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史”与“和平学”的跨界平衡
采访时间：2020年12月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白爽
问：刘老师，您好！听闻您与英国史研究的缘分很特别。可以先介绍一下您的研学经历吗？
答：我是2001年在南京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师从钱乘旦教授。在此之前，我曾在南京市公安系统工作了13年，当过刑事技术员、侦查员，不分昼夜出现场，办案查线索。这点与很多从校门到校门一直在校园里求学的年轻人不一样。从警十多年让我充分接触社会，锻炼了做事的能力，也培养了我的逻辑思维和判断力，这些为我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帮助。
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南京生活，我被抽调到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成为了一名外事警官。为能更好地应对外事工作，我利用业余时间提升自己，在职攻读了南京大学的世界史硕士学位。在读研的几年里，我开始接触学术，并逐渐对它产生了兴趣。在此期间，导师钱乘旦教授发现了我从事史学研究的潜力，鼓励我继续深造。后来，我毅然丢下公务员的“铁饭碗”，辞职去读钱老师的博士。这在那个年代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意味着我要放弃体制内稳定的仕途和待遇，算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读博时我已经35岁了，是江苏省公安机关第一个考上博士的人。一下子进入到全日制博士生的“读书状态”，我也曾有过一段迷茫期，不知道自己究竟适不适合搞学术。但在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坚持下，我在学术上如鱼得水，证明了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我崇尚自由度较高的工作和生活，大学更适合我。
读博期间的学习经历使我收获最多且最难忘。记得钱老师开设了一门英国史专题的阅读研讨课，每周都会给我们布置一个讨论主题和3～4本参考书目。上课的时候，钱老师总是先让同学们挨个讲，然后他再提问。上课的博士生人数本来就少，谁也不敢“蒙混过关”。这样高强度的阅读训练压力非常大，但一个学期下来，这门课让我感觉最难也最有收获。这是我从事英国史研究的入门课。跟钱老师上的另一门课是博士论文汇报课。课堂上，我们会把读书思考和写作中的困难与感悟向钱老师汇报，以及时得到他的解惑指导。那时南京的冬天很冷，历史系楼的508教室也冷，但钱老师给我们上课，大家常常讨论得意犹未尽，忘记了下课和吃饭。每每回想起，真是一段温暖而特殊的时光。
钱老师在英国史方面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博学，他思考问题的敏锐深刻，学术研究的缜密透彻，史料运用的准确客观，治学态度的精益求精等等，都给我们后来的学术生涯树立了榜样。钱老师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也是我学术上的领路人。在钱老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理想与现实：二战后英国工党公有制思想与政策的演变》。这篇博士论文曾于2004年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也是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获奖的首篇世界史博士论文），还获得了江苏省和南京大学的优秀博士论文。毕业后，我留在南京大学世界史学科任教，从此与英国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问：刘老师，能详细介绍一下您为什么选择了英国工党史研究，以及早期的主要成果吗？
答：《理想与现实——英国工党与公有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是我最早出版的一本专著，其实就是我“原汁原味”的博士论文。它是我进入英国史研究的起点，也奠定了我的学术领域和后来研究的发展方向。我之所以将研究选题定为英国工党史，主要基于以下四点考量：其一，现代政党史研究是世界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英国是西方政党的主要发源地，英国政党史研究又一直是英国史研究的重点。英国工党成立于1900年，诞生于英国工会内部，是英国工人运动的产儿。工党作为英国政治舞台上的后起之秀，有英国政党的传统属性，又有不同的自身特质。自1924年作为少数党执政以来，工党一直是英国的两个主要政党之一，二战后与老牌的保守党平分秋色。工党从小党变为执政党，从“老”工党演化为“新”工党，长期执政并多次沉浮，以此作为研究对象必有学术价值并兼顾现实关怀。
其二，英国工党从最初的工人阶级的选举联盟迅速发展成为英国两大党之一，创造了英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如何去集中探究和呈现工党的历史变迁和执政纲领上的变化呢？我选择工党的公有制作为切入口。它是工党执政的核心纲领之一，也是工党区别于英国其他政党的最显著的特征。1918年，工党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党章，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的党章第四条成为“工党的目标”。在那时英国人的认知中，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思想是不可分割的。二战时，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为首的工党政府上台后便开始兑现对国家主要工业部门进行国有化的承诺，但国有化举措很快显现出弊端。1951年的大选失败后，工党内部围绕公有制问题和党章第四条进行了长期争论。公有制究竟应该控制在多大的范围内？公有制的条款是否已经过时？公有制条款是工党大选的障碍还是取胜“法宝”？这些争论一直持续到1995年工党取消了公有制条款的相关内容。英国史学界认为，工党对党章第四条的修改是工党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从这个角度而言，战后工党的演变就是围绕公有制条款的争论而进行的，这也成为我博士论文的核心论点。
