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拉莫夫《傻瓜》中的成年礼原型
赵婷廷??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俄两国对瓦尔拉莫夫作品《傻瓜》的研究仅囿于小说中的宗教因素，而以原型为视点可将这部作品的研究置于更为开放的文化背景之下，以窥探这部作品涵盖的成长主题。小说《傻瓜》中男性主人公的成长轨迹在民间故事蕴含的传统叙事框架内展开，这一成长模式肇自原始的成年礼。借助分析杰兹金成长之旅对成年礼的移植和重构，可考察作品中未完结成年礼所达到的客观效果，并彰显瓦尔拉莫夫独特的艺术思维。
关键词：瓦尔拉莫夫；《傻瓜》；成年礼；成长主题
中图分类号：I51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1007904
瓦尔拉莫夫的小说《傻瓜》又译《雄鲑》，发表于1995年。自问世以来，评论界关注的焦点为作品主人公杰兹金的“边缘性”和充斥作品的末世论，而对作品的叙事结构鲜有关注。 中国学者余一中曾指出：“瓦尔拉莫夫是一位讲‘故事的能手，他不仅注意‘故事的内容，还注意‘故事的形式。”[1]244他所讲的形式主要指瓦尔拉莫夫作品中人物体系、篇章结构、生活图景和心理描写等对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等19世纪俄罗斯文学大师的仿拟，以及对20世纪初白银时代作家创作风格的承继。笔者认为瓦尔拉莫夫作品的叙事结构还浸染在传统的民间叙事模式之中。作品《傻瓜》中的成长主题就建构在传统民间故事叙事模式基础之上。处于成长阈限期（liminality）的主人公的蜕变之旅留有明显的成年礼痕迹，但对传统叙事模式的重构弱化了这一仪式带有的社会功能和宗教意蕴，凸显了作家独特的艺术构思。
一、《傻瓜》中的传统叙事模式
传统叙事模式通常源自古典作品、史传文学和民间文学等，本文中的传统叙事模式仅指民间文学中民间故事的叙事模式。民间故事中暗含了描述男性成长的典型民俗模式：离家—考验—暂死—回归—新生。瓦尔拉莫夫在《傻瓜》中运用了民间故事中这一典型的叙述程式。即将成年的杰兹金离开熟悉的家庭，来到陌生的环境，经受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后，返回家乡。其中，离家（杰兹金离家服兵役）和寻找未婚妻（前往德国寻找未婚妻）等两个母题的展开均戏剧化地呈现了这一叙事模式。
在离家母题中，年满18岁的杰兹金前往赤塔州草原上的特级集中营服苦役。这意味着主人公从一个属己空间跨入异己空间，因为兵役在民间文化中是另外一个空间的隐喻。比如，俄罗斯哭调①有三大类型：殡葬歌、结婚歌和入伍歌。[2]三类哭调描述了相似的生活现象：亲人由一种生命状态转入另一种生命状态。杰兹金由“家”到“非家”的地理空间位移体现出他由“安全状态”转换到“危险状态”。②在进入“危险状态”后，杰兹金开始接受考验，并达到“暂死”状态。在民间故事中，主人公的暂死状态通常体现为四种类型：肢体的部分损伤、主人公的假死、碎尸或动物性变形。在瓦尔拉莫夫的创作中很少出现直接的肉体性创伤，接近死亡的某种生理状态成为小说中象征主人公“暂死”状态的绝佳手段，诸如梦境、疾病、呓语等。在《傻瓜》中，由于特级集中营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原本孱弱的杰兹金身染恶疾，并预感自己会在来年春天死去。
在寻找未婚妻母题中，杰兹金收到卡佳的来信后，孤身一人前往德国寻找爱人。到德国后，杰兹金发现爱人卡佳已搬离先前的住所，于是他便开启了在德国的流浪之旅，即开始经受成长考验。远在异己空间中的杰兹金遇到了自己的“神奇助手”——一个曾到俄国旅行并与杰兹金有过一面之缘的德国人弗尔科。在这位“助手”的帮助下，杰兹金在偌大的德国神奇地找到了爱人卡佳，顺利地说服卡佳的丈夫后，将她带回俄国。在俄国传统思维中，德国是异己空间的隐喻。如在俄语中，德国人（немец）并非仅仅指纯粹民族意义上的德国人，还指“外国人，任何一个外国人”，“异己的、不讲本民族语言的人”[3]，比如“немецкая слобода”指的并非“德国人的街区”，而是“外国人的街区”。[4]由此可见，《傻瓜》中的德国寻“妻”是民间故事中主人公到异己空间寻找未婚妻模式的再现，这一模式在俄国民间文艺学家阿法纳西耶夫《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第125号故事《伊万王子和玛尔法公主》、第128号故事《金王国、银王国和铜王国的公主》和第137号故事《伊凡·贝克维奇》等中均有呈现。寻妻模式的结构十分固定，即“人物离开家里经过各种考验，得到神奇帮助者及神奇宝物，然后征服敌手，得到妻子”[5]。
