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受欺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谢履羽?连榕
〔摘要〕采用Olweus儿童欺负问卷、中学生应对方式问卷和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等，对福建南平市延平区和西芹镇两所初中的214名初中生（包括67名留守儿童和147名非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研究了留守儿童遭受欺负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遭受欺负和求助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总体心理健康水平和其他应对方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2）留守儿童受欺负和幻想应对方式能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健康状况，留守儿童在面对日常挫折中采用的幻想应对方式在受关系欺负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发泄应对方式在留守儿童受关系欺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高发泄水平的留守儿童更容易在受关系欺负时，心理健康受到负面影响。
〔关键词〕留守儿童;受欺负;应对方式;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0）03-0009-08
一、引言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被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或一方生活在一起的17 周岁及以下儿童[1]。自2005年以來，尽管留守儿童的数量有所下降，但据推算，2015 年全国留守儿童仍然有6876.6万人[2]。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一直以来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截至2019年5月9日，在中国知网上以“留守儿童”为篇名搜索词，就有 11306 篇论文;关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论文有 669篇，但结论均不一致。为此，有研究采用元分析的方法，对国内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进行整体分析。其中有对使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调查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文献进行的Meta分析，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MHT各因子上均有明显差异[3]。同时，也有对使用SCL-90量表调查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文献进行的元分析，发现留守儿童在9个因子上的平均得分均高于非留守儿童，但总体上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并不严重[4]。可见，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确实需要重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为此污名化、问题化留守儿童，给他们贴上负面形象的标签[5]。有学者认为，即使留守儿童没有所谓的问题，也仍值得研究，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和价值取向去研究农村留守儿童问题[6]。
有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留守儿童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校园欺凌[7]，他们受欺凌的报告率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8]，他们比非留守儿童更容易遭受校园欺凌[9]，直接身体欺负、直接言语欺负和间接欺负都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10]。欺凌，又称欺负（bullying），是指力量相对较强的一方对力量相对弱小或处于劣势的一方进行重复性的攻击[11]。尽管欺凌对受害者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很大，但通过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以减轻欺凌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有研究发现，受害者的积极应对方式可以缓冲受欺凌的负面影响[12]，削弱受欺负与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正向关系[13]。应对方式（coping style）是指个体面临压力时为减轻其负面影响而作出的认知和行为的努力，是个体的稳定因素与情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14]。有研究认为应对方式在压力源和心理功能之间起中介作用[15]，也可以起调节作用[16]。到目前为止，从应对方式的角度减少留守儿童受欺凌及其危害的研究较少。为此，本研究试图从应对方式的角度探索留守儿童遭受欺凌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取样法，从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和西芹镇两所初中共抽取250名初中生为研究对象，得到有效问卷214份，问卷有效率为85.6%。其中留守儿童（满足以下条件：户籍地为本地区，父母均健在且没有离婚，父母之一或双方在外工作超过半年）67人，非留守儿童147人;男生89人（42%），女生125人（58%）;初一51人（24%），初二80人（37%），初三83人（39%）。
（二）研究工具
1.Olweus儿童欺负问卷（初中版）
采用张文新、武建芬[17]修订的Olweus儿童欺负问卷（初中版），选取其中测量受欺负类型的分量表（6个条目），包括受直接身体欺负、受直接言语欺负和受关系欺负三个维度。该问卷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法，0表示“本学期没有发生过”，1表示“只发生过一两次”，2表示“一个月两三次”，3表示“大约一周一次”，4表示“一周好几次”。得分越高，表明学生遭受的欺负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KMO效度值为0.74，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0.01。