其三，我在研读工党史文献资料后发现，虽然学术界已经普遍认可工党公有制条款的重要性，但仍有区别，大致归纳为三种观点：第一，以丹尼斯·卡瓦纳（Dennis Kavanagh）和彼德·莫里斯（Peter Morris）为代表的观点是，公有制只是二战中联合政府共识的延续，并不是工党的独创，而且从艾德礼政府时期开始，工党和保守党在所有制问题上都是遵循混合经济模式;第二，以都铎·琼斯（Tudor Jones）为代表，即承认工党公有制纲领在工党的发展演变中的影响，但持此类观点的学术成果或是没有突出工党公有制纲领的重要性，或是没有从史学角度剖析不同时期工党在公有制问题上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第三，认为只是在几个特定的时期内，工党在公有制问题上产生过爭论，但并没有对工党的演变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较多，这类成果限于工党在某一特定时段的政治表现，没有挖掘出工党与公有制的互动关系。当时国内学术界还没有对工党的公有制问题进行系统探讨，也没有相关专著问世。
其四，工党作为20世纪英国政坛上的一个主要政党，它的政策对英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没有战后工党围绕公有制条款的一系列改革实践，英国可能不会是现在的英国。所以，公有制条款与二战后工党的演变是紧密相关的。以工党党章第四条公有制条款为主线，叙述二战后工党内部的不同观点和争论，论述其改革实践的原因、问题和困惑，不仅可以加深对英国工党演变的理解认识，即一个政党的理想必须与现实相吻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的一般规律，对我们深入了解英国政党政治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也有参考价值。
该书出版后，获得了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时我还只是讲师，这对于在英国史研究领域初出茅庐的我确实是一个莫大的鼓舞。2008年，我又入选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那时我才在高校工作6年，只是一个副教授，能够获得这个荣誉，体现出学术界对我研究水平和潜力的认可。我还在钱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英国：从称霸世界到回归欧洲》（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的写作任务，出版了我的英国史论文集《英国现代转型与工党重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最近的一部是钱老师主编的《英国通史》（六卷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我是第五卷《光辉岁月——19世纪英国》撰写的负责人。这套书是中国英国史研究的总结性成果，获得了2020年教育部第八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截至目前，我在英国史领域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成果涉及英国工党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确定了我在英国史研究上的学术版图。
问：迄今您已从事工党史研究20余年，在2020年11月，您又成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工党史”（多卷本），成为该项目的首席专家。您能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选题和研究计划吗？
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工党史”（多卷本）成功立项，的确是我由来已久的一项写作计划。在此之前，我已成功申报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2项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学术有专攻，我的世界史科研项目全部是英国史，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英国工党自成立至今，已有120年历史，值得系统总结。但目前国外的英国工党通史主要是单卷本，比如，由英国史学界12位工党史学者合著的《工党的第一个百年》（Duncan Tanner， Pat Thane and Nick Tiratsoo， eds.， Labours First Century， Cambridge， 2000）。该书对工党百年历史发展中的12个方面做了梳理，涵盖政治与社会思想、经济、社会福利、国际关系、宪政、性别、工会、党员、选民、信念和新旧工党等主题。这是迄今最具学术价值的工党史总结性论著。