① 原译文中将“обряд посвящения”译为“授礼仪式”，从字面看，译文是准确的，但从上下文的语境来看，“обряд посвящения юношества при наступлении половой зрелости”指“成年礼”，为凸显普罗普观点，本文作者将“授礼仪式”更正为“成年礼”。
从以上两个母题的展开模式看，它们契合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中总结的神奇故事31个功能项的主体部分：主人公离家（11），主人公经受考验（12），主人公对未来赠与者的行动做出反应（13），最初的灾难或缺失被消除（19），主人公归来（20）。[6]即主人公离家，经受各种磨难，在神奇助手的帮助下消除磨难，并返回家中。然而，与经典的俄国民间故事相较，杰兹金并没有傻瓜伊万幸运，未能在各种考验后获得新的社会身份。普罗普31个功能项中的最后一项为“主人公成婚并加冕为王”。成婚与加冕为王体现的并非现实意义的婚姻和社会地位状况，而是主人公圆满成年的象征性符号。《傻瓜》中的杰兹金虽未正式步入成年，但借助这一传统叙事模式，杰兹金历时性的生理和心理变化跃然纸上。巴赫金在分析教育小说中时空与人物形象的关系时，将塑造动态中人物形象的小说称为“人的成长小说”，即主人公本身和他的性格在小说中是变数，这使得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从而使时间进入人物形象本身。[7]从这个意义上講，《傻瓜》中“离家—考验—暂死—回归”这一传统叙事模式的使用赋予小说浓厚的“成长小说”性质。然而，在笔者看来，主人公的这种成长模式却与更为深邃的原型有关。
二、《傻瓜》中的成年礼原型
成长小说《傻瓜》中，即将成年的杰兹金经历了“离家—考验—暂死—回归”四个阶段，这与成年礼中受礼人的仪式化离家、仪式化暂死和仪式化新生高度吻合。成年礼与民间故事的密切关系很早就引起了民间文艺学家的关注，普罗普在对神奇故事和成年礼两类材料进行系统比较研究后得出结论：“故事所保存的不只是死亡观念的痕迹，还有与这些观念密切相关的、很早以前曾广泛流传的仪式的痕迹，这就是青少年性成熟时举行的成年礼①。”[8]延续民间故事传统叙事结构的《傻瓜》是对成年礼中象征性历时行为模式的现实性置换，这一模式是此部小说的重要叙事原型。
成年礼是标志受礼人由青春期跨入成年的重要“通过仪礼”（rite of passage），它被视作个人文化属性和社会身份被予以确认的“入会仪式”。成年礼后个体由社会的“非正式成员”变成符合其要求的“正式成员”，从一个“不完全之人”蜕变为“完全的人”，从“自然生命状态”过渡到“社会生命状态”，所以“没有行过成年礼的人，不管他是什么年龄，永远归入孩子之列”[9]，是一位“永远的少年”。《傻瓜》中的杰兹金历经离家、考验、暂死和回归，却未能实现仪式化的新生，他经历的是一场未完结的成年礼。
异于俄罗斯民间故事末尾在牛奶中沐浴一新并与公主举行盛大婚礼的傻瓜伊万，《傻瓜》中的杰兹金生平惧怕两件事：换上套装和结婚。成年礼中，仪式结束后受礼人通常会洗掉身上的污秽，换上新的衣物，“为了表示旧的已‘死亡或变了形，还要脱下旧的衣服和服饰，换上新的”[10]。成年礼中外在装束的改变是受礼人身份转换的象征。经受各种考验后的杰兹金“不想脱掉自己的防水布短上衣和帆布裤子，换上三件头套装”[1]233，即他拒绝新的社会身份。看到昔日不修边幅的结拜兄弟戈尔多夫斯基一改往日着装，穿戴整齐，下身是一条熨烫过的裤子，上身是一件浅色短袖衬衫，系着领带，杰兹金认为戈尔多夫斯基已经变成奴性十足的“工作人员”。这位长于思考的“愚者”通过抗争和逃避在延缓“另一种生活”的到来。