2. 中学生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黄希庭、余华[15]等编制的中学生应对方式问卷，问卷共30个条目，包括发泄、幻想、问题解决、求助、忍耐和退避六个维度，各维度的项目数分别为4、3、8、7、3和5。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法，“基本上都采用”计5分，“基本上不采用”计1分，某种应对方式得分越高表示越多地采用该方式。原问卷的重测信度为 0.76，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7。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KMO效度值为0.74，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0.01。
3.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采用王极盛[18]编制的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Mental Health Inventory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MMHI-60），共有60个项目，分为10个维度，分别测量强迫症状、偏执、敌对、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抑郁、焦虑、学习压力、适应不良、情绪不平衡和心理不平衡等。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法，1表示“从无”，5表示“严重”。分数越高，表示其心理健康状况越差。原量表2～2.99分表示该因子存在轻度问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5～0.86之间，分半信度在0.63～0.87之间。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5，KMO效度值为0.74，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0.01。
（三）统计方法
本研究对数据进行处理的软件为SPSS21.0，采用信效度检验、描述性统计、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与处理。使用G-power 3.1和Lakens开发的Excel表格，计算共同统计检验力和效应量。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
数据收集完成后，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即把所有变量放到一个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检验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如果只析出一个因子或某个因子解释力特别大，即可判定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26 个，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18.88%，不超过40%，认为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二）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受欺负和应对方式的特点及与非留守儿童的差异
由表1可知，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平均值为129.91，均分为2.16，为轻度心理健康问题。对常模心理健康均分（1.88）做单样本t检验，发现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均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t=3.62，p<0.01，d=0.44）。受欺负总分平均值为2.93，低于6分，表明受欺负程度并不严重。比较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各个维度上的差异，发现只在偏执维度上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t（212）= 2.488，p= 0.014，ds=0.36，95% CI[0.18，2.89]），其他维度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均值高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受欺负总分超过1（发生过一次）的有48个，占71.6%，表明大部分留守儿童都曾经受过欺负。而非留守儿童，受欺负总分超过1的有74人，占50.34%，表明约一半非留守儿童受过欺负。留守儿童相对于非留守儿童遭受更多欺负，从遭受的三种欺负类型的平均分上看，留守儿童遭受直接言语欺负最多，关系欺负居中，直接的身体欺负最少。尽管受直接身体欺负和受关系欺负差异未达显著，但均值都高于非留守儿童。将应对方式各维度平均得分M除以相应的题目数，得到各因子的得分，留守儿童使用的应对方式次序从高到低分别为：问题解决（3.07）、忍耐（3.00）、求助（2.67）、退避（2.65）、发泄（2.41）和幻想（2.03）。
留守儿童與非留守儿童在受直接言语欺负、受欺负总分和求助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心理健康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即留守儿童相对非留守儿童平时遭受更多的欺负，更多采用求助的方式应对日常烦恼和挫折。
（三）留守儿童的受欺负、心理健康和应对方式的相关和回归分析
采用 皮尔逊相关分析，发现留守儿童的受欺负与心理健康总分呈显著正相关（r=0.59，p<0.01），与问题解决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r=-0.30，p<0.05）;心理健康总分与发泄（r=0.30，p<0.05）、幻想（r=0.43，p<0.05）和求助（r=0.24，p<0.05）呈显著正相关。
为了考察留守儿童受欺负与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采用逐步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留守儿童受欺负和幻想应对方式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健康状况，解释率达44.4%，表明留守儿童受欺负越多，采用幻想的应对方式越多，心理健康水平越差。同时，留守儿童受欺负比幻想更能预测心理健康水平。
（四）非留守儿童的受欺负和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为了解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受欺负与应对方式对其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上的差异，采用逐步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非留守儿童的受欺负、忍耐、幻想和求助均能显著预测心理健康，解释率为29.5%，表明非留守儿童的受欺负、幻想和忍耐能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健康，求助负向预测心理健康，即非留守儿童受欺负越多，采取幻想和忍耐的应对方式越多，求助的应对方式越少，心理健康水平越差。同时，非留守儿童幻想应对方式比受欺负、忍耐和求助更能预测心理健康水平。
