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高等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孔祥光
摘要：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他的学术至上、育人为本、社会服务的大学观，民主管理、教授治校的管理观，重视师资、广泛延聘的教师观，大学“治学”、科学定位的学科观等高等教育思想和改革实践，不仅在当时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即使在今日对中国高等教育端正高校职能、民主管理高校、重视师资建设和科学特色发展等仍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蔡元培；高等教育思想；当代价值；学术至上；教授治校
中图分类号：G649.29；K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1010806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一份“影响世界历史百人名单”中，有五位中国人入选，依次是孔子、孟子、孙中山、毛泽东和蔡元培。蔡元培之所以能够位列榜单，并非由于他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和作用，而是“以其公认的领袖地位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正如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对蔡元培先生的评价，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很多，但“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1]。
蔡元培（1868—1940），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民主主义革命家、政治家、学者，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大学院院长等职务，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具有卓著贡献。毛泽东也盛赞蔡元培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先生逝世时中共中央的唁电也说“先生……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
一、蔡元培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
蔡元培高等教育思想是受当时社会、政治、文化和其自身教育及实践的综合影响而形成的，具体来看，其影响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东西文化的交流碰撞
蔡元培生于时局动荡的晚清，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经历过科举，中过秀才、举人、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担任翰林院编修；接触学习了西学，倡导新学，曾任职于新式学校，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上海澄衷学堂监督、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等；自费留学德国，就读于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等课程，研究教育原理；从事教育工作以来，又游学欧洲诸国，考察西方教育实况。
蔡元培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其高等教育思想也难脱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他倡导重视教育，劝勉学生要尊重教师，这与中国的尊师重教传统一脉相承；他提出大学要培养硕学闳才、为社会服务，这也是契合中国的“经世致用”传统文化的；他对大学“囊括大典，网络众家”的解释也是基于中国传统儒家经典《礼记·中庸》的语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2]。虽然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中不乏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但他曾办新学、留学德国、考察欧洲教育，其许多重要的高等教育思想及实践思路是直接受到西方文化教育思想影响的。如他所倡导的大学学术至上的观念即直接受到了德国洪堡大学的学术思想影响；他所推崇的大学“教授治校”理念是受其在德国留学时的见闻影响的；他创办学科研究所是仿效德、美两国大学的Seminar办法。
（二）时代变革的社会影响
蔡元培出生于晚清，晚清是“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时代，与其时代众多知识分子一样，蔡元培读书救国的爱国主义情怀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被击得粉碎，民族的耻辱使他无法再安享功名利禄，由此他舍弃翰林而办新学，走上教育救国之路，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留德四年，蔡元培接触到了德国的高等教育思想，并深受德國大学理念的影响。这在其后的高等教育思想与改革实践中都有明显体现。
处此时代，作为高等学府的北京大学也未“幸免于难”。蔡元培后来回忆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时表示，在执掌北大以前，友人劝他不必就职，因为“北大太腐败”，若整顿不好，“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3]658，可见当时的北大现状。这也就有了蔡元培在就职演说时告诫诸学生的“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不为做官、不为致富，也有了后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一系列改革实践，造就了北大之“大”，成为了中国近代最著名高等学府，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可以说，蔡元培成就了北大，北大也成就了蔡元培，北大使得蔡元培的高等教育思想与改革实践展示得淋漓尽致。
（三）高等教育的实践反思
蔡元培的高等教育思想不仅是在其丰厚的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更是在其不断的教育实践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反思中逐步发展并完善的。他曾担任过中国教育会会长、教育总长、大学院院长，从全局的角度审视并反思其时代的教育发展，对高等教育尤其重视，比如他在担任教育总长时曾表示“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3]741；他担任过北京大学、中法大学等校长，将其高等教育思想融于实践，并不断从其高等教育实践中总结反思并升华，丰富其高等教育思想。
