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小说中的“湾生”形象书写
李晨宇
摘 要：本文对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以及以日据时期的台湾社会环境作为创作母本的文学作品进行了一系列系统的梳理，发现从日据时期到当代书写台湾小说中的“湾生”形象在共有的写作模式之上也发生了转向，并由此透析台湾小说中“湾生”这一形象书写的独特性，力图从文本中“湾生”形象建构这一视角对于殖民记忆中这段苦难的历史加以观照。
关键词：台湾小说; “湾生”形象; 写作模式
中图分类号：I206.6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1006-3315（2020）5-165-002
日据台湾51年不仅带来了殖民压迫的历史创伤，同时还造就了“湾生”群体。“湾生”指的是在台湾日据时期出生于台湾的日本人，毋庸置疑，这是一类特殊的群体，而此类人物群像也恰恰构成了叙写日据台湾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背景板。本文对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以及以日据时期的台湾社会环境作为创作母本的文学作品进行了一系列系统的梳理，透析台湾小说中“湾生”这一形象书写的独特性，力图从文本中“湾生”形象建构这一视角对于殖民记忆中这段苦难的历史加以观照。
一、“湾生”形象建构的写作模式及其转向
从日据时期到当代的台湾小说中，“湾生”形象具有共通性、多面性与差异性的特点。其一，“湾生”既出生于台湾又在血统上归于日本，他们的实际处境与精神状态具有共通性。国族血缘是一个人出生便割不断的联系，在日据时期，台湾人的祖国意识往往需要更深的意念才能得以稳固。而通过代际传承，汉诗文启蒙教育等方式养成并巩固的祖国意识，正是其具有共通性的缘故。其二，从日据时期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再到当代文本，“湾生”形象建构逐步摆脱了“脸谱化”“符号化”的倾向，作家们对于这一特殊异族人物的书写也呈现出更加丰满多面的特点。而正是由于跳脱出那个时代的禁锢，“湾生”形象的建构在当代文学语境下呈现出的意义更具多面性。其三，“湾生”以其特殊的身份存在于特殊的历史中，承载了许多台湾文人对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较为复杂的情感体验和各不相同的认同取向，在他们的笔下，“湾生”形象所体现出的精神面貌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湾生”形象建构主要分为两类——女性“湾生”和幼年“湾生”。在涉及女性“湾生”的文本里，往往都是遵循“爱而不得，进而感受到种族不同与阶级差异，激发出殖民地青年的抗争意识，最终想要寻求改变与出路”的这一创作基本脉络。“湾生”形象作为小说的关键人物往往对促成主角的改变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女性“湾生”形象的建构最能体现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是身处离乱时代之中的人，他们既有隔离于世观察的眼，又摆脱不了局中人的身份。另外，从现代到当代时期作家对于“湾生”这一形象的建构，其写作特征也发生了转向——由充满暧昧的审视到出于同情的反思。
（一）日据时期：充满暧昧的审视
“一些身处殖民地处境的台湾男性文人、作家对于那些闯进他们生活的，既高高在上又时尚前卫的日本女性，却往往近乎本能的投射一种既渴慕又排斥的复杂矛盾的注视目光。”典型如日据时期经典之作《亚细亚的孤儿》，吴浊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被公认为现代台湾文学史中“一部雄壮的叙事诗。”正如郁达夫说的，“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映，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
在朱点人的小说《脱颖》中，曾上演了一出“合婚”的闹剧。女性“湾生”形象的建构在作家的创作中也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合婚”闹剧下的牺牲品。犬养主任的儿子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中丧命，他不想女儿再嫁一个日本人变成年轻的寡妇。于是给了身为被殖民者的陈三贵一个从佣人一跃成为主人家的东床快婿的机会，先被收作养子后又成为女婿。而另一方面，作家们倾向于通过孩子们的行为暗示殖民地“国破家亡”的卑微处境，这一习惯性的写作模式自然与殖民地语境有很大关系。
