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政党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启迪
崔萱
[摘要]民国初年，中国经历了短暂的政党政治实践，虽然结果是失败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党政治的存在连同其失败都极有意义——它促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使人们对民主的追求在冲突中得以反思、融合，并成为此后影响中国人制度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民国初年；政党政治；民主共和
一、民初政党政治形成的历史背景
从政党政治是指各政党为实现其政治主张而展开的一切政治活动和斗争，主要表现在政党通过争取成为执政党贯彻其政纲和政策从而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一再加深，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中国的救亡路线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器物层面的“师夷长技”发展到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怀疑、审视和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学习，许多知识分子希冀借“此岸的政治手段追求彼岸的政治理想”[1]，政治救国逐渐演变为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景观。
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企图按照英美的民主模式建立议会、颁布宪法，以巩固资产阶级的革命成果和建立民主制度。1912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人们结社组党、参加政治事务的自由与权利，给政党的兴起提供了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2]，随着章炳麟等组建统一党， 同盟会改组为体制内政党， 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3]。从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到1914国会被袁世凯强令解散的三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短暂的政党政治时代。
二、民初政党制度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积极意义
（一）宣传近代政治思想，促进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
民初政党非常重视舆论宣传，较大的党派都有自己的报刊等言论机关，国民党、进步党等大党还创办了自己的通讯社并各自拥有数十家报刊。利用上述舆论阵地，各党积极进行政治动员，尽管其中还夹杂着激烈的互相攻击的声音，但在宣传共和与民主制度方面，大家较为一致。各政党还通过举办各种演讲会、报告会，让各自的领袖抒发政见，这使得民初的演讲会、报告会一度蔚然成风。各政党形式多样的政治宣传，对于民初各阶层民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和社会民主氛围的形成，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民初政党政治的实践，打破了中国旧式的“臣民心理”政治观念，促进了民主共和观念及近代政治思想的传播，提高了民众的政治觉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二）坚持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原则，奠定了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基础
民初各党派的领导人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均属资产阶级政治或思想家，他们认定实行“政党政治”是维护共和、建立富强独立之国的必然途径[4]，因此，民初政党多以“拥护共和”、“促进共和”为目标，党纲多有雷同，甚至是“平均每28个党共用一种主张”[5]。党纲雷同虽是民初政党的一大缺陷，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表明各政党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共同的政治立场，即试图效法西方的政党政治，通过合法手段掌握或监督国家政权，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愿望。各政党为宣传自己的主张积极奔走，极大的促进了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自此之后，中国社会所争论的问题就不再是政党是否应该存在，而是政党的合适数量和制度模式的问题。
许多有识之士亲历了民初政党政治的演练，对议会民主政党的作用有了深切认识，为在1927年以后形成的国民党一党专政之下民主党派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而民主党派的建立和发展，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尝试及其失败，对后来国民党“一党制”政党制度的崩溃乃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最终确立也有一功。
三、民初政党制度对当代民主政治的启示
（一）坚持群众路线，铸牢群众基础
民初各政党的成员，除了原来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之外，主要是追随这两派的新式知识分子，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依附于旧官僚和政客而存在的，在实际工作中，既游离于其所代表的阶级之外，也极少去关心广大人民群众，是“水上浮萍”式的政党，因此当袁世凯摧残政党、解散国会时，“一般人民群众都站在一边不闻不问”。对一个执政党而言，与群众紧紧相连是“生命工程”，民心向背决定着政党存在的根基是否稳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是群众路线，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战争年代正因为有了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复杂突出的社会矛盾、党自身存在的贪污腐化问题都给密切党群关系带来了重大的挑战，要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拥护，就必须自觉加强与人民群众的鱼水联系。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党只有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
（二）加强多党协商合作，实现民主监督制约
监督和制约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又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保证。民初政党为了权力斗争， 大肆相互诋毁，尽管后来为重塑政党形象，原本处于对抗状态的各主要政党同意成立政见商榷会、政团会等以消弭党争，加强合作[6]，但作为“部分”的政党决定了党争的与生俱来性[7]，各党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 在关键问题上拒不让步，更谈不上合作。当人们看到了政党间为攫取利益不择手段却对国家建设无所作为时，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加快了政党合法性的丧失。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中一个重要的方针就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确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党地位的同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发展和对国家政权实施影响，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主要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这不仅有利于各政党间的协商合作，也有助于执政党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专断行为。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创建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
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传统根源蒂固的国家，其特殊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使得专制权力异常强大而社会自主力量软弱，这种专制传统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发育“先天不足”。这种情况下，实行西方式的两党竞争或多党竞争，必然会造成党派纷争、政局动荡甚至国家分裂。对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尝试的失败，孙中山在痛定思痛后明确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8]几十年后，毛泽东也讲，我们不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因为“议会制，袁世凯、曹现都搞过，已经臭了”。[9]因此，在借鉴外来的民主文明和创建民主制度时，一定要从我国实情出发，以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把中国的事办好。
注释：
[1]朱学勤：《道德理想王国的搜灭》，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9页。
[2]梁琴，钟德涛：《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5页
[3]据台湾学者张玉法统计， 1912年全国有政治性社团 312个。参见张玉法著：《民国初年的政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9）， 1985年， 第35页。
[4]佚名：《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社会论中国政变书》，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8·戊戌变法（2）》，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 605页。
[5]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8·戊戌变法（4）》，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31页。
[6]《政见商榷会成立》， 《民立报》1912年5月28日，第10页；
[7]在政治学研究中，有关政党的分类可谓复杂多样，但最具典型意义的是萨托利的分类模型。在他看来，作为“整体”的政党包括一党制、霸权党制；作为“部分”的政党包括极化多党制、温和多党制、两党制以及主导党体制等。参见G·萨托利著， 王明进译： 《政党与政党体制》，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第 178 页。
[8]《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63页。
[9]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和结论》，《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l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