如，他在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提出了“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致力于设立研究学术的大学院以及设立评议会、教授会等。在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着力进行大学改制，全面发展了文、理二科，及至后来的废科设系，设立了各科研究所，组织设立了评议会、教授会，并不断完善组织制度等等。这些都是他将其高等教育思想应用到大学改革实践中，并在此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二、蔡元培的高等教育思想
（一）大学观：关于大学的基本职能
1.学术至上
科学研究是在真正大学之源头——中世纪大学就已经确定了的职能。[4]德国教育家洪堡创办柏林大学之后，对大学办学理念作出了革命性改变，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主张，作为留德学者的蔡元培也是深受德国大学理念影响的。[5]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主持制定《大学令》时即指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3]24。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这贯穿蔡元培对大学认识的始终，“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5]74。此后，蔡元培在北大开学时对全校师生的讲话、与友人的教育商榷、《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等多种场合中均表示大学要以学术至上。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始终将教育问题与国家的兴盛、民族的进步、文化的繁荣紧紧相连，视学术研究为民族生存的基础，号召青年要肩负起学术的责任，从学术研究方面开始，挽救民族的垂危局面，恢复民族昔日的荣光。
2.育人为本
对大学来说，培养人才是它的第一职能。蔡元培早就提出大学是培养“硕学闳才”的场所，他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提出教育就应该是为受教育者本体着想的，教育要立于国民的位置。在主政北大期间，蔡元培先生革新北大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改变学生的观念。[6]教育学生在求学时要“抱定宗旨”，不将大学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大学不是养成入仕致富资格和贩卖知识的场所，“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3]75，而要求学生得真学问，致力于将学子培养成为具有高深学问的研究者和改造社会的中坚人物。他十分重视教育对于学生的健全人格养成、对于人之个性培养的作用，并以“养成健全人格，提倡共和精神”[3]275来概括教育培养的功能。
3.服务社会
为社会服务是在大学职能变迁过程中出现的第三职能，也是对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职能的延伸。蔡元培十分重视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他在《教育与社会》杂志社成立会上分析了“改造教育去改造社会”这句话，他认为：一是以学校培养的人才来为社会做事，“大学的目的，要把个个学生都养成有一种服务社会的能力”[3]374；二是强调教师和学生在致力于授课、求学问的同时也要服务于社会。他劝告学生要“砥砺德行”，承担矫正不良风俗、兴盛国家的重任。他对学生服务社会表示欣喜，大学生“不但有研究学术的兴趣，兼且有服务社会的热诚，这也是可喜的事”[3]282。
作为北大的重要改革者，蔡元培身体力行地推进着北大改革和服务社会。蔡元培及其所领导的北京大学进行了诸多服务社会的伟大实践。1918年，北京大学开设了校役夜班，开始为校役讲学，一是为了校役能做好现在所从事之校务，二是以备不时之需，为校役将来社会谋生做准备。他称“北京大学第一步的改变，便是校役夜班之开办”[3]266，认为大学应该是为人人的，全国人都能享受这种受教育的权利才好。此后在1919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平民教育演讲团。1920年，北京大学还开办了平民夜校，人人都可以进去求学。这是大学与在校师生对社会的服务。至于北大以培养的人才服务社会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如著名政治家、革命家罗章龙、高君宇、邓中夏，民国教育家杨振声，等等，都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贡献。
（二）管理观：民主管理，教授治校
蔡元培先生另一个为人所津津乐道的高等教育思想就是其民主管理的教育思想。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京大学就职。不同于历任校长，蔡元培脱下礼帽向等候在门口、恭恭敬敬给他行礼的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这一天对北京大学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蔡元培上任伊始就为北京大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民主风气。这为北京大学的民主管理拉开了帷幕，从此，北京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7]与其“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和教育改革理念一脉相承，蔡元培倡导民主管理的高等教育思想，他是中国倡导“教授治校”的第一人。[8]
“教授治校”的大学管理模式肇端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并在德国的大学得到充分发挥。蔡元培曾对北大校务工作以前都是“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3]241深深感觉不妥。他向学生讲述了他在德国留学的见闻，尤其是德国的教授会管理模式。他对“教授治校”的大学管理模式颇为推崇，認为北大应是“以诸教授为各种办事机关的中心点”[3]281。早在蔡元培主持制定《大学令》时他就提出了大学要设立“评议会”，负责“各学科之设置及废止”、“大学内部规则”的制定、“审查大学院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及其他重大事件，而“评议会”的成员则是由“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若干人组成。他又在各科设立“教授会”，会员为教授，负责审议“学科课程”“学生试验事项”、审查“学生成绩”“论文、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及其他重大事件。[3]其中已初步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思想。当然，《大学令》并未被立即付诸实践。直到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其“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思想才真正得以贯彻。
