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观+互动：“档案记忆”研究论析
余厚洪
摘 要：我国“档案记忆”研究主题丰富多样，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大胆开拓创新，不仅从古今、官民、学科、中外等理论层面进行互观阐释，而且與城市、乡村记忆工程等实践层面进行互动拓展，蕴含着关联感、能量感、空间感、诠释感等学术哲思。
关键词：档案记忆；互观；互动；哲思
Abstract： The themes of “archival memory” research in China are rich and diverse， on the research ideas and methods， scholars are bold in pioneering and innovating， which not only have mutual interpretation from ancient and modern， government and folk， different disciplines， China and foreign and other theory levels， but also continuously interact with the city， rural， enterpris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emory engineering at practice level， contain the profound thoughts such as sense of connection， energy， space and annotation.
Keywords：archival memory； mutual interpetation；interaction， profound thought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档案记忆”逐渐成为我国档案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时至今日，“档案记忆”仍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研究主题丰富多样，研究思路和方法更是大胆创新，在多重互观、双向互动中呈现出高歌猛进的研究态势，蕴含着丰富多彩的学理哲思。
1 在多重互观中建构理论体系
1.1 古今互观。在“档案记忆”研究中，“档案”始终被视为历史的一面“镜子”，学者们认定档案记忆与历史之间有天然关联，并常常注意到“老记忆”与“新记忆”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方面，在古今互观中肯定档案记忆的真实。历史，只能通过记忆才能被记录、留存和传续下来，档案记忆，无疑是“对过去现象和过去历史的回忆性知识”[1]，因而档案记忆的还原历史真实的属性受到了广泛关注。的确，已经“固化”的档案记忆，已然将历史“定格”于特定的时空中，这样的历史和记忆，都是无法改写的，也是不可否认的。
另一方面，在古今互观中审视记忆建构的过程。当记忆的“建构性”日益受到追捧之时，档案中保存的“过去”成了重要的记忆资源，累积至今的记忆，无不融汇着过去档案记忆的元素。相比于其他手段和方式，档案成了建构社会记忆的“最佳”选择。与此同时，“在过去（历史）和现在（现实）的交流中”，记忆又得以“重建和传承”[2]。
古今互观，并非简单地解释过去的档案如何记录和反映着历史的发展与变化，而是通过对档案如何记录历史、怎样反映历史的重新理解，来更好地促进当下的研究，以便实现档案记忆参与当下文化的重构。
1.2 官民互观。在以前的档案记忆中，绝大多数属于官方档案记忆，殊不知，民间档案记忆“从另一个层面反映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3]，是档案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民间记忆”之所以被置于主流文化记忆之外，最终成为“社会边缘群体的记忆”[4]，那是由于过去的社会缺乏民主，社会记忆的内容均由政治权力决定所致。当今社会，民主而自由，在记忆方面，可谓进入了“全民写史的时代”，几乎所有社会公民都有可能使用相机、手机、录像机等把社会发生的大事小事、城乡景观、风土人情等拍成“档案记忆”。
当研究者将目光转向民间记忆资源之时，因其记忆主体的多样化和记忆资源的零散化，笔者认为，档案工作者更要有包容的心态和多元的目光，唯其如此，档案记忆资源才能得以大幅增长。
1.3 学科互观。在档案记忆研究中，原本各自独立、互不兼容的元素由于“记忆”这个连接点实现了互相对话。当论述“档案记忆控制”时，会运用到社会学的权力理论等；当分析“档案记忆传承”时，会运用到人类学、历史文化学理论等；当探究“档案记忆展演”时，会运用到传播学理论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档案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是从“档案记忆”研究开始的。