工党史权威学者亨利·佩林（Henry Pelling）与其学生阿拉斯莱尔·J.里德（Alaslair J. Reid）合著的《工党简史》（Henry Pelling & Alaslair J. Reid， A Short History of the Labour Party， Macmillan， 1996）是全面了解工党的必读书，该书简明扼要地叙述了英国工党近百年历史发展过程。著名工党史专家安德鲁·索普（Andrew Thorpe）的《英国工党史》（Andrew Thorpe，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 4 edi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2015），全书采用编年史体例，学术性强，被认为是单卷本工党史中最好的一本，1997年首版后已出4次修订版。此外，还有工党的断代史论集和专题史著作。比如，英国史权威学者肯尼思·O. 摩根（Kenneth O. Morgan）的《工党执政（1945—1951）》（Kenneth O. Morgan， Labour in Power 1945-195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约翰·卡拉汉（John Callaghan）的《工党外交政策史》（John Callaghan，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Foreign Policy：A History， Routledge， 2007），等等。
問题是，单卷本的工党通史虽线索清楚、内容凝练，但不足以全面展现工党百年历史的丰富细节和重要主题;工党的断代史论集中关注了某一特定时段的工党历史，却不能反映其整体发展逻辑;工党专题史著作观点纷呈，却缺乏统一的解释体系。相比之下，国内已有成果主要关注战后工党的政治、外交和社会制度方面，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缺乏对原始资料的搜集利用以及对原创性理论观点的提炼。毫无疑问，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学术团队集体攻关，加强资料搜集、拓宽研究视角，同时整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最终形成能够反映最新的英国史研究水平、表达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的工党史研究成果。
关于“英国工党史”（多卷本）的写作，我的构想是以总论卷奠定全书的观点和基调，集中阐述工党百年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执政与在野的主要情况与特点。之后4卷择选政治、经济、外交、社会4个主题，对工党进行细致分析与精准评断，客观论述和描绘工党自成立以来的历史全貌。工党总论卷的研究突出“面”，工党专题史的研究注重“专”，将5卷合为一部多卷本的英国工党史，做到通史与专题研究的兼顾合一，各卷内容避免重复又有逻辑关联。我本人从事工党史研究20年，期间多次到访英国，搜集了大量的英国史资料，保证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前沿性。这套书力争做到将国外（主要是英国）研究成果精华、档案文献厚重和中国学者视角的高度结合。我希望做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逻辑严密、扎实厚重的多卷本英国工党史，提高中国英国史研究在国际学界的地位，为推进世界史的创新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问：刚才主要介绍了您在英国史上的学术成就，我们知道，您的研究领域中还有一项极具影响力的内容，就是“和平学”。这对部分读者而言，可能还是一个新的领域。能否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和平学，并谈谈您是如何接触到和平学的？
答：和平学（Peace Studies）也可称为和平与冲突研究（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促使人们反思战争和暴力，“和平学”由此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武器的使用和联合国的建立，推动了和平学的创建。和平学通过跨学科的合作，以非暴力手段探究预防、消减和化解冲突的方案，阐释暴力和非暴力的行为，分析冲突的结构机制，创建有助于实现和平的知识和实践体系，寻求创建人类理想生存条件的途径。
我跟和平学的“相遇”要追溯到2001年。当年联合国提出“为世界儿童创建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计划，和平事业也为全世界所关注。那一年，我所任教的南京大学与英国考文垂大学建立合作关系，为和平学引入中国打下基础。南京和考文垂有着相似的创伤记忆，与德国德累斯顿、日本广岛并称为二战期间的世界四大“殉难城市”。考文垂以“和解与宽恕”的方式处理战争创伤，并在考文垂大学设立和平学中心。为此，两所大学共同设计了一个和平学的中英高校合作项目，并且得到了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的资助。在该项目的支持下，在2003年，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进入考文垂大学的和平学中心，系统学习和平学的主干课程，并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