在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北京大学已经根据《大学令》的规定，设立了评议会。但校务管理的改革步履依旧艰难，学校评议会作为“商决校政最高机关”依旧是个“空架子”，大学自治、教授治校还是个难以付诸实施的口号。1917年1月，蔡元培履职北大校长后，即开始着手进行民主管理的教育体制改革，推行“教授治校”理念。[9]1917年3月，北京大学制定并颁布了《评议会简章》，由校长、各科学长及各科的两名教授代表组成了19人的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的权力机构，议决校务。为了能贯彻“教授治校”理念，让更多的教授参与校务，次年又依据制定的《大学评议会规则》和《学科教授会组织法》，设立了11个学门教授会，为“教授治校”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北大“教授治校”制度得以全面推行并取得成功。此外还建立了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总务处三足鼎立且各司其职的民主高效的大学管理机制。
在蔡元培看来，他所推动的“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模式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如他在因北大学生五四运动“引咎辞职”的《告北大同学诸君》里表示，“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务”[3]223。又如他在后来即将赴欧美考察高等教育前再次表示，北大所成立的评议会、教授会等组织“既然完全成立，我暂时离校，没有什么不放心”[3]282。之后，他赴欧美考察高等教育近九个月，北大运行如初，可以说是这些组织为保障其正常运行发挥了一定作用。他在欧洲演讲中谈到中国现代大学管理时，还津津乐道地介绍北大的“教授治校”制度。
（三）教师观：重视师资，广泛延聘
在蔡元培主政北大期间，包括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杨昌济、李四光、任鸿隽、梁簌溟、徐悲鸿等名师云集北大，国外著名学者如罗素、杜威等也被邀请到北大讲学。有关教师的思想也是蔡元培高等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教师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教师选择的标准及途径等方面。
1.教师作用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和培养硕学闳才的地方，其教师就是发挥研究学问和培养人才功能的人。蔡元培对教师的要求也是“专心致意于功课之讲授及学术之研究”[3]382。蔡元培认为，要对北大进行改良，教师是关键。他在与友人吴敬恒的书信中表示，大学不满人意的一弊在于“学课之凌杂”，而要改变这一现状，则在于“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3]81。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这是蔡元培对大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定位，是其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将延聘学问高深的师资作为改良大学的重要利器，足可见蔡元培对教师的重视。
2.教师标准
蔡元培对一个教师的资格认定具有很高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要“积学而热心”。他在出席万国教育会议时表示：“教育之关系，至为重大，而其生涯，乃至为冷淡”，若要“委身于教育，则必于淡泊宁静之中，独有无穷之兴趣，虽高官厚禄，不与易焉。”[3]4647这首先说教师要有甘守淡泊的高尚人格和能够坐得住“冷板凳”而不变志趣的道德操守，要“愿意委身教育、不肯兼营他事的”[3]282。其次，作为教书育人的教员，要有真学问。蔡元培坚守大学是研究学问的机关，对教员延聘就特别注重他们的“学诣”，要求教员不仅要教给学生做研究的能力，同时还要自己做研究，并且要求他们不断更新知识，“年年用功，传授新学”[3]357。此外，他不仅对专职教员严格要求，而且对讲座教授也是高要求，“讲座教授，如一时不得其人，宁存缺额，不求充数”[3]391。北大所聘请的讲学学者如罗素、杜威则无一不是专业里面具有很高学术造诣的真学问家。
3.广泛延聘
蔡元培广辟途径、学诣为主、延聘师资，真正做到了兼容并包、唯才是举。在他主政北大期间，北大延聘的师资里既有思想解放的李大钊、陈独秀，也有思想守旧的陈汉章、刘师培；既有老师宿儒的辜鸿铭，也有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梁簌溟；既有留学国外、学历高深的胡适，也有学历低微的刘半农、徐悲鸿；等等。同时，蔡元培还积极聘请国外知名学者来校讲学，“除了各种学科必须专门学者而又热心教育的担任外，如有名人讲演的机会，我们也不肯放过”[3]282。他曾邀请美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约翰·杜威、法国著名数学家保罗·班乐卫（Paul Painlevé）等来北京大学讲学。此外，蔡元培注重培养具有潜力的青年学者，以此作为北大的后备师资力量。比如蔡元培赴欧美进行教育考察时的目的之一就是延聘师资，预约热心研究的留学生，留待将来回国聘请。
蔡元培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着力于教师队伍发展，除了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师外，对于现有教师队伍中不称职的本国和外国教员也是坚决予以辞退。如1917年，在解聘克德来、燕瑞博两个英国教员时，蔡元培就顶住了来自外交部、教育部、英国公使及新闻媒体等各方面的压力，这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确实是很需要勇气的。
（四）学科观：大学“治学”，科学定位
蔡元培执掌北大伊始，就开始着力对其进行改革，其中比较重要也很有成效的一部分就是对北大进行学科建设制度改革，科学定位北大优势与特色，使其迅速成为中国最著名高等学府，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
“学”与“术”关系密切而旨趣不同。“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3]139，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是“治学”的，是研究真理的。“文”与“理”是专属“学理”的范畴。因此，蔡元培特别重视文、理两科的建设与发展，提倡大学应主办文、理两科，或“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二者相应，即“学+术”的形式方可得为大学。将北京大学定位为“治学”的高等学府，引导师生研究高深学问，是蔡元培对北大改革的重要理念和实践。早在其执掌北大伊始，蔡元培就已经酝酿并开始了对北大的改革。如1917年5月，在蔡元培关于辞退两名英国教员而复外交总长函中表示，北大议决更改学制，“只办文、理两科，其余各科，均取收缩主义”[3]95。随后，在同友人的书信中、在北大开学的演说上，蔡元培都表达了全面建设属于“学理”范畴的文、理两科的思想与决心。因为，在他看来，大学既然是研究学理的场所，自然应当对作为纯粹学理的文、理两科做无保留的建设。而文、理两科又不能界限分明，他主张要融通文、理两科，否则孤守一门，必然会造成造诣不深、流于空疏。
蔡元培对北大现有的学科进行了通盘打算和合理化的扬弃。在他的努力下，
