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鉴定战略的实施条件及在中国运用障碍因素分析
陈玉杰
摘 要：加拿大作为实施宏观鉴定战略的“第一人”，其经验被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国家所借鉴，而中国则是处于引进介绍的阶段。本文以加拿大宏观鉴定战略为例，分析得出该战略的成功实施有其现实需要的推动、鉴定理论的铺垫、多方协作的助力和鉴定框架的奠基四个必要条件，并针对宏观鉴定战略的适用性问题，分析其在中国运用的障碍因素，发现中国目前并不适合实施宏观鉴定战略。
关键词：宏观鉴定战略；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障碍
Abstract： Canada is the “first pers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croappraisal strategy， whose experience is learned by Australia， New Zealand， South Africa and other countries. While China just introduces it. This paper， taking Canadian practice as an example， attempts to analyze its experience and make a conclusion that realistic demand， macroappraisal theory， multi-cooperation and macroapprasial framework are essential conditions. After the discussion of the obstacle factors used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China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croappraisal strategy now.
Keywords： Macroappraisal strategy； Canadian macroappraisal theory； Obstacles
1 前言
纵观国外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从“年龄鉴定论”“行政官员决定论”“职能鉴定论”“双重价值论”“利用决定论”到“宏观鉴定论”，档案鉴定理论对档案价值的认识从片面到全面，从狭隘到科学，鉴定标准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到相对抽象，这些特征表明鉴定理论正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产生于20世纪80-90年代的“宏观鉴定论”，包括“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文献战略”“宏观鉴定战略”是在纸质文件激增和电子文件出现的背景下提出的。宏观鉴定论超越了传统鉴定理论中的时间、来源、用户需求等价值标准，转而强调职能鉴定标准，同时将鉴定提升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将档案价值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其中，“宏观鉴定战略”是由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Terry Cook）提出的，他主张档案人员在鉴定前需要了解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和文件的形成过程，通过鉴定来准确反映社会发展与文件形成者及其职能的有机联系[1]。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之下，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在1991年将宏观鉴定战略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本文试图以加拿大为例，分析宏观鉴定战略的实施条件，并且思考中国尚未借鉴和实施该战略的原因。
2 宏观鉴定战略实施条件分析：以加拿大为例
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首先将宏观鉴定战略付诸实践，其具体实施过程主要包括两步，一是全政府鉴定计划，即将所有的政府機构分为四类，以确定机构及子机构鉴定的先后顺序；二是多年处置计划，即由国家档案馆分别与多个政府机构讨论一个计划，并达成一系列的协议，这些计划实质上是一种处置授权，它会详细阐明政府官员鉴定的期限和条件[2]。从宏观鉴定战略的实施效果来看，它较好地解决了加拿大在档案鉴定方面的困难与危机，使加拿大的档案鉴定工作有序进行，并被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国家所借鉴。本文对加拿大的宏观鉴定战略进行分析，总结出以下四个维度作为宏观鉴定战略的实施条件。
2.1 现实需要的推动。宏观鉴定战略的出现有其现实需要，即该战略的形成背景。“二战”后，伴随着现代政府的出现，纸质文件数量迅速增长，传统的鉴定理论无法应对大批量的文件，而加拿大政府部门缺乏对文件的有效处置，造成大量文件堆积，给政府部门带来空间危机。而且，伴随着科技发展，电子文件和其他媒介的文件的出现，也给政府的档案管理工作带来了难题，鉴定实践一片混乱。除了这些文件管理内部因素外，一些外部因素的冲击也致使加拿大不得不对档案鉴定工作进行改革。传统鉴定法的理论核心和实施方法的弊端不断暴露，谢伦伯格的双重价值理论也在实施过程中部分失效，文件中心并没有起到在文件和档案馆之间的中转作用，公众对档案馆的满意程度不断降低。一些由档案鉴定工作引起的政治事件，也极大地披露了档案馆工作的漏洞。比如，加拿大联邦政府在追踪调查秘密居住在加拿大的纳粹罪犯时，由于鉴定标准的弊端，战后个人移民档案缺失，给调查工作带来严重困难，档案馆的鉴定工作受到社会的严厉抨击。在以上背景下，加拿大档案馆急需采取行动来挽救出现的信任危机，因此这些现实情况成为宏观鉴定战略诞生的动力，同时也影响着宏观鉴定理论的具体内容和鉴定思想。
