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与共鸣：青年网络社群建构困境与路径
陶凤
【摘要】青年网络社群的崛起与发展是互联网技术变迁与多元利益群体形成的社会变迁双重驱动的结果。它是青年网民基于共同信息共享和沟通需求，具有群体目标、群体情感和群体意识等社会身份认同的，实现社会聚合的网络群体。青年网络社群呈现网络社群内容多元性和随意性、网络社群身份虚拟性和行为真实性、网络社群成员自由性和多样性、网络社群信息共享非理性的特征。青年网络社群建构中面临群体极化、网络意见领袖引导和网络谣言的困境。因此，基于链式结构的社会网络聚合路径和基于圈式结构的身份认同共鸣路径是青年网络社群建构的两个基本路径。
【关键词】聚合;共鸣;青年网络社群;困境;路径
技术驱动的互联网环境不仅改变了社会生活的生产方式，更是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交往从现实空间不断向互联网空间拓展和延伸。2021年2月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称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9.86亿，网民通过手机上网的比重高达99.7%。在中国网民的年龄比例中，10—1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13.5%，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17.8%。[1]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的理解，“网络构建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和文化过程中的操作与结果”。[2]这种操作与结果意味着网络社会的崛起，而其中青年网络社群又是构成这一新兴社会群体的主体。本文以绍兴市网络互动平台——绍兴青年之声网络文化服务联盟为研究对象，探究青年网络社群建构的困境与路径。
一、青年网络社群缘起、概念及特征
网络社群的崛起与发展是互联网技术变迁与多元利益群体形成的社会变迁双重驱动的结果。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与社会多元結构的形成，使得社会群体从传统血缘、业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逐步修正转化为虚拟网缘关系为纽带的网络社群。这种转化的前提依照英国媒介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的理解，技术满足社会需求，取决于社会需求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以及需求主体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他认为：“最初某些特定群体的特定意向及其强弱程度，对传播技术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具有根本性的左右力量，但其后会有不同意向的群体加入对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传播技术还会产生原先没有预料到的使用情况和效果，于是各个群体都会修正原初的意向。”[3]青年作为网络社群的绝对主体，以及学生网络群体作为青年网络社群的核心，他们形成了以信息获取和情感交流为目的聚合，以兴趣和心理认同为共鸣的新型社会关系。
最早提出网络社群概念的是美国学者霍华德·瑞恩戈德，他在其1993年出版的著作《虚拟社群：电子疆域的家园》中定义为“利用互联网沟通的人们，长期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与交流，逐渐形成共同的情感体验，进而产生社会聚合现象的网络群体”[4]。另一位美国学者安妮·比什米在1995年出版的著作《在线社群：基于社群的计算机网络》一书中提出，在线社群是一批受众不确定数量的群体，拥有共同的兴趣，基于不特定议题，以社会聚合为目的的新型社会群体，这个社会群体中的成员除了信息交流与共享外，还共同创造信息并分享。[5]从上述国外学者对网络社群的研究发现，聚合和共鸣是构成网络社群的群体动力学因素，因此，青年网络社群可以理解为青年网民基于共同信息共享和沟通的需求，具有群体目标、群体情感和群体意识等社会身份认同的、实现社会聚合的网络群体。
网络社群是突破传统血缘、业缘以及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技术为驱动因素，以聚合和共鸣为群体动力因素，因此网络社群有其新的社会特征。首先，网络社群多样性特征。其包括网络社群类型的多样性、网络社群身份的多样性、网络社群交流的多样性、网络社群传播的多样性。其次，网络社群互动性特征。其包括网络社群互动时空环境的虚拟性、网络社群互动非线性和多向共时性、网络社群互动的亲密性。最后，网络社群的聚合性。其包括网络空间的聚众行为、以网络社群为中介的聚众行为。[6]青年群体作为网络社群中的主要群体，除了上述网络社群基本的社会特征外，基于影响力传播模型聚类分析法[7]，本文以绍兴市网络互动平台——绍兴青年之声网络文化服务联盟为样本，发现青年网络社群还呈现网络社群内容多元性和随意性、网络社群身份虚拟性和行为真实性、网络社群成员自由性和多样性、网络社群信息共享非理性的特征。