北大原来文、理、工、法、商五科并立而缺乏重心的局面得到彻底改变：文、理两科得以全面建设，商科并入法科，工科转入北洋大学。北大又通过设立各门研究所，强化研究学理之职能。后来又进一步废除文理法三科界限而设立十四系，融合各类知识面，提升学理科学水平和质量。
三、蔡元培高等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蔡元培的高等教育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极大的进步性，对整个时代的教育变革及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现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即使今天看来，仍然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蔡元培的大学观对端正高校职能、推动高校改革教育理念与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当前高校的职能仍在不断拓展和深化，但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仍是高校的三大重要职能。随着高校类型的不断分化和完善，不同类型的高校三大职能的发挥就有了不同的侧重点，不同类型的高校发挥职能的方式也有所区别。人才强国是国家战略。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前沿阵地，这一基本职能不会改变。但当下高校人才培养方面存在不少误区与问题，主要表现在：人才培养的教育模式不健全，对学生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化不够；“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还不深入，作为重要教育要素的学习者主体观念不強，学生在某些方面仍是被动的学习者。蔡元培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重视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教育学生抱定求学宗旨。这不仅是顺应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也符合中国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理念，对于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体系，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终身学习能力的人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高校要充分践行“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端正学生学习动机，指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自主、可发展的学习理念，同时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全方位育人。
蔡元培提倡“学术自由”“学术至上”理念，重视学术对于国家兴衰、民族文化发展的功能，注重学问研究对于大学发展的本质意义。但当前学术研究是高校考核教师业绩的重要标准，有些教师是被动地应付学术要求。蔡元培倡导学术至上的大学理念，期望教师能够正确认识教师职业，认识学术研究对教师自身职业生涯发展和教书育人以及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能够出于兴趣热心研究，而不是被动地去完成任务。目前中国大学可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应用型大学等几类，蔡元培的“学术观”对指导中国当前大学建设应具有现实意义。研究型大学自不待说，教学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也需要充分重视学术研究在指导教学和指导应用实践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充分重视基础知识对于学生教育、院校生存的意义。要鼓励而非强迫教师对本职领域或感兴趣的领域进行拓展研究，以便有效指导自身教学和实践。同时，要注重引导学生的学术研究兴趣，有意识地逐步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和素质。
当前高校在积极发挥培养人才和学术研究功能的基础上，依然需要拓展社会服务功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全方位开展服务。高校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生存，人才培养的质量要放在社会上来检验，高校要紧贴社会、紧贴行业，通过服务社会、开展师生行业实践来提高办学水平。
其次，蔡元培的民主管理教育思想对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改革有重要启示作用，有助于高校进一步民主化、专业化、科学化发展。蔡元培历来主张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管理大学也不应是少数人“办理”的。他是中国倡导“教授治校”的第一人，主张大学是“以诸教授为各种办事机关的中心点”，颇为推崇“教授治校”的大学管理模式，推动建立评议会和相应的规章制度，以此来议决校务，通过民主制来推动高校管理的民主化、专业化和科学化进程。这对于当前高校发挥教师在高校民主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完善当前的高校各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等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教授是大学的灵魂”。要尊重教师、尊重学者，要依托教师办好大学，努力发挥教师在高校教学、学术及管理中的作用。要吸纳更多的教授和一线教师进入教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等机构，发挥好教师在高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使之参与校务管理，尤其是在学科发展和建设的高校根本问题上，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的创造热情，以推动高校管理和发展的专业化和科学化。
再次，蔡元培对高校教师的标准要求和选聘的思想与实践有助于当前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工作。蔡元培认为大学教师要“积学而热心”，能够甘守淡泊、不变志趣，具有高深的学问知识。在选聘教师的实践中，蔡元培不唯学历、不唯派别，真正做到了兼容并包、唯才是举。教育发展，教师先行。高校要培养好人才、发展好学校，就要充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工作。一方面，要完善师资选聘工作制度，将选聘好人才作为学校工作的重心，重新审视选聘师资要求，厘定出多元化的、操作性强的师资选聘标准，克服“唯学历论”的选聘弊端。要唯才是举，将应聘者的学识、是否热心教师职业等才学志趣作为重点选聘要求，真正做到兼容并包、不拘一格选聘人才。另一方面，要根据高校自身特色，从多方面拓展师资选聘渠道。比如，与行业实践性强的应用本科院校在选聘某专业实践师资时，可以充分考虑行业翘楚，引进行业人才作为实践导师，从而多渠道选才、全方位育人。