那时考文垂和平学中心只有3名教师：安德鲁·瑞格比（Andrew Rigby）教授、艾伦·亨特（Alan Hunter）教授、卡罗尔·兰克（Carol Rank）博士。他们是我的和平学启蒙老师，一直支持和鼓励我在中国及世界推广和平学。现在的英国考文垂大学和平学中心已更名为：信任、和平与社会关系研究中心（Centre for Trust， Peace and Social Relations），是全英规模最大的和平学研究机构，拥有80多名全职研究人员，6个研究方向，其规模和影响力居于全球领先地位，一直与南京大学保持着学术合作关系。
在考文垂学习和平学的经历触发了我对和平问题乃至人生意义的重新认识。例如，以往我们谈到“和平”，第一反应是“没有战争”;但在和平学中，暴力与和平的内涵都被极大地丰富了。暴力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直接暴力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种暴力形式，包括对人的肉体、精神或言语伤害，以及战争或冲突;结构暴力是指贫穷、疾病、压制和社会歧视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權利和经济利益分配上的不公正现象。与直接暴力相比，结构暴力是一种无形的、看不见的暴力，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被消除。文化暴力被认为是其他暴力形式的源泉，它肯定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的合理性，存在于宗教、法律、意识形态、语言、艺术、经验性科学中，并通过学校和媒体进行传送，产生了社会中的憎恨、恐惧和猜疑。
在此基础上，消极和平的实现主要是战争和暴力的不在场，并希望通过谈判和调解，而不是武力手段来解决争端。特别是我知道了有关积极和平的概念，即和平不只是战争的不在场，和平的获得意味着消除了饥饿、暴力、践踏人权、难民问题、全球环境污染等对和平的威胁，它意味着创建了一种社会环境，人们可以在其中富裕的生活和体面的生存。如何去实现积极和平？和平学强调要使用非暴力手段，通过冲突转化实现冲突化解的目标。正如，和平大树是藏在和平种子里的，我们需要在思想和行动中种下和平的种子，而不是让暴力生根发芽。和平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和平需要通过滋养和培育，然后才能成为现实。这也是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教授（John Galtung）所提出的观点，即“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Peace By Peaceful Means）。
问：是什么推动您将和平学引入中国的？期间遇到过哪些困难？在平时的工作接触中，我注意到您注重效率、精力旺盛、紧抓重点的特点。作为一名世界史学者，您又是如何做好“工党史”与“和平学”间的跨界平衡的呢？
答：通过在考文垂大学和平学专业的学习，我初步了解到和平的基本内涵和方法论，但心里也存在许多疑问。作为一名世界史学者，我知道人类漫长的历史总与战争和暴力相伴。19世纪80—90年代，德国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t）认为，我们所知的每个国家都是战争打造的。人们总是试图通过暴力来实现和平和发展，但事实反复证明人类不仅没有实现真正持久的和平，而且战争还在不断滋长和升级。所以我也在思考：非暴力解决冲突的方式真能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方式，并能促进人类真正与持久的和平吗？积极和平真的能够实现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平思想能够丰富与拓展和平学的理论内涵和实践途径吗？由此，我对和平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随着后来多次参加培训学习、国内外各种会议，以及自己在和平方面的实践，我对和平学的认识与理解逐步丰富起来。我发现有那么多国外学者在从事和平研究，还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在从事和平领域的工作。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与合作，他们对和平的信念和行动感染了我，我在中国推广和平学的决心也日趋坚定。
我决定将和平学带到中国，最初的想法比较朴实。我想到我是一名大学老师，除了教书育人，还应关心人类生存和社会公正，更要有对世界进步的责任和担当。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强国。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历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和平理念，中国外交一直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都彰显出中国和平友好的姿态。不仅如此，中国的实力和地位也决定了我们必将成为世界和平的倡导者和捍卫者。因此，在中国大力发展和平学，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意义非凡。
但对我而言，开辟和平学这个“第二战场”并不容易。我的专业是英国史，对和平学的这份坚守，让我在工作中既要保持对英国史专业的付出，又要将一半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和平学的研究、教学和推广上。十几年前，作为刚入职南大的一名并不“年轻”的新人教师，要备课、搞科研，有评聘职称的压力。学界的一些师长对我在和平学上的付出也有善意的劝导，希望我全心全意从事已有很好基础的英国史研究。经过慎重考虑，我最终选择了一条兼顾英国史与和平学的职业道路，尽可能做到专业学术与社会责任的平衡。