杰兹金逃避成长的另一个特征是惧怕结婚。成年礼标志着受礼人跨入成年的门槛，而门槛内里程碑式的标志便是结婚礼，“经过这一系列的成年礼仪式之后，这些孩子们才算是成人并且可以结婚了”[11]。正是如此，民间故事中主人公的外出探险通常以“世界性的婚礼”作为完结，因为步入婚姻“象征社交和性的成熟”。[12]作品中杰兹金在对待两性关系和婚姻问题上都十分怯懦。实际上，萨尼亚（杰兹金的小名）渴望并幻想结婚，但在遇到想和他步入婚姻的柳芭时，他在煎熬中退缩了。获知女友玛莎怀孕后，杰兹金主动提出了结婚，但是他所欣喜的并非婚姻本身，而是玛莎肚中即将诞生的生命。这位“槛外人”在这个新生命身上看到了出路。然而，尚未步入成年的杰兹金只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未获得社会性的“第二次诞生”。这位社会的“非正式”成员的孩子不能成为社会的正式成员。因此，单从成年礼的角度看，未能实现仪式化新生的杰兹金仍是未真正成年的孩子，他不具备结婚的资格，不能孕育合乎规范的孩子。从这一层面上讲，杰兹金所言的“出路”和“新人”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小说中寄托着杰兹金希望的新生命被扼杀在母腹中符合传统的成年礼叙事规范。
由此可见，伴随青春期生理转折而举行的成年礼不啻为个人成长中的一件大事，但是《傻瓜》中的杰兹金经历的是一场未完结的成年礼。小说中主人公的文化性新生未能实现，这构成了作品中的重要情节冲突。“新生”的缺失弱化了作品中成长主题的仪式色彩，凸显了作家的创作意图。
三、未完结的成年礼呈现的客观效果
弗莱在分析小说与传奇故事的关系时认为，小说是对传奇故事的现实性置换，它本身没有特有的结构特征，并谈到：“小说越不具有原初色彩和性质，就越容易考察它的社会功能而不是结构。”[13]《傻瓜》的叙事模式偏离程式化的成年礼叙事，这种对既定叙事模式的重构会突出作家的艺术构思：历史变迁中个体成长的困境。正如瓦尔拉莫夫在访谈中所指出的：“我作为一个作家总是对人从生到死的人生感兴趣，对命运、对个体与历史的关系感兴趣。”[14]
处于阈限期内的杰兹金站在孩子与成年的边界，心中充满了焦躁、矛盾与不安，徘徊在顺从与反抗、奴役与自由、平庸与个性两端，处于永恒的分裂状态。他在家庭、工作和爱情中均是孤独的个体。这位“孤独的英雄”是在俄罗斯大地上漫游的精神漂泊者。在旅途的末端，杰兹金预言了世界末日的到来。虽然杰兹金身上体现出的“无根性”“非此世性”和“预言性”等特征与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圣愚有相似之处，但圣愚是为了基督而蔑视此世、承受苦难、点化世人的愚痴，从这一点上讲，杰兹金摒弃世俗规范是为“愚”，但远非仿效基督受难之旅的“圣愚”。他死前虽领了圣餐，但他并未真正地皈依上帝，实现精神的复活。“傻瓜”杰兹金死前告诉身边的人：
不管怎么样，最后的时刻总会迅速到来，任何遵守教规的人和祈祷者都不能使世界免于跌入深渊，但是这不必害怕，不应当害怕上帝的审判，因为那里不会有审判，而只会是弄清楚情况，没有无罪的人和有罪的人。[1]369
杰兹金的临终遗言主要有两层意思：世界不可避免走向终结，上帝那里没有审判。没有审判自然不会有罪与罚，也即不会有永生，这显然有悖于基督教的末日观。笼罩杰兹金的末世情绪并非基督教中的末日论，而更像处于社会动荡之中不知所措、失去方向之人对灾难惧怕而产生的悲观情绪，而基督教中的末日论恰巧契合了主人公的心绪。这种末日情怀正如瓦尔拉莫夫本人所言：“完全与灾难、毁灭和结束的思想密切相关。”[15]没有末日审判的“末世论”和未能实现社会认同的“愚”更加强烈地渲染出杰兹金的无助和绝望。