学科互观，使人们可以在记忆理论框架中重新认识和思考档案现象与档案活动，从而让档案学跨越自身学科界限，与其他学科进行有效对话进而实现思想交融。可以说，“档案记忆”研究“推动档案学开放的思维方式”，使档案学“能够始终保持与时代发展同行”[5]。在笔者看来，“档案记忆”研究正是合理引入并适当借鉴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领域的思想智慧和学术资源，才使得“档案记忆”研究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又获得了创造性的跨越式大发展。
1.4 中外互观。我国“档案记忆”研究，并非完全“土生土长”，其理论研究的缘起，受到了西方记忆理论的启发。在研究过程中，对于外来记忆理论既不简单排斥，也不完全照搬，而是恰如其分地进行“重释”与“重构”。
与国外档案记忆研究的互观，主要有三种方式：（1）编译。我国研究者通过编译等形式将国外档案记忆研究成果直接引介给国内档案学界。例如，特里·库克《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弗朗西斯·布劳因《档案工作者、中介与社会记忆的创建》等经编译后刊发于《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等期刊上，文中精彩的论点常被我国学者频繁引用。（2）综述。对国外档案记忆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例如，任红娟分析了国外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将档案馆视为记忆宫殿”“对档案和集体记忆关系的批判性思辨”等四种研究视角[6]，吕颜冰梳理了国外档案记忆研究中“档案与记忆关系”“档案与权力关系”等四方面主题[7]。（3）提炼。对与档案记忆研究密切相关的社会记忆理论成果和思想观点进行了发掘和提炼，例如，丁华东对德国扬·阿斯曼的“文字起源”观、法国雅克·勒高夫的“记忆制度”观、美国保罗·康纳顿的“刻写记忆”观等[8]进行了概括提炼。通过中外互观，可以较全面地了解国外关于档案记忆研究轨迹及重要进展，对我国档案记忆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我国“档案记忆”研究，并非纯粹的观点表达，而是丰富的理论解说。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多层面的“互观”，使其在新视角、新框架中完成了理论建构。
2 在双向互动中拓展实践领地
2.1 城市记忆工程。“城市记忆工程”虽为众多学科和部门所共同关注，但档案学界理所当然地成为该工程研究的主体。学者们对“城市记忆工程”开展情况不停地进行总结和回顾，就城市记忆工程与档案事业发展的关系、对我国档案记忆资源体系的推进、对文化资源的整合、城建档案参与城市记忆建构的作用等进行着探讨。换言之，当“社会记忆”给档案学研究源源不断地注入学术新元素之时，“城市记忆工程”为档案界开展记忆的“传承”与“建构”研究等提供了极好的实践载体。
在“城市记忆工程”中，城市档案资源体系的建设与创新，是学者们津津乐道的问题。“城市记忆”系统由“城市空间要素”“城市景观要素”“社会关系要素”“综合感知要素”等组成，这些记忆元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叠加”[9]。也正因如此，要从城市记忆建设的实际需求出发探讨城市档案资源的价值及其匹配性，在实施“城市记忆工程”中，既重视“有形记忆”，又重视“無形记忆”，并按照一定的原则，采用“城市记忆资源重组”和“主题记忆地图构建”等方法，对档案资源进行“甄别、鉴定与挑选”[10]。
2.2 乡村记忆工程。“乡村记忆工程”是继“城市记忆工程”之后将档案与记忆紧密联系起来的又一亮点工程。乡村作为“记忆场”，有着品类繁多、内涵丰富的记忆资源，是否能留住乡村记忆，需要发挥档案的作用，即“用档案留住乡村记忆”[11]。为此，档案部门在乡村记忆工程推进中不能“缺位”，无论是乡村记忆的存储与建构，还是乡村记忆的保护与传承，都应确立并承担起“责任主体”身份，在乡村记忆工程中努力扮演好建构者、探索者等角色。
我国档案记忆研究在“乡村记忆工程”中有着广阔的运用空间，学者们对乡村记忆资源建设、乡村记忆建构路径、乡村记忆开发利用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析。档案记忆研究延伸至“乡村记忆工程”，可以说是“为我国传统村落档案工作方式与价值分析提供了反思的视角”[12]。
客观地说，我国“档案记忆”研究的关注热点总是与实践发展相对应，从先前的“城市记忆工程”到后来的“乡村记忆工程”均是如此，可谓“同步紧跟”。“档案记忆”研究从理论向实践拓展，体现了档案学界试图以理论研究来推进实践的旨意。笔者认为，当档案记忆理论与档案记忆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理论指导与实践推进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之后，必然可以让“档案记忆”研究在拓展研究领地中不断获得学术新知。
3 在不断创新中蕴含学理哲思
我国“档案记忆”研究在多重“互观”与双向“互动”中进入了更宽、更广的视域，既因“突破现实档案工作的束缚”而拥有了“去发现、建构档案内涵的各种可能性”，又“释放出理论本应具有的巨大的思辨性和自为成长的能力”[13]，其间不乏学理哲思。