二、青年网络社群建构困境
青年网络社群因聚合和共鸣构建网缘关系，因此具备较强的自我赋权能力，与传统社会组织比较，青年网络社群基于共同的偏好形成，其实质是一个没有边界和中心的分散型组织，它不像传统社会组织那样具有显著的身份界定，构成一种“强关系”，青年网络社群更接近于半熟人关系联结的群体，是一种“弱关系”，具有自我赋权的属性，给青年网络社群的治理带来了困境。
（一）群体极化困境
青年网络社群因共同的信息共享和沟通需求，以聚合和共鸣的方式形成群体目标、群体情感和群体意识，进而指导群体行为。因此，有效信息的共享成为检验青年网络社群凝聚力的重要指标，青年网民在网络社群中的群体行为往往表现出高求知欲、高猎奇性、高暗示性、高传染性以及高逆反性的心理特征，青年网络社群成员特别注重个性的表达，期望通过信息的分享获得社群的认可，对网络社会中能够引起社群集体关注的信息源，为了获得意见表达的话语权，他们往往采取抢先话语策略，把自身对信息的理解作为权威意见输入网络社群，而并不主动去求证信息的真实性，再加上网络信息的发布与传播本身具有碎片化的特征，以及信息传播权门槛的降低，即使是信源本身是真实可信的，通过碎片化的传播以及群体成员对信息来源真实性求证态度的弱化，也会使信息在青年网络社群传播中失真。同时，青年网民在社群信息传播中，为了获取信息的高关注度，往往采取再加工的方式提升信息说服力，而高聚合和高共鸣的青年网络社群往往存在群体性的盲从，他们往往具有惰性思维的倾向，呈现群体盲思，使具有个性的但并不一定真实的信息扩散至群体，形成群体极化现象，这种群体极化现象是青年网络社群建构的重要困境。
（二）网络意见领袖引导困境
青年网络社群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理解，构成一个完整的“场域”空间。首先，青年网络社群是一种客观关系的构型。“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8]其次，青年网络社群的界限是一种经验的认知。青年网络社群的场域管理者，也就是网络意见领袖，虽然力图设置一种制度化的“进入壁垒”，但事实上青年网络社群成员的加入和退出并没有严格的才能和成员资格标准的制度界定，它更多的是基于聚合和共鸣构成的黏性行为，它的界限是一种经验的认知，也就是青年网络社群的意见领袖构筑的经验认知成为场域空间的界限，只有理解青年网络社群场域中的网络意见领袖，“你才会估量出它们具体是如何构成的，效用限度在哪里，哪些人卷入了这些世界，哪些人则没有，以及它们到底是否形成了一个场域”。[9]最后，青年网络社群话语权的争夺成为场域转变的原动力。布尔迪厄认为场域是一个充满斗争关系的空间，青年网络社群话语权的争夺，也就是网络意见领袖的形成成为场域的关键。在传统社会群体里，意见领袖的形成具有较高的门槛，主要是少数精英分子的话语领导权。但是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信息传播是扁平的，网络意见领袖的形成突破了职业、职称、学历等实际标签的限制，衡量网络意见领袖的主要标准变成了对于信息传播的话语权。因此，网络意见领袖为了在青年网络社群里占据主导地位，往往在信息传播中关注效果导向，至于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社会公共价值等方面则过于疏忽，甚至有极端偏向的行为，这构成了青年网络社群建构的另一个重要困境。
（三）网络谣言困境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埃瑟·戴森认为：“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既可以释放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也可以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者的大本营。”[10]数字化世界在信息传播中总是伴随着网络谣言，对青年网络社群造成显著困境。国外学者对网络谣言研究比较成熟，认为网络谣言是缺乏事实依据，未经确证的假想，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通过社会广泛传播的行为，它在人际交往与信息沟通中产生。[11]谣言在传播主体多元、内容信息繁杂的传播环境下极易产生和快速传播，网络社群的发展无疑为谣言的滋生创造了便利条件。
三、青年网络社群建构路径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应用，青年网络社群也从“传统虚拟社区向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网络的迁移，体现了网络使用者从社会归属需求向社会资本需求的升级”。[12]清华大学彭兰教授认为，青年网络社群的迁移在结构上形成两种类型：圈式结构与链式结构。本文认为青年网络社群的建构基于其本身的缘起、概念与特征，以及青年网络社群建构的困境表现，其主要路径是基于聚合和共鸣。结合彭兰教授的研究观察，本文认为青年网络社群的建构形成相互联系的两种路径。一是聚合路径，基于链式结构的社会网络;二是共鸣路径，基于圈式结构的身份认同。