（五）留守儿童应对方式在遭受欺负和心理健康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为了探究应对方式在受欺负和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使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软件的 Bootstrap 方法来评估中介（间接）效果，即受欺负通过应对方式影响心理健康的间接效应是否显著异于零，并通过设定重复抽样为 1000 次，计算 95%的置信区间运行中介效应检验。由相关系数矩阵表可知，发泄应对方式与受直接身体欺负和心理健康总分两两相关，幻想应对方式与受关系欺负和心理健康总分两两相关，故分别对它们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在受直接身体欺负对心理健康总分的影响中，发泄应对方式产生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包含 0（CI =[ -0.10，4.70]），表明发泄间接效应不显著。在受关系欺负对心理健康总分的影响中，幻想应对方式产生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CI =[0 .05，5.67]），表明幻想应对方式间接效应显著，即受关系欺负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效应受到幻想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总效应是12.18，间接效应值为1.73 ，置信区间为0.008～5.720，间接效应解释率为0.14，见表5和图1。
（六）留守儿童应对方式在遭受欺负和心理健康间的调节作用检验
为了解各种应对方式在受欺负及其各维度上和心理健康之间的调节作用，把自变量受欺负及其各维度和各种应对方式去中心化，使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软件的 Bootstrap 方法来评估调节效果，通过设定重复抽样为 1000 次，计算 95%的置信区间运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各种应对方式在受欺负总分、受直接身体欺负、受直接言语欺负和心理健康之间的95%置信区间都包含 0，表明调节作用不显著。但在发泄应对方式对受关系欺负和心理健康之间的调节作用分析中发现，置信区间不包括0，调节效应显著，发泄应对方式与受关系欺负的交互项显著（β= 1.97，t=2.81，p3%），具有实质性意义。图2为简单斜率图，由此可知，受关系欺负越多，心理健康问题越多，尤其在高发泄应对方式多时，这种正向预测的作用更为显著。
四、讨论
（一）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受欺负和应对方式的特点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均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表明存在轻度心理健康问题。这一结果和国内一些元分析的结果一致[19]。一方面，说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需要关注，但也不能据此就认定他们为“问题儿童”，给他们贴上负面标签。因为除了在偏执维度上留守儿童的分数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之外，尽管其他维度的均值都高于后者，但两者没有显著差异，这与国内某些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4]。同时，也与某些发表在国外杂志上的元分析结果不同[20]，如留守儿童的抑郁和焦虑等的发生率更高。这些不一致的结果进一步表明，父母迁移不一定导致儿童出现较多的心理问题，是否留守不是关键，关键是留守造成的影响。如留守儿童自身的应对方式不同，心理健康水平则可能不同。也可能与本研究抽取的地区不是贫困的农村地区有关，留守儿童比例较小，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父母可能对孩子较关注，因此，呈现出来的心理健康水平和非留守儿童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偏执维度上，留守儿童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表现为对周围人的信任感、安全感不够，总觉得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或对自己有不恰当的评价，这与父母不在身边陪伴有很大关系。
在受欺负方面，留守儿童遭受欺负的检出比例比非留守儿童高，大部分留守儿童都遭受过欺负，并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这一结果与先前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0]。同时，研究还发现，留守儿童受欺负现象与非留守儿童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受直接言语欺负方面，即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报告显著较多被取笑、被骂、被讽刺的经历。有人认为言语欺负相对于身体欺负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心理伤害却不亚于身体欺负，因此被青少年普遍采用。而关系欺负对个体发展水平、人际操作能力要求更高，可能要进入青年时期才能频繁使用。可见，在初中进行校园欺负预防、咨询和干预的重点对象是留守儿童。
在应对方式方面，留守儿童使用的应对方式次序和其他儿童没有较大差别，这一结果和黄希庭、余华等[15]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留守儿童在面对日常挫折和烦恼时更多寻求人际支持，这可能反映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挫折和烦恼比较多，人际支持的需求比较强烈;父母不在身边，使得他们更懂得人际支持的重要性，更加频繁地通过求助来应对日常的困难。
（二）留守儿童的受欺负、应对方式对其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受欺负、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上，既有共同點，又有区别。共同点是幻想应对方式和受欺负都能预测心理健康水平，证实了应对方式和受欺负是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预测因素。区别之一是留守儿童的受欺负比幻想应对方式更能预测心理健康，而非留守儿童与此相反，幻想比受欺负更能预测心理健康。之所以会有这种区别，可能是两类群体所受欺负的程度不同所致。区别之二是在非留守儿童中，求助和忍耐等应对方式成为影响心理健康的预测因素，而在留守儿童中，它们并没有成为预测因素。
（三）留守儿童应对方式在受欺负对心理健康影响中的作用