3.1 赋予记忆连续的关联感。档案记忆是“当时”选择的产物，学者们习惯从“历史和社会高度上来看待档案”[13]，在客观解读档案记忆的同时赋予其连续的关联感。
档案“既是记忆的守护者，又是记忆的构筑者”，因而“才有了传统的延续、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进步”[14]。档案记忆，在延续、传承记忆的过程中实现了文化的累积，连续不断地反映着历史活动的背景、起因、经过、结果，也许在档案记忆中，人们只是看到部分社会活动的“碎片”，但并不能借此否定它们本是连续生成和积累的。我国“档案记忆”研究，让“过去”“现在”“未来”的记忆有序接替，其思维方式和研究策略，给予了档案记忆以自然圆满的关联感。而这种关联感的生成，源于多重互观阐释的“自圆其说”。
3.2 触发过去记忆的能量感。也许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档案记忆是“蛰伏不动”的，其实，档案是“触发记忆和过去事件回忆的‘试金石”[15]。
当档案中的记忆被获取、被理解、被利用之时，深藏其间的记忆便自然而然地被激活，由先前的潜伏的静止状态转为外显的运动状态，因为在此时，让被给予的档案记忆与生命个体之间有了“互动”的可能，这便极好地说明了档案作为一种记忆的存储媒介，本就积蓄了一定的能量，从而可以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得到释放。
档案触发过去记忆的能量感，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而且大多是“正能量”。为了让档案记忆更好地释放“正能量”，则需要“加强历史档案资源的整理保护和开发利用”“加强流失海外档案的追索或复制”“利用现代传媒”[16]。
3.3 留给当下展演的空间感。档案记忆一旦被激活，即可让“昨日”重现，并使其再次进入当下的现实世界。我国“档案记忆”研究，已为档案记忆在当下的展演提供了分析框架。
“展演”，包含着对档案记忆的“发掘、建构、表达、展示、演示、传播、传承等”，是档案记忆的“复活、重现、扩散行为”和“再生产行为”[17]。基于此，学者们对“档案”“记忆”类电视栏目、档案记忆陈列展览、档案文献纪录片等多种展演方式作了细致而又前卫的探讨，指明了现代传媒环境下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时代特征和开发走向。借助档案记忆在当下的“展演”，无疑为探讨档案记忆建构的内在机制和外在动力提供了更加开阔的学术空间。
3.4 彰显整体观照的诠释感。我国“档案记忆”研究“需要厘清、深化、转化的问题不胜枚举”[18]，因而学者们常将档案记忆置于社会记忆的整体框架下进行理论建构与诠释。
诚如丁华东所言，“将档案置于社会记忆系统中”，才能“让档案记忆研究既能与社会记忆研究接上轨、接得牢，又能立得住、能发展”[19]。在“档案记忆”研究中，除了对档案记忆的属性、关系、功能、建构等进行诠释，也对“记忆什么”“如何记忆”“何以激活”“怎么解读”等一系列新问题进行诠释。综观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不管是档案记忆的形成、归档整理，还是档案记忆的编纂开发、提供利用，都已纳入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中，无论哪一个环节，无不参与着社会记忆的建构，因而，这个连续的、完整的“统一体”，悄然渗透着一种“有组织”的系统化规律。一言以蔽之，我国“档案记忆”研究在观察、分析档案现象时，蕴含着“整体统合”的理念，自然流露出整体观照的诠释感。
4 结语
“档案记忆”研究作为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现象，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析。笔者认为，我国“档案记忆”研究的探索，既有理论层面的多重“互观”，又有实践层面的双向“互动”。通过“多重互观”，建构了档案记忆理论体系，通过“双向互动”，拓展了档案记忆研究思路。
在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不断推进的大潮中，“档案记忆”研究可谓异军突起，研究阵容日渐强大，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其影响亦日趋明显。概而言之，我国“档案记忆”研究所呈现出的学理哲思，不仅使“档案记忆”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思考对象，而且因其兼容并蓄，使档案记忆理论具有了研究范式的科学进步性。可以预测，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档案记忆”研究依然是“前沿”范式，自有其获得人们普遍而持续关注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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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来稿日期：2017-0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