不得不说的是他从精神层面对当下社会的深刻反思。贾樟柯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其童年和青年时代可谓是亲历和见证了中国改革发展的重大变迁。特别是他在乡村和县城的这一生活经历，让他看到在大转型、大变革时期，国家发展对生命个体特别是底层个体命运的牵连。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走着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国近几十年来的进程全世界有目共睹。但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也面临着诸多无法回避的問题。一方面，所谓现代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现代意味着对传统的摒弃，但在对落后传统摒弃的过程中，极容易将那些优良的传统文化一并遗弃，甚至是对中国上下五千年优良传统文化的否定。这一后果造成了现代人精神的失落和根性的荡然无存。另一方面，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当中，中国也无疑催生了诸多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生态的问题，诸如官场腐败问题严重、社会阶级分化明显、教育等资源分配不均、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等等。贾樟柯的诸多电影在对底层人物表达同情的同时，也对当下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批判和反思，特别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造成的对人性的异化的批判，尤为深刻和发人深省。在电影《天注定》中，可以说对以上问题都有所呈现和揭露；在电影《山河故人》中，最初，汾阳姑娘沈涛陷入了与小镇青年张晋生和梁建军的三角恋中，她最终选择了追逐金钱的张晋生，梁建军后来选择离开但因为在煤矿受到粉尘污染得了重病，而张晋生因为自我不断发迹后丢弃了沈涛，带着儿子去了上海和国外，他们的儿子在国外长大后也因为缺失母爱而产生心理疾病。这一切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过于追求现代化发展进程而导致人的异化：感情不如金钱重要；环境污染对人生命造成威胁；母性缺失造成不伦之恋。

    结语

    贾樟柯不遗余力地书写中国底层社会现实，却在国外频频获奖。他真正做到了以人文情怀和批判反思来贴着底层讲故事，他这样一个来自基层的民间导演，利用自我经验世界中的影像选择，开创了华语电影的新纪元。他说：“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生命的喜悦或沉重。”[4]贾樟柯看到了这一时期我们基因里的缺陷，遵从自我内心的良知，相信什么就拍什么，写出了我们一整代人的懦弱和不堪，成为我们这一大时代下阐释中国的电影诗人。难怪画家陈丹青曾说：“贾樟柯，和他们不一样的动物。”①

    ①陈丹青： 《贾樟柯，和他们不一样的动物》，2008年11月23日于北大百年讲堂。

    参考文献：

    [1]贾樟柯.我的电影基因[N].成都商报，2006-08-10.

    [2]林旭东.贾樟柯：一个来自中国基层的民间导演[J].今天，1999 （3）.

    [3][4]贾樟柯.贾想I：贾樟柯电影手记1996-2008[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 15：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