2.2 鉴定理论的铺垫。现实的需要推动着宏观鉴定理论的产生。加拿大的宏观鉴定理论建立在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体上：“自上而下”指的是将社会愿望通过政府机构的逐步分解使其得以执行，而“自下而上”指的是公众与国家的纠正性互动以保证其愿望的正确实施[3]。该理论有三大特色：其一，该理论有着坚实的哲学基础，其归纳起来，包括两点：档案应该反映最广泛的社会和意念高于物质[4]。其二，不同于传统的鉴定理论仅仅记载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它还反映了民众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这些管理活动，是如何受到这些管理活动影响的，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这些管理活动的[5]。其三，虽然称为宏观鉴定理论，但加拿大也并非完全排除微观鉴定。该战略首先按照宏观鉴定方法形成重要文件所在位置的假设，然后利用微观鉴定检验第一步的假设。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能更好地应对实际档案鉴定工作。加拿大的宏观鉴定理论不仅为宏观鉴定战略实践作了良好的理论铺垫，还为战略的实施提出了具体措施和步骤，有学者称之为“理论包” [6]，它为档案价值鉴定提供了赖以在现实中实施的方式、逻辑或者方法论。
2.3 多方协作的助力。一个以整个国家为背景的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各个机构和部门的协调配合。加拿大宏观鉴定战略中的多方合作主要表现在政府部门配合档案人员进行机构职能调查分析，签订一系列协议并执行协议中的约定。具体来说，在实施全政府鉴定计划时，对于政府部门的职能分析是宏观鉴定战略成功的前提和关键因素。而要做到准确恰当的职能分析，需要相关部门和机构的配合，并提供相应材料和资源。其次，战略的具体实施也要多方协作。加拿大宏观鉴定战略的完成的标志是档案馆与联邦政府共同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中注明了全部归档文件的类目和条件。这份协议的达成是建立在三个协议的基础之上，即由部门与档案信息系统的分析人员协作拟定的《文件处置方案》，档案人员在《文件处置方案》，机构概述以及额外的机构——职能——公民三者互动的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档案鉴定报告》，和国家档案人员签署的《文件处置授权》[7]。由此可见，在现实需求的推动下，政府部门积极配合档案馆工作，共同应对信息时代的到来给文档管理与鉴定带来的困难。
2.4 鉴定框架的奠基。鉴定框架是宏观鉴定战略的“骨骼”，框架制定得是否合理决定了战略的成功与否。加拿大的宏观鉴定框架主要是指基于职能分析产生的鉴定框架。在实施全政府鉴定计划时，进行职能分析的四个大类[8]的设置考虑了以下现实因素：①各种复杂程度的机构的职能研究和鉴定所需时间；②与机构复杂程度相关的细节、数字以及鉴定活动的顺序；③机构做这些工作的能力；④部门自身的意愿[9]。当然除了这四大因素外，还要考虑政治、隐私、保管期限等其他现实因素。对于以上因素的考察和衡量需要建立在大量的研究和调查的基础上。这种移交之前的鉴定框架的制定一方面可以加强对文档处置的把控，做到前端控制，从而正确引导鉴定工作；另一方面，可以为各机关减少由于档案馆对机关移交文档的“事后”要求而产生的重复性工作，避免浪费人力和物力，是宏观鉴定战略成功的核心和关键因素。
以上四个维度是加拿大成功将宏观鉴定战略付诸实践的必要条件，它们互相影响，成为加拿大的宏观鉴定战略成功实施的必要条件。迫切的现实需要促使新的档案鉴定理论的产生，各个机构和档案馆混乱的文档管理现状推动着多方合作，共同改革，而新的鉴定理论和多方协作也是鉴定框架制定的基础和助力。现实需要的推动、鉴定理论的铺垫、多方协作的助力和鉴定框架的奠基使加拿大的宏观鉴定战略得以实施，并且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着。其他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纷纷在立足于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加拿大的经验，改革本国档案鉴定工作，而中国却没有盲目地跟随，这在笔者看来，是有其现实因素的阻碍和宏观鉴定战略适用性的问题。
3 宏观鉴定战略在中国运用的障碍因素
加拿大的成功案例证明了宏观鉴定战略具有可操作性，是可行的，但这种可行性也是建立在诸多现实因素的基础之上。而中国尚未借鉴加拿大的宏观鉴定战略，笔者认为是有其运用的现实因素阻碍，并归结为以下四点。
3.1 档案鉴定工作尚未出现过多矛盾。相较于加拿大出现的文档管理工作混乱，档案馆信任危机，迫切需要改革的情况，我国的档案鉴定工作则相对稳定，尚未出现过多激烈的矛盾。我国鉴定工作采用的是三结合的组织形式（即在办公厅领导下，由文书处理部门、业务部门和档案人员共同组成）[10]，属于一种集中式鉴定形式。有众多学者也指出我国鉴定工作出现的困境，例如檔案鉴定工作不受档案部门重视，文件价值的双重性鉴定机制还有待于完善，鉴定标准与保管期限的划分过于抽象、概括，电子文件的出现带来的新情况，鉴定理论研究不足等问题，并且提出相应的措施。这些困境虽然给档案鉴定工作带来了不便，但是我国原有的档案鉴定方法基本能解决鉴定工作的需要。现实当中尚未有激烈的矛盾，推动我国鉴定工作改革的动力也就相对较小。而且，宏观鉴定战略是一种大规模的激烈改革，而我国一般惯于采用温和的、渐进式的改革方式。
