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文学向电影的衍化历程探析

    任丽颖

    《白鹿原》是一部由陈忠实先生创作，将近50万字的反映陕西关中渭北黄土地，恢弘时代叙事的史诗级杰作。小说在文学的精致与文本的粗砺表达之间，刻划与描绘的宗法、时代、人性等均在文学文本的抽象之下以一种极具张力的形式在历史时空中迤逦映现出来。同名影片既为文学提供了立体式的时空表达，又为文学提供了互为表里的增益补充，同时，更为文学提供了意象化的无极升华，影片中的文学文本抽象以光影的艺术化形式为观众建构了一种虚拟下的真实与真实下的虚拟。

    一、 从文学到电影：《白鹿原》衍化历程一席谈

    （一）文学造诣解析

    《白鹿原》一书建构了一个充斥着混乱、变迁、激荡的大时代，辛亥革命的改朝换代、北洋军阀的趁火打劫、土地革命的风云变幻、大饥荒与大瘟疫的惨不忍睹、中共领导的抗日与反围剿等宏大历史背景为该书提供了广阔的创作天地。白鹿原一方天地中的故事对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进行了最大限度的还原、演绎、映射；因此，该书既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又具有强烈的超现实性，这种双重表达的深度融合为其带来了一种近乎《百年孤独》式的魔幻色彩。[1]小说的全景式群像叙事更是将成组的角色以略带松散的形式映现了出来，每一个人物都与白鹿原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关联。小说既具有正能量的革命性，又具有固持封建的传统性与历史性，在以封建性为首的围绕男主角白嘉轩的叙事中，陈忠实以其独具的多重倾向性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社会、时代的风云变幻等尽皆抽象于文学文本之中。

    （二）传统民族文化现象电影衍化与建构

    小说《白鹿原》以一种独特的由叙事娓娓道来的时空架构，透过文学文本抽象化的间离式表达，反映了在动荡历史洪流下，普通中国封建地主以及围绕于其周遭的朴素农民们，所无差别承受的一重重的深刻苦难。而其同名影片则一幕幕如身临其境般地映现了时代悲剧下的无辜苍生的命运表达。文学笔触与艺术光影下的时代、历史、人性等，只会被如实书写、描绘、反映，创作者们不会过于直接地给出对与错、是与非、臧与否等的确切答案。例如，影片中象征着革命、真理、正义的白灵的遭际即令人感伤，这种针对命运的戏剧性转折既为影片带来了起伏与跌宕，又带来了一种丰富的表象化与具象化的真实虚拟与虚拟真实的表达，同时，更为影片带来了古希腊悲剧式的一种后现代式的民族文化表达。这种多层次的戏剧性表达与影片中所建构的其他女性表达一样为电影带来了一种巧妙化解空泛表达的燃情爆绪式的视听效果。再比如，田小娥这一角色，相对白灵而言更难透过视听语言，如原著中一般维妙维肖地表达出来，田小娥与白灵的迥异表达为影片带来了一种针对传统文化图景的正能量批判，与针对近现代革命历史悲剧的一种正能量悲悯。

    （三）形形色色的命运迷思

    由文学作品进化而来的《白鹿原》一片，以与原著略同的在场性上帝视角切近表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中渭北典型农村中，围绕着封建地主的泛农民阶层的生存状态以及这些角色所织构起来的整体社会情状。影片中的田小娥虽然具象化为一个过尽千帆的女人，但其反映的却是一个阶段的历史、社会、时代现象。[2]这种以角色能指为时代建构所指的高级视听技法将观众由冷眼旁观看戏，带入到不由自主地融入其中，沉浸其中，移情其中的情境，并由此而令观众深刻体悟到了其中的五味杂陈。电影《白鹿原》以其所建构的库斯图里卡与安哲罗普洛斯视镜下的时间诗意流淌，而将整个原上的人物在或多或少的瑕疵下整体解构为更加复杂的意象。即便是影片中的主角，原著作者试图树立起来的人物白嘉轩，亦以一种艺术化真实下的针对鹿子霖家土地的欺骗与种植鸦片行为，而遭到了彻彻底底的解构式崩塌。至于黑娃与白灵的结局则颇为耐人寻味；诚然，对于革命者而言，这样的命运绝对是不乏滴血的伤口与华丽的坟墓，但是，这种基于虚拟现实情境下的结局显然为革命者的责任、革命、命运均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从这种近乎抽象的意义而言，可能白鹿原上唯一内心深处干干净净的完人就是那个傻子了。