那么，杰兹金的成长之路在他所处的时代仅是个案吗？好友戈尔多夫斯基称杰兹金为“当代英雄”，这并非戏谑之意，它明确了作者的意图。同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一样，杰兹金的悲剧是“这同一个时代悲剧酿成的性格悲剧”[16]。作为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杰兹金身上留有时代的烙印：反酗酒运动、禁书回归、宗教浪潮、苏联解体和移民浪潮等。在这一历史变迁中，社会范式被不断突破，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社会生活阻遏了主人公的成长。比如，在杰兹金的家中发生了比国家震荡更为激烈的变化：他的两位哥哥结婚了。杰兹金厌弃的自然不是两位同胞兄弟结婚这一事实本身，而是两位大嫂的生活观念，这两个女人是改革和公开性时代所产生的俄罗斯生活中新的典型人物：大嫂鼓吹性自由，二嫂是一位鄙視一切非基督徒的新教徒。这两个女人展现的是“焕然一新”的俄罗斯，这也是傻瓜杰兹金所不能接受的。杰兹金与外面的世界相脱离，这造成了他的孤独，他不能实现社会化新生的症结也在于此。
概言之，仪式作为文化的贮存器和记忆的识别物，积存了大量原型。这些原型在民间故事中得到积淀，并作为一种叙事模式影响小说创作。在瓦尔拉莫夫的《傻瓜》中，成长主题在一场未完结的成年礼中获得了独特的思想意义。主人公杰兹金是对俄罗斯民间故事形象傻瓜伊万的戏仿，作品的叙事结构契合普罗普所总结的神奇故事结构图式。小说中由主人公外出历险和尘世堕落所呈现的沉降模式是杰兹金成长道路上所必须克服的磨难，然而上升叙事的缺失中断了“离家—考验—暂死—回归—新生”这一原始的蜕变之旅，主人公杰兹金未能实现仪式化的新生。脱离世俗世界、未能以新面貌回归世俗世界的杰兹金留在了充满不稳定性和危机感的成长阈限期，成为一个未能通过成年礼的“永远的少年”。借助对程式化成年礼叙事的重构，作者的写作意图浮出水面：处于阈限期内的主人公在国家转型期所面临的成长困境。沿着传统叙事模式的主轴，瓦尔拉莫夫巧妙地将历史时间融入处于心理不稳定期内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个人成长与国家成长交织在一起。诉诸成年礼原型，瓦尔拉莫夫创建的适当情境能够激发隐藏在人们潜意识中的集体性情感体验，从而使成长作为一个文学主题在《傻瓜》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隐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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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普罗普.故事形态学[M].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6：3140.
[7]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M].白春仁，晓河，李兆林，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226.
[8] 普罗普.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M].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51.
[9]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4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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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弗雷泽.金枝：下[M].徐育新，张泽石，汪培基，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648.
[12] 奥兰丝汀.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M].杨淑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54.