3.2 未形成“中国特色”的档案鉴定理论。宏观鉴定战略的成功实施离不开加拿大特色的档案鉴定理论，其宏观鉴定体系指导并具体规划着实践的进行，而中国则尚未形成一套立足于本国国情的档案宏观鉴定理论，不足以指导宏观鉴定战略的实施。具体来说，我国档案界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自身理论研究成果较少，大都重在介绍国外的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相较于国外，我国档案学研究起步较晚，对档案学的重视度较低，虽然有学者在介绍外国档案理论的同时，尝试对其进行“中国化”，但未成体系。并且，我国缺少立足于国情发展而成的鉴定理论，难以指导我国鉴定策略的制定。二是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档案鉴定本身就是一项实战性较强的工作，理论研究人员若是没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广博的知识素养，很难提出合理适用的鉴定方法。而加拿大的宏观鉴定理论不仅有坚实的哲学基础，还有具体的实践策略和方法，为宏观鉴定战略保驾护航。
3.3 体制与思想的限制。加拿大宏观鉴定框架中的类目和条件都是依据各机构的文件保管系统量身定做的，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各机构是否能够真正地配合制定实施？这是一件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事情，过程的展现往往容易暴露出各种行为的弊端。这不仅仅是体制和思想的问题，也是宏观鉴定战略实施的障碍之一。除此之外，实施宏观鉴定战略必然涉及政府信息公开，而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2008年才颁布实施，还处于刚起步阶段，对于具体可以公开哪些内容，以何种方式公开都尚在尝试阶段。而且在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与阻碍。因此，若在中国实施宏观鉴定战略，政府各机构是否愿意配合档案馆的调查研究？能否遵照协议约定，执行框架中的类目与条件？这些都要考虑在预期效果当中。
3.4 鉴定框架制定难度大。宏观方法的真正含义是指从机构之间的联系、机构与社会的联系的角度构建框架；从机构不断变化、不断更迭的视角来构建框架；从社会范畴和历史主义方面来构建框架。在这种框架中，档案人员可以真正地从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来构建“社会记忆”[11]。因此，如何把握框架制定的“度”成为宏观鉴定战略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加拿大的宏观鉴定战略是建立在大量的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真的能够切实地、完整地、联系地概括出这个框架吗？如果调查不够充分，宏观鉴定的优势难以体现；如果过于细致，又会加大调查的成本。而且，现代社会机构变动频繁，宏观鉴定框架的时效性也需要考虑。因此，对于框架“度”的把握和时效性的考量使得宏观鉴定框架的制定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4 结论
宏观鉴定战略是在信息时代应运而生的档案鉴定理论和方法，它虽然也有一定的缺陷，却是档案鉴定理论的一种进步，有利于应对信息时代纸质文件激增，电子文件和其他新型载体文件的管理和鉴定。在分析了加拿大成功实施宏观鉴定战略的必要因素后，发现中国并未有与之对应的条件，缺乏现实需求的推动和“中国特色”的宏观鉴定理论，并且受我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思想的束缚，除此之外，宏观鉴定框架的制定也是宏观鉴定战略实施的障碍之一。虽然中国在借鉴加拿大的宏观鉴定战略上有一定的阻碍，但不可否认宏观鉴定战略的进步性，对于它以后在中国是否适用，还需要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冯慧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77.
[2][4][7]潘未梅.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与应用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6.
[3][5][9]Terry Cook.Macroappraisal in Theory and Practice：Origins，Characteristics，and Implementation in Canada，1950-2000[J].Archival Science，2005（5）：101～161.
[6]潘未梅，桑毓域.试论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J].档案管理，2011（6）：78～82.
[8]Bruce Wilson. Systematic Appraisal of the Records of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J].Archivaria 38（Fall 1994）：141～150.
[10]姚旭.论建立我国档案专业鉴定职能体系[J].档案学研究，1996（S1）：20.
[11]王烁.试述宏观鉴定战略[J].兰台世界，2012（5）：32～33.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来稿日期：2017-0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