和平学经常要筹办各类活动，尤其在国际会议的准备阶段。受时差的影响，我需要凌晨和外国学者在线商讨会议细节，忙碌起来不眠不休，但也没有因为繁杂的和平学工作而影响到我所喜爱的教学工作。虽然有时身体上会有些疲惫，但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快乐的，也很值得。我坚信，在中国普及和平学必将被历史证明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伟大事业。我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把和平学在中国推广开来，让和平学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学科，让每个青少年都有机会学习和平学。我知道实现这个目标困难重重，但功成不必在我。我常常跟学生说，我们要做和平时代的勇士。有时候，勇气不是有坚持的力量，而是没有力量却依然坚持！
可是，要把和平当成一种事业并不容易。和平学不在教育部确定的学科体系中，在早期推广阶段需要多方寻求资金支持，包括出版和平学著作、依靠支持和平的基金会举办和平学会议、与国外和平机构联合举办和平学暑期培训班等。幸运的是，有一大批国际和平学同行和国内爱好和平的“伙伴们”，他们长期为我的和平学工作提供帮助和支持，且不计回报。外国同事支持我的重要原因是，他们信任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体制内的中国人，又研究世界史、了解世界，而且办事效率高、计划好的工作总能想办法兑现。比如，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主动联系我，持续资助我的和平学研究。因为我每年的项目成果都大大超出他们的预期，他们连续5年给我资助，这种情况在国外基金里是很少见的。令人欣慰的是，近20年来，随着中国和平学的发展，国内也越来越认识到和平学的重要性，一些大学、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也开始接纳和平学，一些政府官员还成了和平学的志愿者。2019年，南京市委宣传部与南京大学签订了5年合作协议，全力支持南京的和平学发展。中宣部也拨款支持南京大学建立中外和平学联合研究中心。政府的重视和推动是中国和平学的一个优势特色，也为中国和平学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问：2017年，您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的主持人。您在国内率先提出：“历史必须牢记，创建和平是对创伤历史最好的记忆与修复。”之后，南京申报成为中国第一个“国际和平城市”。您能不能介绍一下相关的过程和意义？以及您近期的和平学工作和计划？
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UNESCO Chairs Programme）设立于1992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推动大学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间进行经验与知识交流、促进能力建设的主要途径。我在2017年有幸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的主持人（Chairholder）。这是中国唯一的和平学教席，对中国和平学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在拥有和平学教席之后，我们在资源、人才和平台等方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了更紧密的合作。比如，我们组织的一些活动可以邀请联合国专门机构和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参加，并在对外宣传中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和平学教席制作的官方LOGO。依托和平学教席，深化与联合国各级组织之间的合作，南京和平活动的影响力和效果就可以扩大至世界。另一方面，这也代表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多年来中国和平学工作的肯定和对未来发展的期许。我曾对我的学生说过，在中国做英国史的有很多专家学者，但努力做和平学的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如果我不去坚持，和平学在中国的发展可能就要暂停。我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十几年来，中国和平学在和平研究、和平教育与和平活动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中国的第一本和平学译著出版于2003年，书名是《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After the Violence），作者是考文垂大学的安德鲁·瑞格比教授，这是我翻译的第一本和平学专著。2006年，我把在南京大学和平学课程的讲稿补充完善，出版了第一本中国的和平学高校课本——《和平学》（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2009年，我主编了中国第一套面向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的和平教育读本《和平成长丛书》（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包括《爱与和平》《认知与和平》和《责任与和平》。这套书图文并茂、浅显易懂、观点新颖，在2010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之后，我又与朱成山教授联合主编《和平学译丛》（南京出版社，2015年版），向国内推介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的和平学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涉及人类安全、全球环境变化、水安全、和平學研究新范式等多个主题。