[13] 弗莱.世俗的经典——传奇故事结构研究[M]. 孟祥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49.
[14] Зайцев П. Граф или не граф？Финалист премии Большая книга Алексей Варламов о тезке Толстом[N].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071031（4）.
[15] Варламов А. Беседа с Алексеем Варламовым[J].Октябрь，1997（4）：34.
[16] 顾蕴璞.莱蒙托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16.
责任编辑：夏畅兰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俄两国对瓦尔拉莫夫作品《傻瓜》的研究仅囿于小说中的宗教因素，而以原型为视点可将这部作品的研究置于更为开放的文化背景之下，以窥探这部作品涵盖的成长主题。小说《傻瓜》中男性主人公的成长轨迹在民间故事蕴含的传统叙事框架内展开，这一成长模式肇自原始的成年礼。借助分析杰兹金成长之旅对成年礼的移植和重构，可考察作品中未完结成年礼所达到的客观效果，并彰显瓦尔拉莫夫独特的艺术思维。
关键词：瓦尔拉莫夫；《傻瓜》；成年礼；成长主题
中图分类号：I51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1007904
瓦尔拉莫夫的小说《傻瓜》又译《雄鲑》，发表于1995年。自问世以来，评论界关注的焦点为作品主人公杰兹金的“边缘性”和充斥作品的末世论，而对作品的叙事结构鲜有关注。 中国学者余一中曾指出：“瓦尔拉莫夫是一位讲‘故事的能手，他不仅注意‘故事的内容，还注意‘故事的形式。”[1]244他所讲的形式主要指瓦尔拉莫夫作品中人物体系、篇章结构、生活图景和心理描写等对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等19世纪俄罗斯文学大师的仿拟，以及对20世纪初白银时代作家创作风格的承继。笔者认为瓦尔拉莫夫作品的叙事结构还浸染在传统的民间叙事模式之中。作品《傻瓜》中的成长主题就建构在传统民间故事叙事模式基础之上。处于成长阈限期（liminality）的主人公的蜕变之旅留有明显的成年礼痕迹，但对传统叙事模式的重构弱化了这一仪式带有的社会功能和宗教意蕴，凸显了作家独特的艺术构思。
一、《傻瓜》中的传统叙事模式
传统叙事模式通常源自古典作品、史传文学和民间文学等，本文中的传统叙事模式仅指民间文学中民间故事的叙事模式。民间故事中暗含了描述男性成长的典型民俗模式：离家—考验—暂死—回归—新生。瓦尔拉莫夫在《傻瓜》中运用了民间故事中这一典型的叙述程式。即将成年的杰兹金离开熟悉的家庭，来到陌生的环境，经受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后，返回家乡。其中，离家（杰兹金离家服兵役）和寻找未婚妻（前往德国寻找未婚妻）等两个母题的展开均戏剧化地呈现了这一叙事模式。
在离家母题中，年满18岁的杰兹金前往赤塔州草原上的特级集中营服苦役。这意味着主人公从一个属己空间跨入异己空间，因为兵役在民间文化中是另外一个空间的隐喻。比如，俄罗斯哭调①有三大类型：殡葬歌、结婚歌和入伍歌。[2]三类哭调描述了相似的生活现象：亲人由一种生命状态转入另一种生命状态。杰兹金由“家”到“非家”的地理空间位移体现出他由“安全状态”转换到“危险状态”。②在进入“危险状态”后，杰兹金开始接受考验，并达到“暂死”状态。在民间故事中，主人公的暂死状态通常体现为四种类型：肢体的部分损伤、主人公的假死、碎尸或动物性变形。在瓦尔拉莫夫的创作中很少出现直接的肉体性创伤，接近死亡的某种生理状态成为小说中象征主人公“暂死”状态的绝佳手段，诸如梦境、疾病、呓语等。在《傻瓜》中，由于特级集中营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原本孱弱的杰兹金身染恶疾，并预感自己会在来年春天死去。