在陈虚谷的小说《放炮》中，塑造了两个典型的幼年“湾生”形象——日本户籍大人真川的儿子与奥XX（日文名）大人的儿子。这两个“湾生”的父亲都是作为殖民暴政象征的“大人”身份，“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虽然貌似引进了现代社会中的警察制度，但其本质却是日本国内的‘武士传统与中国封建社会‘吏治传统中负面要素的奇特融汇，从而使之成为最具中世纪黑暗特征的一种统治方式。”
（二）当代写作转向：出于同情的反思
无独有偶，到了21世纪，在施叔青的“台湾三部曲”第二部《风前尘埃》中，由“爱而不得”引发殖民地抵抗意识的写作模式依然在沿用。只不过在这里涉及了更加残酷的族群议题——日据时期台湾第五任总督佐久间左马太推行“五年理番政策”的种族灭绝式计划，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番人与“湾生”的相爱就更增加了难度。对于“女性”湾生形象的书写也由充满暧昧的审视目光转向了出于同情的反思模式。
在台湾当代小说中，《风前尘埃》以两代“湾生”女子的故事作为小说主线。其中在母亲横山月姬的少女时代，也就是在日据时期的台湾，番人是比汉人更低一等的公民，这样的事实反映到文学作品中自然就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殖民地矛盾。像胡太明都深知自己是台湾人，与日本人是不可能的。番人與日本女子的相恋也只能是“秘而不宣”的。哈鹿克站在族人与爱人二选一的岔路口，最终选择了在黑暗的地窖中等待他的爱人。由此也可看出，在当代台湾小说中，作家从种族问题引发的“爱而不得”进而揭露殖民地历史苦难的这一写作模式已经发生转向。当代小说中对于“湾生”形象的建构更趋向于给予历史的宽容，不再将人物仅仅置于殖民地语境中，有了更多出于同情下的反思。
二、“湾生”形象书写的独特价值
身处殖民地的女性角色，以少女“湾生”最是引人瞩目。在台湾男性文人的心目中，少女“湾生”总是一个“知性美丽”的符号，如《亚细亚的孤儿》中的内滕久子;《她！》中的美子。即使到了当代，在女性作家施叔青的《风前尘埃》中，横山月姬也是这样。甚至，在她“台湾三部曲”的第三部《三世人》中，以王掌珠这个台湾女性视角的观察下，也将“湾生”作为“知性美丽”的符号化身。由此可见，“湾生”形象的象征意义在续写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是一种共有的文学意象，也已经超出了性别认知的意义。她们所代表的“时髦”“美丽”“不可亵渎”都深深刻印在台湾的被殖民男性脑海之中，与之相对应的还有男女之情之外，家国种族难以逾越的差距。
“湾生”在文本中除了作为“知性美丽”的符号而存在，还扮演着“沟通桥梁”的角色。“湾生”形象具有二重性，他们也有身份认同的困扰，且这种困扰随着年岁增加而愈来愈深。尤其是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移民者们也面临着被遣返回日本的局面，这批在台湾出生的日本人也面临着回国后身份尴尬的境地。在《风前尘埃》中，横山月姬与无弦琴子母女两代人都是“湾生”，文本中对于“湾生”身份的尴尬我们可以透过月姬对女儿的话看出，“其实台湾就是我的故乡，可是很奇怪，心里又想否定它，出生在殖民地，好像就比较卑下委屈，好像如果我的故乡是日本，就不会感到自卑……”“‘湾生这个词汇带着微微的怜悯和轻蔑。”而在被遣返回日本后，月姬的母亲宁愿对人说月姬是捡来的孩子也不愿意承认她是出生在台湾的，这一情节补充就让读者可以对“湾生”身份的“二重性”有了更直接更强烈的感受。
通过“湾生”这样具有二重性的形象来刻画种族与阶级的矛盾性，自然也就有了双重意义。其一，通过建构“湾生”形象，影射出台湾在不同统治者手中也有着同样尴尬的处境。其二，文本以“湾生”形象架构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民族与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之时，作家往往利用塑造出的“湾生”形象将一切引向自然。因此可以说，在文本创作中，作家的写作思路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跟随着文本所塑造的人物心灵而沿袭下的路径。以自然为依归，作为文本中解决民族矛盾的方式。
民族矛盾一向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很难说清源头所在，而对于文本中避无可避的民族矛盾的书写，以自然为依归则未尝不是一种最佳解决方案。跨越国族的界限去传达人性的“真善美”是文学审美的重要体现，也是作品初具世界性的表现。在中华文明的视野下，带着“历史的同情”与“文化的宽容”去回顾一切过往是作家们应有的国际关怀。
基金项目：2018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海峡两岸文学受日本文化影响的对比研究（SJKY19_1913）
参考文献：
[1]沈庆利.在暧昧的注视中——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4年第2期
[2]白少帆，王玉斌，张恒春，武治纯主编.《现代台湾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