留守儿童受关系欺负对其心理健康有正向预测作用，即受到越多的关系欺负，心理健康问题越严重。同时，受关系欺负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也受到幻想应对方式的部分中介作用。即留守儿童受关系欺负会直接影响心理健康，也会通过影响幻想的应对方式间接影响心理健康。受关系欺负对幻想应对方式有正向预测作用，即受到越多的关系欺负，留守儿童使用的幻想应对方式越频繁。关系欺负不同于直接身体和言语欺负，是间接欺负，具有隐秘性，不容易被发现。因难以找到欺负的证据，外界帮助和干预的困难比较大。遭受关系欺负的留守儿童被排挤和孤立，尽管四处求援，却未及时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因此容易产生幻想。幻想的应对方式是指个体采取想象和虚构的方式来摆脱现实的烦恼和困难，如幻想自己能有超能力去克服困难，或幻想一些不现实的事来消除烦恼等[21]。根据心理动力学的观点，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时，便会通过幻想在想象世界中得到满足[15]。留守儿童在面对关系欺负，遭人排挤、孤立时，因父母不在身边，未能及时给予支持，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部分儿童便通过想象自己具有超人的本领，或者想象自己已经解决了难题，让自己暂时脱离现实，使心情得以平复。尽管幻想也有积极的一面，但本研究中的幻想是指不能直面困难和挫折，是消极的、逃避现实的方法。虽然能暂时缓解欺凌引发的不良情绪，使心灵得到短暂的安慰，却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这种代替机制的应对方式不能对欺负者起震慑作用，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地施加欺负行为，导致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受损。为减少欺负及其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还可以通过减少儿童幻想的应对方式来实现。从幻想产生的原因来看，往往是因为未能得到及时的帮助和没有表达的机会。为此，教育者应鼓励儿童多表达自己，提高他们的语言和情绪表达能力。
发泄的应对方式在受关系欺负和心理健康之间起调节作用。对于面对挫折时经常采用发泄应对方式的留守儿童来说，受关系欺负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正向预测作用最为显著;而在采取低发泄应对方式时，两者的预测作用相对较弱。留守儿童在应对日常生活挫折时，若经常采用发泄的方式，在面临关系欺负时，会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本研究中的发泄是指个体把不愉快的经验发泄出来，以减轻挫折感和压抑情绪。例如，采用写日记等方式来消除烦恼，向引起挫折的人发脾气，与之对着干等。这一结果印证了前人的研究，即发泄应对方式与焦虑和抑郁等不良情绪显著相关[15]。也有研究发现，对抗性的应对（如发泄）与痛苦等负面情绪的增强和不满意的适应结果有关[16]。需要注意的是写日记这种发泄方式，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一种比较好的缓解情绪的方法，但在留守儿童群体里，过多使用写日记的方法，反而会加剧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
幻想和发泄，都可以归在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方式维度上[22]。陈树林、郑全全[23]所编制的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中，也把幻想和发泄归属于指向情绪的应对子量表。指向情绪的应对，主要目的是减轻负面情绪，而非注重解决问题。有人研究了留守儿童生活事件和应对方式的关系，发现负性生活事件各因子得分与多数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发泄情绪、幻想否定等因子）呈正相关，即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越多，负性生活事件也越多。尽管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对缓解负性情绪有一定作用，但在留守儿童面临关系欺负时，过多采用此类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是有害的。当留守儿童个体认为压力情境无法改变时，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方式就会占主导地位，这与留守儿童在面对生活挫折时不能得到父母及时支持和帮助的处境有关。应对策略的选择常与压力情境的认知评估有关，因此，后续的研究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即受欺负儿童对欺负行为的认知评价，以及应对欺负行为的效能感，处理日常挫折和矛盾的能力等方面，探究如何减轻受欺负及其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训练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减少受欺负的概率。
本研究使用的心理健康量表是問题量表，分数低并不能代表被试的心理健康水平就高。因此，没有考察出问题解决、求助等积极的应对方式是否有助于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日后可以改用积极特征的心理健康量表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发现了留守儿童个体在遭受欺负时，哪些应对方式是有消极影响的。后续研究可以重点关注哪些应对方式是有益的。本研究中的应对方式，不特别针对受欺负情境，反映的是个体比较普遍的面对挫折的应对风格，日后可以使用更具针对性的问卷或情境。最后，本研究的样本不够大，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结果。
注：本文系2017年阳光学院校级应用型课程教改立项项目（项目编号：2017yyx006）;2017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青年项目（项目编号：FJ2017C035）;2017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项目编号：JAS170738）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通讯作者：谢履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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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1.阳光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福州，350015;2.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福州， 350117）
编辑/于 洪 终校/张 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