在寻找未婚妻母题中，杰兹金收到卡佳的来信后，孤身一人前往德国寻找爱人。到德国后，杰兹金发现爱人卡佳已搬离先前的住所，于是他便开启了在德国的流浪之旅，即开始经受成长考验。远在异己空间中的杰兹金遇到了自己的“神奇助手”——一个曾到俄国旅行并与杰兹金有过一面之缘的德国人弗尔科。在这位“助手”的帮助下，杰兹金在偌大的德国神奇地找到了爱人卡佳，顺利地说服卡佳的丈夫后，将她带回俄国。在俄国传统思维中，德国是异己空间的隐喻。如在俄语中，德国人（немец）并非仅仅指纯粹民族意义上的德国人，还指“外国人，任何一个外国人”，“异己的、不讲本民族语言的人”[3]，比如“немецкая слобода”指的并非“德国人的街区”，而是“外国人的街区”。[4]由此可见，《傻瓜》中的德国寻“妻”是民间故事中主人公到异己空间寻找未婚妻模式的再现，这一模式在俄国民间文艺学家阿法纳西耶夫《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第125号故事《伊万王子和玛尔法公主》、第128号故事《金王国、银王国和铜王国的公主》和第137号故事《伊凡·贝克维奇》等中均有呈现。寻妻模式的结构十分固定，即“人物离开家里经过各种考验，得到神奇帮助者及神奇宝物，然后征服敌手，得到妻子”[5]。
① 原译文中将“обряд посвящения”译为“授礼仪式”，从字面看，译文是准确的，但从上下文的语境来看，“обряд посвящения юношества при наступлении половой зрелости”指“成年礼”，为凸显普罗普观点，本文作者将“授礼仪式”更正为“成年礼”。
从以上两个母题的展开模式看，它们契合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中总结的神奇故事31个功能项的主体部分：主人公离家（11），主人公经受考验（12），主人公对未来赠与者的行动做出反应（13），最初的灾难或缺失被消除（19），主人公归来（20）。[6]即主人公离家，经受各种磨难，在神奇助手的帮助下消除磨难，并返回家中。然而，与经典的俄国民间故事相较，杰兹金并没有傻瓜伊万幸运，未能在各种考验后获得新的社会身份。普罗普31个功能项中的最后一项为“主人公成婚并加冕为王”。成婚与加冕为王体现的并非现实意义的婚姻和社会地位状况，而是主人公圆满成年的象征性符号。《傻瓜》中的杰兹金虽未正式步入成年，但借助这一传统叙事模式，杰兹金历时性的生理和心理变化跃然纸上。巴赫金在分析教育小说中时空与人物形象的关系时，将塑造动态中人物形象的小说称为“人的成长小说”，即主人公本身和他的性格在小说中是变数，这使得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从而使时间进入人物形象本身。[7]从这个意义上講，《傻瓜》中“离家—考验—暂死—回归”这一传统叙事模式的使用赋予小说浓厚的“成长小说”性质。然而，在笔者看来，主人公的这种成长模式却与更为深邃的原型有关。
二、《傻瓜》中的成年礼原型
成长小说《傻瓜》中，即将成年的杰兹金经历了“离家—考验—暂死—回归”四个阶段，这与成年礼中受礼人的仪式化离家、仪式化暂死和仪式化新生高度吻合。成年礼与民间故事的密切关系很早就引起了民间文艺学家的关注，普罗普在对神奇故事和成年礼两类材料进行系统比较研究后得出结论：“故事所保存的不只是死亡观念的痕迹，还有与这些观念密切相关的、很早以前曾广泛流传的仪式的痕迹，这就是青少年性成熟时举行的成年礼①。”[8]延续民间故事传统叙事结构的《傻瓜》是对成年礼中象征性历时行为模式的现实性置换，这一模式是此部小说的重要叙事原型。