    二、 从电影到时代：《白鹿原》电影改編探析

    （一）典型性的人类社会抽象化悖论时代解构

    《白鹿原》一片由电影向时代进行了一种更加切近、在场、直观的具象化表达。影片中作为具象化的宗祠、家族、书院等充分地表现为农耕文明优越性的象征物，并在雨打风吹之下，被历史、社会、时代等所共同解构最终消弭于无形，尤以由清向民国时期的新旧交替更是尽显这种共同解构下简单、粗暴、血腥的变迁性，这种变迁性的丑陋与卑鄙解构了传统的延传了数千年的农耕社会文明。从微观个体而言，虚伪、无耻、阴毒的白孝文的擢升为县长，与誓死革命、刚烈、执着的白灵被残忍杀害，更近一步地直指这种变迁性将理想、道德、文明等尽皆置诸卑鄙的情境之中。这样张力强烈的抽象化悖论式解构为影片建构起了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深刻隐喻。而至于田小娥的毁于所谓的好人之手，与田福贤的偶一为善反而形成了一种铺天盖地黑暗与幽暗中的一丝光亮的迥异表达，从而由此更进一步地建构起了一种没有正义与邪恶，只有强势与弱势的昏乱式的人类社会的抽象化悖论解构。[3]

    （二）抽象隐喻的虚拟真实与真实虚拟的时代建构

    电影《白鹿原》中的抽象化悖论式解构揭示了从电影到时代表达的本质，从纵向对比而言，《白鹿原》与《红高梁》等影片在抽象化象征性方面有着一种难以言传的共性，此二者均以一种火辣辣的抽象文学文本具象化了一种爆裂式表达的原始生命力。这种原始生命力已成为中国文学在度过了漫长的一个时代表象上的净化，猛然觉醒的一种张力的超临界爆发式释放。这种释放在影片中建构成为了一种文学进化下的影视映像的立体映现表达。电影《白鹿原》中的朱先生，象征着一种民族自觉的根性灵魂，而从进一步的抽象可见，影片为观众建构了一种中国传统社会的虚拟下的真实。例如，白嘉轩与鹿子霖二人分别代表着两个类型的典型的传统士绅形象，白嘉轩属于一种传统大家长式的掌控一切体恤下人的代表；而鹿子霖则属于一种过度纯粹的自私自利，像极了旧社会横行天下的贪官污吏。从这种象征性意义而言，影片又不啻是一种形诸于光影艺术表达的真实下的虚拟，其为后现代社会现实提供了一种时代参照、历史观照、思想映照、现实写照。

    （三）动与静的时代建构

    影片中的虛拟真实与真实虚拟足以穿透历史时空，为任何时代带来基于历史、社会、文化的规训。[4]而这种形而上的规训以及影片中朱先生的民族精神表达，恰恰是一种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法天”的恒常“天道”。这种恒常“天道”的照耀既感化着白鹿原上的万事万物，又普施教化，并为电影建构了一种人性中的痛楚于无声、无形、无感的抽象化的象征性表达。《白鹿原》中的白与鹿的平原俗解，至此终于可以思想正确地引申为一种白与鹿的象征性本质的基于“天道”的还原。白嘉轩这一角色象征着民族传统的“地道”的一脉相承，虽然饱经风霜但依然初心不改，始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保有者、践行者；而鹿子霖这一角色则象征着中华传统中，民族精神批判的反面典型，既市侩又自私、既顽劣又无赖、既阴险又狡诈。不仅如此，白嘉轩这一支脉还可以进一步地向下细分为孝文与孝武两种现实中的成长方向，孝文表现为一种顺从、迷失、堕落，而孝武则表现为一种过度的左倾保守式的因循守旧循规蹈矩，可见，孝文孝武同时亦象征着一种动与静的抽象化表达。

