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情报档案工作的方法及启示
张月晨+付小颖
摘 要：土地革命时期，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和大屠杀，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档案工作的开展迫在眉睫。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制定出了极具现实意义的开展情报档案工作的三种方法：职业化和社会化相结合；“打进去”和“拉出来”相结合；挖掘敌方资源为我用。这些方法给党留下来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政治纪律永远是党的生命线；保密纪律和革命气节教育要常抓不懈；群众路线永远是党取得胜利的重要方法和不竭动力。
关键词：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情报档案；启示
大革命失败后，整个中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在国民党特务和密探的大肆搜捕下，中共大量机关遭到破坏，数十万革命同志壮烈牺牲。党中央由此认识到，不开展情报档案工作，党就没有耳目。鉴于此，周恩来亲自为党的情报档案工作制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大革命紧急关头，为保卫党中央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由此形成并传承下来的保密工作精神以及保密工作传统，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并发扬。
1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情报档案工作的工作方法
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之下，我们的同志普遍缺乏保密工作经验及相关工作知识，党组织因此遭到了严重破坏。党中央认识到必须通过开展情报档案工作，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去了解敌人的军事、政治动向。为此，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情报档案工作上使用了以下几种方法：
首先，情报档案工作实现了职业化与社会化相结合。为了使党的组织能够迅速适应秘密工作的环境，1928年春，周恩来提出在情报活动中，应尽量向机关社会化、情报人员职业化的方向发展，以公开身份掩饰秘密工作，并提醒所有的情报人员都要深入群众，注意搞好同社会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左邻右舍和周围群众的关系，广交朋友，避免引起群众的怀疑，给工作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机关社会化就是把党中央等机关伪装成企业、商店、医院等形式，以掩护我党的秘密工作。依据“机关社会化”的要求，为了更好地发挥掩护功能，用作秘密工作的房屋必须充分遵从当地的生活习惯；房间内的布置要与工作人员所伪装的社会身份相一致，贫民阶层的房间不能偏“富丽”，而若是商人則绝对不应该住在草棚子里。另外，机关还应切实体现出其“家庭化”。为了更好地隐蔽，住家夫妇“最好是妇女小孩都有”，才像个家庭样子，女同志也要像家庭主妇那样操持家务，买菜、煮饭等家务活日常都是要做的。
其次，是采用“打进去”和“拉出来”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所谓“打进去”，就是在情报战线利用各种资源打击敌人的要害部门，向国民党的特务、军队、警察、宪兵机关和租界巡捕房等机构秘密渗透我党优秀的情报人员，在逐步获取信任的情况下，积极利用特殊条件，为我党提供机密情报。早在1927年12月31日，中央就在第25号《中央通告》中提及打入敌人内部，开展侦察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通告》指示：“经过党支部决议，得派一二个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察和破坏工作，但必须限于这两种作用才可派遣。”[1]但在是否派人打入敌特机构问题上，中央特委曾产生过不同意见，担心这样会帮了敌人。但周恩来认为，可以大胆地向敌特机关揳钉子，“把它拿过来”。在他的指导下，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人打入国民党高层特务机关，并建立起情报小组，使我党能够随时获悉敌特核心机密。钱壮飞小组取得了巨大成绩，是中央情报科“打进去”的典型，尤其是及时上报了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一事，使蒋介石妄图一举摧毁中共领导机关的阴谋彻底破产。与此同时，我党也对“拉出来”策略十分注重。所谓“拉出来”，就是注重策反工作，设法争取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人员、外国租界巡捕房包探等可以利用的人员，为我党提供宝贵情报。1929年底到1931年4月，特科在敌人侦探机关内建立起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从而打开了深入敌人要害部门，控制上海侦探机关的局面。不仅如此，我党还借助杨登瀛的社会关系营救了被捕的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杨登瀛还曾多次提供内奸情报，使我党免受叛徒奸细的迫害。
最后，利用敌人的资源，为我所用的工作方法。利用敌人的一切现有资源，达到为我所用的方法，是情报档案工作中最好的方法。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陈赓、钱壮飞东北之行。1930年4月，中央特委利用蒋介石想要搞到东北军情报的难得机会，派陈赓同钱壮飞一同前往东北，了解东北方面的情况，同时开展东北的情报档案工作，建立东北的情报机构。于是我党的情报人员以国民党特务机关颁发的护照为掩护，花着国民党的经费，巡视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四处开展情报活动，为党带回了许多重要且机密的情报，更在东北建立起了一套名义上归属国民党，但实际向我党中央特科提供情报的秘密组织。