值得强调的是，2015年9月，我与德国费希塔大学的埃贡·施皮格尔教授（Egon Spiegel）合作出版了《全球化世界的和平建设——图解和平学（汉英对照）》（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我与埃贡因“和平学”相识并成为挚友。在我们相识的10年中，他访问中国20次，和我在中国各地宣讲和平学。他为中国和平学事业做出了巨大且无私的贡献。为了更好地呈现写作内容，我和埃贡教授每年都要在中国或德国碰面，集中创作和商讨这本书的各个细节。约翰·加尔通教授在本书序中写道：“这是一本非同寻常的全球和平学的著作！这本书本身就是在全球化世界里建立和平，它使用了世界上两种主要语言写作，合作作者也跨越了中西差距。本书不仅传递了一种信息，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信息，而且非常强烈。书中含有丰富的思想。这本书给所有人一件最好的礼物：‘乐观主义。”
十几年来，我们还持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和平活动，包括举办了6次和平学国际会议、4届中日和平对话会，出版了30多本和平学著作，与国际知名大学或非政府组织合办了6次和平教育暑期班，在中国诸多大学、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举办和平学讲座，并在国际各类和平会议及诸多高校介绍中国和平学的发展情况。我们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和平学网站、第一个和平学微信公众号，与国际主要和平学研究机构建立学术联系。我还当选国际最高级别的和平学学术机构“国际和平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的理事，以及“国际和平城市协会”（International Cities of Peace）的理事，都是唯一的中國代表。这些年，我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的和平学论文超过40篇，并多次在各类国际和平大会上做大会发言，传播中国的和平理念。记得在一次亚太和平研究协会年会上，一位美国教授对我说：“之前我对中国的了解都是通过美国的新闻媒体，在他们的信息中，中国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今天我听到了你的和平讲演，中国政府还支持你。刘教授，你彻底改变了我对中国的看法。”当然，和平学的推广工作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所大学所能做到的，我努力与中国不同地区的大学合作，比如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地区）、哈尔滨师范大学（东北地区）、湖南科技大学和怀化大学（中南地区）、暨南大学（华南地区）等高校召开和平学国际研讨会及和平学讲座，帮助其他高校的青年教师开展和平学课程。
2017年，南京成功入选“国际和平城市”，也是中国和平学发展的一件大事。南京是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1937年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这也是南京最深刻的创伤记忆。我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我的父亲经历过南京大屠杀。保存好这段历史记忆，这是所有遭受战争破坏的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和平学作为一门注重实践的学科，理应服务于南京的和平城市建设。伤痛的历史不容忘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可当人们陷入恐惧与怨恨之中，仇恨与暴力就会在一代代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最终带来更多的暴力。殉难城市是自己揭开疮疤，你向别人诉说痛苦;和平城市则是积极创建和平，别人主动询问你的伤痛。和平学主张通过对话促进“共同记忆”的生成，超越刻板的政治记忆，探寻记忆本身的时代变化和建构逻辑。只有把国家记忆变成世界共同记忆的时候，创伤的历史才会与和平相连，不同国家甚至敌对的国家之间才会实现和解。和平学所具有的穿透力，让我们不必反复揭开那血淋淋的历史伤痕，别人也能够感同身受。我一再强调，“苦难的历史不可回避，创建和平是牢记创伤历史的最好方式”。这一理念得到了江苏省政府和南京市政府的认同。在我的建议下，南京大学和平学研究所与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联名向“国际和平城市协会”提交申请。2017年9月4日，该协会向全球公告：南京成为第169座国际和平城市，这是中国首个加入该组织的城市。自此，南京和平城市建设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2020年全球遭遇罕见的新冠疫情，和平学教席在中国和平学方面仍然做了很多工作，其中一些是通过线上方式完成的。在疫情暴发初期，和平学教席就与国际和平城市协会通力协作，帮助了33个非洲和平城市的社区并肩抗疫。国际和平城市协会会长弗雷德·阿蒙特先生（Fred Arment）专门录制视频向南京人民的对非援助表示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也来函对教席发起的抗疫行动表示赞赏。