成年礼是标志受礼人由青春期跨入成年的重要“通过仪礼”（rite of passage），它被视作个人文化属性和社会身份被予以确认的“入会仪式”。成年礼后个体由社会的“非正式成员”变成符合其要求的“正式成员”，从一个“不完全之人”蜕变为“完全的人”，从“自然生命状态”过渡到“社会生命状态”，所以“没有行过成年礼的人，不管他是什么年龄，永远归入孩子之列”[9]，是一位“永远的少年”。《傻瓜》中的杰兹金历经离家、考验、暂死和回归，却未能实现仪式化的新生，他经历的是一场未完结的成年礼。
异于俄罗斯民间故事末尾在牛奶中沐浴一新并与公主举行盛大婚礼的傻瓜伊万，《傻瓜》中的杰兹金生平惧怕两件事：换上套装和结婚。成年礼中，仪式结束后受礼人通常会洗掉身上的污秽，换上新的衣物，“为了表示旧的已‘死亡或变了形，还要脱下旧的衣服和服饰，换上新的”[10]。成年礼中外在装束的改变是受礼人身份转换的象征。经受各种考验后的杰兹金“不想脱掉自己的防水布短上衣和帆布裤子，换上三件头套装”[1]233，即他拒绝新的社会身份。看到昔日不修边幅的结拜兄弟戈尔多夫斯基一改往日着装，穿戴整齐，下身是一条熨烫过的裤子，上身是一件浅色短袖衬衫，系着领带，杰兹金认为戈尔多夫斯基已经变成奴性十足的“工作人员”。这位长于思考的“愚者”通过抗争和逃避在延缓“另一种生活”的到来。
杰兹金逃避成长的另一个特征是惧怕结婚。成年礼标志着受礼人跨入成年的门槛，而门槛内里程碑式的标志便是结婚礼，“经过这一系列的成年礼仪式之后，这些孩子们才算是成人并且可以结婚了”[11]。正是如此，民间故事中主人公的外出探险通常以“世界性的婚礼”作为完结，因为步入婚姻“象征社交和性的成熟”。[12]作品中杰兹金在对待两性关系和婚姻问题上都十分怯懦。实际上，萨尼亚（杰兹金的小名）渴望并幻想结婚，但在遇到想和他步入婚姻的柳芭时，他在煎熬中退缩了。获知女友玛莎怀孕后，杰兹金主动提出了结婚，但是他所欣喜的并非婚姻本身，而是玛莎肚中即将诞生的生命。这位“槛外人”在这个新生命身上看到了出路。然而，尚未步入成年的杰兹金只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未获得社会性的“第二次诞生”。这位社会的“非正式”成员的孩子不能成为社会的正式成员。因此，单从成年礼的角度看，未能实现仪式化新生的杰兹金仍是未真正成年的孩子，他不具备结婚的资格，不能孕育合乎规范的孩子。从这一层面上讲，杰兹金所言的“出路”和“新人”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小说中寄托着杰兹金希望的新生命被扼杀在母腹中符合传统的成年礼叙事规范。
由此可见，伴随青春期生理转折而举行的成年礼不啻为个人成长中的一件大事，但是《傻瓜》中的杰兹金经历的是一场未完结的成年礼。小说中主人公的文化性新生未能实现，这构成了作品中的重要情节冲突。“新生”的缺失弱化了作品中成长主题的仪式色彩，凸显了作家的创作意图。
三、未完结的成年礼呈现的客观效果
弗莱在分析小说与传奇故事的关系时认为，小说是对传奇故事的现实性置换，它本身没有特有的结构特征，并谈到：“小说越不具有原初色彩和性质，就越容易考察它的社会功能而不是结构。”[13]《傻瓜》的叙事模式偏离程式化的成年礼叙事，这种对既定叙事模式的重构会突出作家的艺术构思：历史变迁中个体成长的困境。正如瓦尔拉莫夫在访谈中所指出的：“我作为一个作家总是对人从生到死的人生感兴趣，对命运、对个体与历史的关系感兴趣。”[14]