2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情报档案工作的历史价值
首先，土地革命时期的情报档案工作有效地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曾经数次，情报人员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以及上海租界巡捕房意图破坏我党的行动部署，并赶在敌人出动前通知相关工作人员及时转移，使得敌人扑空。特别是中央特科情报人员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及时通报了中央保卫部门的核心人物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重要情报的行为，使得我党中央避开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基于他们三人在大革命失败后扎根白区为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周恩来盛赞他们是我党情报档案工作的“龙潭三杰”。
其次，土地革命时期的情报档案工作在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央情报科所采取的积极有效的情报档案工作方法，在成立两年内，就成功在公共租界、法租界捕房、淞沪警备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社会局等要害部门安插内应，获取特务机关重要情报资料，这在营救同志、镇压党内叛徒和打击敌特活动等方面，起到了难以估量巨大作用。正如国民党人士所回忆的：特科“及时从中统最机密档案中得到共党叛徒、奸细活动的正确情报，不必费多大气力及时镇压，有时还能事先发现国特行动计划而做到先发制人”。[2]红队在该时期曾完成诸多艰巨任务未曾发生问题，这同情报档案工作的紧密配合是分不开的。
最后，土地革命时期积极的情报搜集工作，有效地配合了红军作战的需要。中央特科情报人员钱壮飞作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可以看到徐恩曾经手的全部机密文件以及内部电报，甚至包括一些绝密电报。钱壮飞在获悉敌人即将“围剿”江西苏区的绝密情报后，立即通报中共中央。由此，当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时，中央苏区的领导人早已掌握敌人进攻的战略方针并做好了反“围剿”的战略准备，从而让工农红军得以以少敌多、以弱胜强，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第二次“围剿”。
3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情报档案工作的启示
首先，政治纪律永远是党的生命线。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政治纪律的重要性，指出“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3]当前，在遵守和维护政治纪律方面，仍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意识不强，某些党员干部口无遮拦，毫无顾忌，对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评头论足，彰显“能耐”。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僅损害了中央权威，更在党内和社会层面造成了极端恶劣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党组织对党员思想、政治以及生活层面的监督检查，选拔干部必须注重政治质量，要教育不断，警钟长鸣，任何违反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的行为，都不能纵容。
其次，保密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应常抓不懈。1928年5月31日，中共中央组织科印发了《秘密工作常识》，要求每个党员积极学习保密工作知识，要使每个党员切实认识到，保守秘密不仅是负责情报档案工作同志的责任，也是每个党员的崇高责任。当前我们身处互联网时代，对外交流不断增多，情报档案的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纷繁复杂，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新形势，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决不能丧失保密意识，更正高科技环境下“无密可保”的错误观念。要切实提升领导干部在新形势下对档案保密工作的认识，把档案保密教育当做经常性的教育任务来抓，提高相关工作人员档案保密工作的自觉性，从根本上减少各种泄密事件的发生。
最后，群众路线永远是我党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方法和不竭动力。融入到群众中去，始终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与群众共同生活，并肩斗争，自觉将群众利益与我党的政治使命相结合，使得党不仅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掩护、支持甚至拥护，也为我党顺利开展情报档案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并同时团结了大批群众。历史证明，这是最有效、最安全的隐蔽方法，也是我党开展情报档案工作一个有效经验，依然值得今天借鉴学习。
参考文献：
[1] 开城.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M].中国友谊出版社，1996：11.
[2] 薛钰.关于中共中央特科若干问题的探讨[J].中共党史研究，1999（3）.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