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和谐周边环境的战略选择
安林瑞
构建和谐、稳定的周边环境历来是我国国家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一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领域的伟大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有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周边环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直接外部屏障，我国一直致力于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政策，积极发展同他们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尊重各国的社会制度和它们根据自己的国情与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选择，赢得了周边国家的普遍认可和尊重。我国的外交实践充分表明，一个和谐、稳定的周边环境对我国国家战略和小康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当前中国周边环境的基本态势
冷战结束以来，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外交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中国同印尼恢复了外交关系，同越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同印度改善了关系。此外，还与沙持、新加坡、文莱、以色列、韩国及苏联解体后取得独立的各国等23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了同所有周边国家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发展。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的指导下，妥善处理了与越南、俄罗斯等国的部分边界领土争端。中国周边地区形势总体上保持稳定，不存在大规模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可能。但也存在许多变数和威胁，如领土问题、安全问题、经贸问题、历史认识问题等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都会成为我国构建和谐周边环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和谐音符。
第一，我国邻国众多，且在发展程度、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特点。
我国地处东亚中心，疆域辽阔，周边国家多达29个，其中陆上直接接壤的邻国有14个，包括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和越南，陆上边界有2万公里。另外，我国的海上边界有1.8万公里，与韩国、日本、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6国隔海相望。从发展程度上来看，我国的周边国家既有发达国家日本，也有新型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韩国等，还有发展中国家印度等；从社会制度来看，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从文化上来看，儒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等世界上几大主要文明在这个地区都存在。
第二，大国利益纵横交错。
美国利用一些周边热点问题，不断加强对我国周边地区的影响和控制。例如，以朝核危机为借口，长期在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驻军，并在这些国家拥有军事基地。同时，美国还大力发展同南亚国家印度、东南亚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军事合作合作关系，为他们提供军事援助和武器装备，与他们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并支持南海问题国际化。台湾问题也是美国遏制我国的一张王牌，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同台湾保持着特殊关系，向台出售大量的先进武器，企图使台湾维持现状，阻挠我国实现对台湾的统一。日本也不断利用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油气田等问题在我国周边地区制造麻烦。印度同中国的边界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双方在领土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依然存在。
第三，各种地区热点问题仍然没有降温，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日益突出。
冷战结束以后，由于历史、民族、宗教等原因，我国周边地区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三股势力”活跃，加之，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居住在边疆地区，而且有许多是跨国界而居的，极易受到周边地区的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例如，我国国内民族分裂分子“东突独”与三股势力联系密切，给我国边疆安全和稳定构成了巨大压力；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对抗局面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南亚地区印巴两国关系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成为周边地区的又一安全隐患；一些东南亚国家长期占据我国南海大量岛礁，与我国争夺海洋权益，企图使南海问题国际化。
第四，“中国威胁论”难以从一些西方国家的心里意识中消除。
源于对我国快速发展的恐惧和担心，加之对我国国情相对缺乏深入了解，一些西方国家纷纷抛出各种“中国威胁论”，这实际上发达国家遏制我国发展的一种国际化舆论工具，从本质上来讲，是出于抑制我国发展的战略考虑，其主要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随着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持续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日本等地区性大国纷纷感到不安和恐惧；其次，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许多周边国家并不认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们认为中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理念，是在进行文化输出；再次，由于产品结构的相似性，周边地区对中国商品冲击力存在担忧；最后，中国对石油等战略资源依存度的增大，也使周边国家充满对中国的担心。因此，“中国极权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文明威胁论”等纷至沓来。[1]时至今日，这些所谓的威胁论调依然存在。
第五，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多边合作取得较大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我国的周边外交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展示，在外交观念、安全观念上发生了一些革命性变化，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对中国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于是，我们逐渐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国家身份，积极寻求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和地区体系，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各种世界事务中来，并逐渐从多边外交的“参加者”转变为“倡导者”和“主持者”。上海合作组织、东盟與中日韩合作机制、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与中国合作机制、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博鳌亚洲论坛等都为我国多边外交的开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多边外交作为中国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中国逐步树立起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进一步提升了国际影响力。
二、我国的周边战略选择
从以上分析来看，我国构建和谐的周边环境既存在不可或缺的机遇，也有短期内难以快速消除的挑战。周边地区作为联系我国与外部世界的中间地带，既可以成为我国的安全屏障；另一方面，也存在成为外来侵略和威胁通道的可能，并极易成为其他国家压制我国发展的平台和着力点。争取和保持和谐稳定的周边环境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外交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倡导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应在认真分析周边形势和对自身进行正确定位的基础上，采取理性的对策。实践证明，我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周边国家的普遍支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应继续本着这样的方针和政策，与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展开广泛的合作，尤其要重视“软实力”的运用，积极参与周边地区事务的处理，树立中国在周边地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一，继续开展和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实现互利共赢。
当前我国经济对周边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日益增大，我们应充分抓住发展机遇，找准着力点，确保在一些区域和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性力量，以“安邻、富邻”思想为指导，实现与周边国家在经济上的共同繁荣、富裕。促进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往来，进一步深化中日韩的经济合作，积极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全面发展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稳步推进与印、巴经济交往，积极扶助弱小国家，在经济上给予适当援助，争取他们在一些国际事务上的支持，构建经济发展的富裕周边。
第二，在加强双边合作的同时，重视多边合作。
冷战以前，我国同周边国家的交往主要是双边性质的，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的变化，我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多边外交的重要性，因此，在坚持传统的双边外交的基础上，多边外交也逐渐被运用并活跃起来。在我国周边地区，上海合作组织、东盟框架内的多边外交成为典范。今后应继续探讨和完善我国周边外交的领域，构建政治稳定的和平周边。
第三，积极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尊重周边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
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尊重各国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历来是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同周边国家的交往中，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和对话，有利于增强彼此的相互了解，也有利于在周边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努力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舆论来源和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构建多种文明共存的多彩周边。
第四，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
一是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在打击“三股势力”中的作用。处于我国周边的中亚地区是“三股势力”活跃的地区，“三股势力”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跨国性，因此，仅靠一个国家的单打独斗显然是不现实的，很难对它们形成有效的打击。上海合作组织是以我国为主导的、有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参加的区域性合作组织的典范。成立之日，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就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義作了明确定义，提出了合作打击“三股势力”的具体方向、方式及原则，为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此后，上海合作组织在打击“三股势力”的活动中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2011年6月15日，胡锦涛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在会上发表题为《和平发展 世代友好》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阐述关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积极主张，展望上海合作组织的美好前景。二是展开同周边国家在传统安全与经济安全、信息安全、传染病预防、环境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构建社会发展的安全周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