同时为了求证青年网络社群建构两种路径的关联性和有效性，本文通过社会观察法，观察青年网络社群建构的路径。这是共青团绍兴市委员会主导建构的青年网络社群，既符合国家对青年网络社群建构的要求，又具有典型性。
（一）聚合路径：基于链式结构的社会网络
链式结构的青年网络社群“并没有明确的边界，人们的互动往往并不需要话题讨论，而只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所形成的关系链条，如‘标签功能、‘好友功能等，‘标签建立在内容的联系上，‘好友建立在人际关系的认同上。社区正是靠这些关系‘链条或‘纽带来产生的，最终这些纽带编织出复杂的成员关系网络”。[13]链式结构的社会网络呈现的是聚合路径，线上线下的关系分野不断趋于消融，青年网络社群形成关系紧密的“强关系”和关系较弱的“弱关系”，形成资源动员式的网络社群行动。
1.网络建构
首先是组织建构。共青团绍兴市委成立绍兴青年新媒体中心，构建新媒体发布矩阵。通过打造“绍兴青年”微信平台和今日头条，“青春绍兴”“绍興共青团”微博等新媒体矩阵，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清朗网络空间。
其次是队伍建构。一是建立团组织核心干部新媒体传播队伍。共青团绍兴市委在干部中建立准专业的网络正能量传播者队伍，利用“绍兴青年”微信公众号进行网络正能量内容生产和信息传播。二是注重网络宣传员层级体系建设。建立由45名核心网评员、220余名骨干网评员、3.1万名网络文明志愿者组成的网络宣传引导层级体系。三是完善市、县、乡三级网络组织构架。落实专人负责，建立一支由13名一级管理员、36名二级管理员组成的“青年之声”信息审核队伍，加快信息的接收与反馈。
最后是制度建构。绍兴市青年之声网络互动平台制定印发《“青年之声”互动社交平台建设指导意见》《“青年之声”平台运转流程规范》等，针对技术支撑、服务能力、高效管理、有序运转等方面制定了具体细致的要求。
2.资源动员
首先是线上线下资源融合。绍兴市青年之声网络互动平台通过线上召集、线下行动、线上宣传开展“五水共治”团员青年护水日主题活动。每月5日，各区、县（市）、乡镇（街道）团委及志愿服务组织负责人通过“志愿汇”平台，带领30万名志愿者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五水共治”志愿服务活动，并借助新媒体优势与网下实践相结合。
其次是注重外部环境资源整合。如与绍兴市旅游集团联合主办《“樱为爱情香伴一生”——大型单身青年相亲交友活动》，提前在微信公众号进行发布，通过“网上、网下”互动，受到了全市单身青年的广泛关注。
（二）共鸣路径：基于圈式结构的身份认同
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要理解人的社会行为，首先需要认知主体构建其与他者的身份。主体一旦在网络社群中建立自己的社群身份，则意味其认同群体意识，进而愿意接受群体规范的约束，并努力实现群体价值。圈式结构使得身份认同的社群建立了明确的社区边界，形成明确的身份意识，具有高频度的集体交往，群体归属感增强，群体意识明显，形成显著的群体互动。[14]
1.社群边界
青年网络社群边界的建构主要通过污名化和群体身份的描述[15]两个正反路径确證群体身份。绍兴市青年之声网络互动平台主要通过志愿者这一群体身份认同的方式确定社群边界。如“绍兴青年”官方微信通过固定栏目“奋斗的青春最美丽”等专题内容的推送，借助微信平台讲述青年奋斗在一线、成长在一线的“酸甜苦辣”，传递基层青年“快乐工作、享受生活”的乐观心态。如浙江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志愿风采展示，很多志愿者经常能在微信平台上看到自己的身影，对团组织和青年组织的认同感就在“拇指”之间被有效地激发出来。再如绍兴市“青年之声”网络文化服务联盟先后有600余名专兼职团干人员投入到“青年之声”建设中来，组建了70余个服务联盟，涵盖3000余名志愿者，紧紧围绕青年学习、工作、生活中遇到的疑惑和困难，利用手机、PC端等动态倾听、及时进行回复和帮扶，实现线上解答青年疑问、线下解决青年困难，确保青年之声有问有答有办的常态化、专业化。
2.社群赋权
首先是群内赋权。绍兴市青年之声网络互动平台主要通过创建“亲青恋”“亲青筹”“亲青帮”“亲青创”四个平台赋予青年网络社群群体意识。如“亲青筹”，绍兴作为全省“亲青筹”推广活动的首站，发起助医项目，并联动6个区、县（市）进行项目发布。截至目前，团市委已通过“亲青筹”平台发布青少年助医、助困、助学等项目10个，筹得善款超过20万元，近5000人次参与。再如“亲青恋”，平台累计开展“亲青恋”青年交友联谊活动70余场，为4500余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搭建了交友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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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
编校：张红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