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创新思想及当代价值
冉世民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时代的最强音，不仅指引着中国人民获得了新生，而且使中华民族坚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中，理论与实践创新是贯穿其间的主线，体现于毛泽东思想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贯穿于毛泽东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全过程，铸就了毛泽东思想的创新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我们树立了创新发展的光辉典范。
一、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践创新论述的丰富内涵
1921年7月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作为指导思想，指引前进方向。但这并不是说，适合中国情况、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就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和道路并没有现成的具体答案。从这时起，中国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并试图从理论上阐发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书本上的，也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提出来的。毛泽东以其远见卓识，坚定地站在了对中国革命、建设特殊规律探索的最前列，站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前列。
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共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主义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曾被一些留过洋的人（王明）嘲笑为不懂马列主义的“土包子”。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没有读过多少马列原著，虽然打过一些仗，但只不过是搬用封建主义的《三国演义》或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格言而已。对此，毛泽东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曾经感慨地说：照搬马列书本的教条主义害死人！中央到陕北后，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毛泽东认真研究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1]其目的：一是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二是从哲学文化上探索一种能够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理论。1936年底和1937年夏，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系统总结10年军事斗争经验；科学阐发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路线、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学基础[2]。他一心一意想要告诉人们的基本要旨是：理论与实践创新。
作为中国共产党内最具独立思考品质的领导人，毛泽东深刻把握国情，集中集体智慧，在中共党内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思想，深刻阐述了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问题。
毛泽东创新思想是紧密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展开的。在1930年5月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号召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1938年，毛泽东论述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性。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4]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5]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必须坚持“有的放矢”。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6]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20多年实践经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七大上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有了引领革命航程的伟大旗帜。
建国后，毛泽东又多次阐发理论创新问题，强调要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创造社会主义新理论，以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的著名谈话中指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7]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需要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
毛泽东结合实际深刻阐述了理论创新的科学态度。毛泽东告诫人们要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8]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9]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和理论创新。
毛泽东深刻阐述了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思想方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指出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都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也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10] 毛泽东主张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将人的认识看作一个永恒的发展过程。只要物质运动不停止，人的认识也就没有穷尽，而认识的升华必然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毛泽东把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深刻阐述了培养党员干部创新精神的重要性及原则、方法。毛泽东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11]毛泽东要求全党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运用。为加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主张采取多种方式教育党员干部，使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有组织、有计划的实施轨道。毛泽东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既要和本国的具体国情、实践相结合，又要在学习中创新发展。在对党员干部能力素质的要求上，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毛泽东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12]。指出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处处闪耀创新精神的光芒。
二、毛泽东创新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毛泽东创新思想内涵极为丰富，体现在理论、实践、制度，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内政、外交、国防、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结出了丰硕成果。
（一）理论成果——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其理论成果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看，创新是界定这个概念的最关键的内核。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建国后毛泽东思想继续得以丰富和发展。刘少奇在阐释毛泽东思想时，明确强调毛泽东思想在创新层面上的价值内涵，他强调指出：“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艰巨的事业。”[13]邓小平称赞“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14]刘少奇、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经典阐释经历了历史检验。毛泽东正是因为有着这种创新精神，才使他能够完整地、系统地确立起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建设的思想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新成果极为丰富。概括为：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此为毛泽东思想的基石。主要包括：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和统一战线的政策；关于中国武装斗争的特点和作用；关于党的自身建设；关于中国革命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等。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这一理论颇具探索性和先导性。主要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理论；关于两类矛盾学说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等。三是，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此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包括：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理论；人民战争的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建设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的重要思想，等。四是，政策和策略理论。五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主要包括：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知识分子应当与工农相结合，等。六是，党的建设理论。这一理论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包括：思想上建党原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整风精神；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等，都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道路成果——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建设道路，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胜利
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独立地在中国农村探索新的道路，根据中国革命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道路、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等许多方面，形成新判断，提出新观点。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的战略，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指引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1953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指引下，我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成功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根据中国特点，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与和平赎买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用逐步过渡的形式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使社会生产力继续得到发展，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胜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坚实基础。
（三）制度成果——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实基础
在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深入农村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选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同国民党政权根本对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人民政权，成功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全国抗战爆发后，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通过民主选举，建立起以“三三制”为特点的新型抗日民主政权，发动和武装群众进行抗日斗争，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全面内战爆发后，党领导解放区军民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解放区得到了迅速扩大。党在领导革命战争的同时，在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局部执政，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特别是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为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作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党在全国局部的新民主主义执政实践，获得了治国安邦的宝贵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全面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年多努力，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和各项民主改革，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实现了国内各民族的空前团结，新中国迅速得到巩固。建立起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带有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需要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为此，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提出的和平赎买资产阶级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成功地运用到中国。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通过了以国家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物质基础。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走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逐步过渡的道路。
三、毛泽东创新思想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思想，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史中一株最具魅力、最具活力、最有生命力、最有影响力的思想理论之花。是毛泽东创新精神的完美体现。纵观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毛泽东的理论创新是紧密围绕“发现规律、探索道路、创建理论、指导实践，服务人民”实现的，是与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的，它已凝结成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给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理论与实践创新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结合中国国情
理论创新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任何理论创新，都应当在坚持本国实际的前提下进行。任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不是理论创新，而是标新立异，只会造成思想的混乱，误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开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确道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开创的中国化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实际，指引中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从实际出发，结合中国国情，奠定了党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其科学实现形式的有机统一。其中，社会主义是方向，中国特色是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中，毛泽东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科学实现形式的开拓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只讲社会主义道路，不讲“中国特色”这一科学实现形式，社会主义事业很难取得成功；只讲实现形式，不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和价值观，就会走到邪路上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它是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思想基础。
历史启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是要符合中国实际，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二是要符合中国国情，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决不能拘泥于照本宣科，从本本出发。毛泽东说：“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15]必须在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
（二）理论与实践创新必须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
调查研究，是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脱离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闭门造车，是创造不出新理论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16]毛泽东非常重视创新与实事求是的内在联系，倡导调查研究，以推进创新发展。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而创新精神是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要求。没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谈不上创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成为毛泽东创新精神的具体体现。
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认为“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7]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本质就在于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
（三）理论与实践创新必须联系实际，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毛泽东创新思想始终围绕重大理论与实践展开。在革命问题上如此，在建设问题上亦如此。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毛泽东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道路，将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实现了合作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国际共运史上最为成功的一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转变论。
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方面，科学分析当时的“苏联经验”，指出照搬照抄苏联模式的弊端是使自己“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18]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即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各种经济关系的正确道路。以此为指导，一是提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作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二是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通过四个五年计划，为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工业化基础。三是初步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并作了初步的总结。这是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突破前苏联工业化模式束缚的创新产物，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打下了极其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也正是毛泽东坚持联系实际，解决好每个发展时期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的创新精神，才铸就了改革开放以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2页。
[2]《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13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2页。
[4]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34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20页。
[7]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5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96页。
[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09页。
[10]《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25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33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02页。
[1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319、336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02页。
[1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2页。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20页。
[18]《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