    三、 从电影到人性：《白鹿原》电影进化得失论衡

    （一）电影进化成败探析

    在文学向电影的进化过程中，《白鹿原》最受垢病之处在于将原著50万字文学文本汇聚成了一种人物的光影，而失去了原著中的史诗性。而实际上，这样的改编创制恰恰是撷取了原著中的人性，并由这种人性化表达推动史诗般的剧情，并更好地铺陈、反衬、映射出了原著的史诗性；这样的史诗性进化反而更具宗法、时代、人性深度融合的意象性。人们审视文化与历史，均不可用一种现在的眼光看待过去的人、事、物，而要将历史、社会、文化三者进行同步研究。诚然，影片《白鹿原》以其积极进步意义为电影撑起了一种恢弘的史诗维度，然而，若将其加以深刻剖析，则不难看到，影片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思想局限性。而这种思想局限性使得影片未能从过度遵循原著的，过度固执的抱残守缺的传统与封建制度的倾向性中彻底走出来。影片所刻划的男主角白嘉轩这一角色本身，即有着某种制度固化性的封建卫道士的色彩，事实上，这一人物不仅有着局限性，而且更有着缺陷性与潜在的危险性，尤其是该片透过白嘉轩这一人物表达隐性批评了土地改革制度。[5]然而在客观历史时期，不能不说土地改革是一种符合均贫富理念与人民群众期待的最佳抉择。

    （二）电影进化得失融合

    《白鹿原》中从电影到人性的进化表现为影片带来了史诗与批评交织的表达，“风花雪月寻常事，悲欢离合观世相”，影片中的一体化融合的时代时空、地域风情、社会风物、爱恨情仇等，更与其对封建制度的批评与依依不舍的两相矛盾式的表达共同组成了一种彼此深度融合的史诗光影。影片以抽象化的文学文本为观众代言了一种，于无声处的苦不知为何苦，痛不知为何痛的，群体无意识下的懵懂的生存状态、社会状态、历史状态的定格式表达。在激荡的大历史、大变迁、大转折的大背景下，整个白鹿原的动与静、善与恶、美与丑、新与旧等均在这种寓言的史诗与史诗的寓言的光影氛围笼罩之下，在二者彼此深度融合之下，交织辉映成一种中国传统历史、社会、文化的超经典再现。《白鹿原》中的这种意象，既成为一种时代变迁的转捩点表达，又成为一种社会变革与社会文明的由此实现意象化升华的转捩点表达，并以其光影的映现而在观众的生命历程中加入了一种传统意象下的体验、感悟、移情。

    结语

    直抒时序百年梦，尽道乾坤万里心。《白鹿原》的这句评语可谓是既妥切又贴切，并将这部堪称划时代的文学作品及其向电影进化的本质一语道出。影片一体化囊括了中国传统文明视阈下，人类社会历史文化延展过程中，几乎所有可能的矛盾与冲突，白鹿原上的人与人、人与官、人与地、人与天、人与道、人与自然的一切，尽皆在光影之间一一映现。小而言之，影片以表象化与具象化的镜头，摄取了原上的历史、社会、文明等的一瞬；大而言之，其将千载传统文化历史社会变迁等，尽皆浓缩且精炼于一个时代的短短数十年之间，并对其加以意象化表达与升华。

    参考文献：

    [1]蒋济永.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断裂——《白鹿原》创作方法的突破与价值重估[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31（4）：20-25.

    [2]徐兆寿，杨天豪.电影《白鹿原》的改编问题与“精魂”理想[J].文艺争鸣，2017（2）：167-172.

    [3]韩星，Zhu Yuan.白鹿原、《白鹿原》与儒家文化和关学[J].孔学堂，2016，3（3）：16-26，122-127，27-34.

    [4]黄丹纳.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女性命运——《白鹿原》悲剧意识的三个维度[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07-113.

    [5]马德生.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与建构——重读家族小说《白鹿原》[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0（5）：5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