这次活动得到了国内外多家新闻媒体的报道，为南京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2020年，和平学教席参与举办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江苏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和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0南京和平论坛”和“南京青年论坛”，与各国国际组织代表、各领域专家和优秀的青年代表，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交流和平理念，探讨创伤修复、生态福祉等积极的和平建设议题，在这个特殊时期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和平声音。
我们还进行了线上的“2020中日和平对话会”。中日和平对话机制产生于2015年，每两年举办一次，是我在东京与日本和平学会的负责人商定的，这一对话机制的影响力正逐步增强，以民间对话方式促进“共同记忆”的生成，正视历史，为东亚与世界和平做贡献。我计划2021年内出版第一套中外双语版的国际和平城市丛书，丛书将系统考察南京（中国）、考文垂（英国）、华沙（波兰）、德累斯顿（德国）、广岛（日本）5座城市在二战时期的战争记忆与战后城市的和平重建。这套书里的4个外国城市，每一个我都亲自去走访、调研，组建了中外作者团队，力求在还原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做到中西观点的最佳结合。此外，在南京成为中国首座国际和平城市后，有其他城市主动与我联系，如芷江（湖南）、潍坊（山东），表达了创建国际和平城市的意愿。目前，这两座城市也在我的帮助下即将加入“国际和平城市”的大家庭中。我计划以南京为中心，让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和平城市建设中，做和平的维护者、促进者。依托和平学教席，继续发扬国际化的和平研究与和平教育，搭建中国和平城市网络，加强与国际和平城市的交流合作，为南京及其他爱好和平的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正能量。
问：除了学术研究之外，您也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师。从教这么多年，能不能谈谈您对高校历史教学的一些感悟？特别是在和平教育与历史教学的融合方面，您做了哪些思考和实践？
答：这么多年，尤其是接触和平学后，我的确对高校历史教育有一些思考。我认为，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不应该只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要打开学生的视野，培养他们跨学科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未来的社会需求可能更多元、更重视人才创新能力的发挥和运用。
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帮助学生挖掘自己的潜能，打破专业壁垒。优秀的大学一定是开放性的，同样，一个优秀的课堂也一定是开放性的。所以，我经常会邀请不同领域的人士与同学们进行交流，他可能是国内外知名学者，也可能是和平学相关机构负责人、公益机构创始人，甚至是企业家、诗人。把课堂作为知识的窗口，引导学生进行跨学科的思考与学习，帮助学生找到学习的更多可能性，从而发现自己的潜能并充分发挥，这是我一直秉持的教学理念。
我经常和学生强调，学习世界史和做世界史研究，要善于用中国眼光观察世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正如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E. H. Carr）所言，“向历史学习从不仅仅是一种单向过程……历史的功能就在于通过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相互关系来促进对这两者的进一步理解”。我们不仅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发展经验，还应将中国的文化和经验介绍给世界。目前，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已经取得许多重大成就，但学科发展仍然面临很多的问题。要推进世界历史教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还要在教学内容、教学技能和教学观念等方面再下功夫。有鉴于我在英国史研究上的成绩，知名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曾邀请我参与《世界历史大师课》的英国史课程录制。我通过线上的形式为大家讲解英国史，成为该课程的人气导师，感到这确实是一个新鲜有趣的教学尝试。
和平教育是和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历史教学的一个新方向。我在南京大学正式讲授和平学课程已有16年，每年全校都有近200名学生选修，迄今已有3000多名不同院系的学生对和平学有了基本认知。2004年，我第一次讲和平学时，同学们的积极反馈超出了我的预料。在课堂上，我将和平学与世界史教学相结合，不仅讲授和平学的基本理论，也引入史实举例并促发学生思考现实问题。通过学习，很多学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固有的和平与暴力的观念，认识到使用非暴力方法实现人类所有层面冲突化解的可能性。现在每年都有人想读和平学硕士生或博士生，希望进行更加专业的和平学研究。我的博士一年级学生黄牧宇，硕士读的是新闻传媒专业，在听了我的和平学课程后决心跟我读博士。他说：“刘老师教会我，和平不是虚幻的梦想，而是切实的行动！”