处于阈限期内的杰兹金站在孩子与成年的边界，心中充满了焦躁、矛盾与不安，徘徊在顺从与反抗、奴役与自由、平庸与个性两端，处于永恒的分裂状态。他在家庭、工作和爱情中均是孤独的个体。这位“孤独的英雄”是在俄罗斯大地上漫游的精神漂泊者。在旅途的末端，杰兹金预言了世界末日的到来。虽然杰兹金身上体现出的“无根性”“非此世性”和“预言性”等特征与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圣愚有相似之处，但圣愚是为了基督而蔑视此世、承受苦难、点化世人的愚痴，从这一点上讲，杰兹金摒弃世俗规范是为“愚”，但远非仿效基督受难之旅的“圣愚”。他死前虽领了圣餐，但他并未真正地皈依上帝，实现精神的复活。“傻瓜”杰兹金死前告诉身边的人：
不管怎么样，最后的时刻总会迅速到来，任何遵守教规的人和祈祷者都不能使世界免于跌入深渊，但是这不必害怕，不应当害怕上帝的审判，因为那里不会有审判，而只会是弄清楚情况，没有无罪的人和有罪的人。[1]369
杰兹金的临终遗言主要有两层意思：世界不可避免走向终结，上帝那里没有审判。没有审判自然不会有罪与罚，也即不会有永生，这显然有悖于基督教的末日观。笼罩杰兹金的末世情绪并非基督教中的末日论，而更像处于社会动荡之中不知所措、失去方向之人对灾难惧怕而产生的悲观情绪，而基督教中的末日论恰巧契合了主人公的心绪。这种末日情怀正如瓦尔拉莫夫本人所言：“完全与灾难、毁灭和结束的思想密切相关。”[15]没有末日审判的“末世论”和未能实现社会认同的“愚”更加强烈地渲染出杰兹金的无助和绝望。
那么，杰兹金的成长之路在他所处的时代仅是个案吗？好友戈尔多夫斯基称杰兹金为“当代英雄”，这并非戏谑之意，它明确了作者的意图。同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一样，杰兹金的悲剧是“这同一个时代悲剧酿成的性格悲剧”[16]。作为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杰兹金身上留有时代的烙印：反酗酒运动、禁书回归、宗教浪潮、苏联解体和移民浪潮等。在这一历史变迁中，社会范式被不断突破，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社会生活阻遏了主人公的成长。比如，在杰兹金的家中发生了比国家震荡更为激烈的变化：他的两位哥哥结婚了。杰兹金厌弃的自然不是两位同胞兄弟结婚这一事实本身，而是两位大嫂的生活观念，这两个女人是改革和公开性时代所产生的俄罗斯生活中新的典型人物：大嫂鼓吹性自由，二嫂是一位鄙視一切非基督徒的新教徒。这两个女人展现的是“焕然一新”的俄罗斯，这也是傻瓜杰兹金所不能接受的。杰兹金与外面的世界相脱离，这造成了他的孤独，他不能实现社会化新生的症结也在于此。
概言之，仪式作为文化的贮存器和记忆的识别物，积存了大量原型。这些原型在民间故事中得到积淀，并作为一种叙事模式影响小说创作。在瓦尔拉莫夫的《傻瓜》中，成长主题在一场未完结的成年礼中获得了独特的思想意义。主人公杰兹金是对俄罗斯民间故事形象傻瓜伊万的戏仿，作品的叙事结构契合普罗普所总结的神奇故事结构图式。小说中由主人公外出历险和尘世堕落所呈现的沉降模式是杰兹金成长道路上所必须克服的磨难，然而上升叙事的缺失中断了“离家—考验—暂死—回归—新生”这一原始的蜕变之旅，主人公杰兹金未能实现仪式化的新生。脱离世俗世界、未能以新面貌回归世俗世界的杰兹金留在了充满不稳定性和危机感的成长阈限期，成为一个未能通过成年礼的“永远的少年”。借助对程式化成年礼叙事的重构，作者的写作意图浮出水面：处于阈限期内的主人公在国家转型期所面临的成长困境。沿着传统叙事模式的主轴，瓦尔拉莫夫巧妙地将历史时间融入处于心理不稳定期内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个人成长与国家成长交织在一起。诉诸成年礼原型，瓦尔拉莫夫创建的适当情境能够激发隐藏在人们潜意识中的集体性情感体验，从而使成长作为一个文学主题在《傻瓜》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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