学生们的鼓励和支持是我坚守和平学工作的巨大动力。我目前带了10余名博士（生），和30多名硕士（生）。除了常规的科研与学习以外，我会鼓励他们参与和平实践，培养他们社会工作的技能。我常给他们说，“Small is beautiful”，小即是美，我相信微小的力量同樣能够改变世界。和平学的每一堂课就像是播撒和平的种子，当同学们走出校园，走向全国、全世界，和平就会在各处开花结果。一些学生在毕业后走上了教师岗位，对和平传承深感责任重大。比如，博士生白爽和叶俊峰都已经是高校老师，他们在任教的大学开设了和平学的选修课，宣讲和平理念。我们还共同合作和平学课程的高校教改项目，希望通过教学研究让和平学课程本土化，不断完善和平学课程体系的构建和创新。即便不是教师职业的毕业生，课堂中和平学所传达的积极力量也是持续的。硕士生刘双双现在是出版社的编辑，她就读时曾翻译过《探寻中日和解之旅》（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这本书的原作者是一位日本人和一位英国人，他们都曾在日本侵略下的上海生活过，都痛恨战争，并对中国怀有特殊感情，最后从和平学的视角探索中日和解，共同写作了这部心灵之旅。这段翻译经历也给刘双双带来很多感触。她说，借助跨学科的力量，让她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平、触摸和平与创伤的多种面孔，并探寻接近和平的道路。这些都鼓舞着她去行动和改变，努力做一个积极的和平建设者。
和平教育也改变了中国在外国留学生眼中的印象。比如，在一次和平暑期班课程结束后，一位东京大学的日本学生主动过来和我握手道别。她说：“刘老师，是您让我们了解了南京大屠杀，南京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我回国后要组织同学们到南京来参观。”还有一位在澳大利亚读书的德国学生，得知中国有人在研究和平学后，他千方百计地联系上我，并把硕士论文选题定为中国的和平学，要向他的国家介绍中国和平学的发展情况。现在他已回到德国，继续攻读和平学博士。
和平学作为一个拥有50多年历史的学术领域，拥有专业的学术期刊，活跃的学者群体，成熟的课程内容，沉浸式学习、实习和国际交流在内的完整教学体系。全世界已有约400所大学提供不同种类的和平研究课程，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其中一些机构具有和平学学士、硕士和博士的学位授予权。中国的和平学起步较晚。让和平学正式进入到教育部学科体系是我努力的方向，我也在构建中国的和平学教学体系，包括专业课程、教材、学术讲座、暑期培训班和公益讲坛。
2014年8月，南京大学与东北亚和平教育学院（NARPI）合办的暑期培训班开课，这是我们第一次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在中国开办暑期班。学员有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蒙古、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60余名高校老师、在校学生和非政府组织成员。这次培训班克服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也为之后的国际和平暑期班的举办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此后，我们每年都会与不同的和平学机构或高校合作，如荷兰战争、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院（NIOD），英国考文垂大学，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等，面向海内外高校学生开设和平学暑期训练营。2017年起，我受邀参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紫金草国际和平学校”项目。这是一个面向中外学生、团体的公益性组织，旨在通过举办讲座、培训、邀请证人证言等多种形式拓展人们对历史的深入了解和思考，传播和平理念。面对来自各个国家、年龄不同的新鲜面孔，我除了讲史实，更多是讲授和平，让每位参加者都能成为“和平的一分子”（A PIECE OF PEACE）。与此同时，南京的中小学生也开始接受和平教育。一些学校会定期邀请我给中小学生做培训辅导，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南京市琅琊路小学就是其中的代表。2019年，我给琅琊路小学四年级的小学生上课。他们说，和平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友爱，是所有的人都有粮食，吃到更好吃的东西……这些都是积极和平的内容！
和平学是面向未来的一个学科。和平学教席的成功设立扩大了中国和平学的影响力，也让南京大学成为一个榜样。未来中国如果有更多的高校开设和平学课程，有更多教师从事和平研究与和平教育，并将中国传统的和平文化理念融入其中，不仅会给和平学本身带来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也会给各国人民带来和平希望。当受过和平教育的年轻人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时，许多长期存在的冲突问题会得到改变，世界也会因此发生改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记忆历史，面向未来。
感谢您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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