最后，蔡元培改革北大学科的思想与实践对当前高校科学定位自身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蔡元培坚持大学理念，打破高校和学科界限，进行通盘打算，定位北大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理”大学，以此对北大的文、理两科进行全面建设，将商科并入法科，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后又通过设立各门研究所，强化研究学理职能。当前中国高校虽然在办学层次和学科分类上逐步细化、丰富，但同样存在较为严重的贪大求全现象，一味求大，追求学科门类齐全，忽略了特色。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思想与实践告诉我们，彰显高校办学特色、提升办学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并不是需要高校学科门类的广泛，而是依靠学科知识的研究精深。因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今天，高校要发展，就需要有自己的特色，这是一所高校优于其他高校的特质，没有特色就没有优势、没有竞争力。学科建设是建设一流高校的基础，是高校建设的“牛鼻子”，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重中之重。对当前高校来说，既可以进行广博的“治学”，也可以进行精深的“治术”，关键是要找准自身的科学定位，来突出特色和发展学科。研究型大学要突出研究学科特质，加强软硬件建设，立足学科实际，瞄准学科前沿，突出“治学”研究成果；地方高校尤其是应用型地方本科院校，同样需要合理地进行学科定位，突出“治术”发展，找准学校特色，与地方优势相结合，以基础学科为基础，以应用学科为特色，聚焦应用发展，不断推动应用技能创新，以此才能真正实现科学特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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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 玲
摘要：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他的学术至上、育人为本、社会服务的大学观，民主管理、教授治校的管理观，重视师资、广泛延聘的教师观，大学“治学”、科学定位的学科观等高等教育思想和改革实践，不仅在当时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即使在今日对中国高等教育端正高校职能、民主管理高校、重视师资建设和科学特色发展等仍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蔡元培；高等教育思想；当代价值；学术至上；教授治校
中图分类号：G649.29；K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1010806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一份“影响世界历史百人名单”中，有五位中国人入选，依次是孔子、孟子、孙中山、毛泽东和蔡元培。蔡元培之所以能够位列榜单，并非由于他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和作用，而是“以其公认的领袖地位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正如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对蔡元培先生的评价，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很多，但“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1]。
蔡元培（1868—1940），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民主主义革命家、政治家、学者，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大学院院长等职务，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具有卓著贡献。毛泽东也盛赞蔡元培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先生逝世时中共中央的唁电也说“先生……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
一、蔡元培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
蔡元培高等教育思想是受当时社会、政治、文化和其自身教育及实践的综合影响而形成的，具体来看，其影响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东西文化的交流碰撞
蔡元培生于时局动荡的晚清，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经历过科举，中过秀才、举人、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担任翰林院编修；接触学习了西学，倡导新学，曾任职于新式学校，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上海澄衷学堂监督、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等；自费留学德国，就读于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等课程，研究教育原理；从事教育工作以来，又游学欧洲诸国，考察西方教育实况。
蔡元培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其高等教育思想也难脱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他倡导重视教育，劝勉学生要尊重教师，这与中国的尊师重教传统一脉相承；他提出大学要培养硕学闳才、为社会服务，这也是契合中国的“经世致用”传统文化的；他对大学“囊括大典，网络众家”的解释也是基于中国传统儒家经典《礼记·中庸》的语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2]。虽然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中不乏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但他曾办新学、留学德国、考察欧洲教育，其许多重要的高等教育思想及实践思路是直接受到西方文化教育思想影响的。如他所倡导的大学学术至上的观念即直接受到了德国洪堡大学的学术思想影响；他所推崇的大学“教授治校”理念是受其在德国留学时的见闻影响的；他创办学科研究所是仿效德、美两国大学的Seminar办法。
（二）时代变革的社会影响
蔡元培出生于晚清，晚清是“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时代，与其时代众多知识分子一样，蔡元培读书救国的爱国主义情怀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被击得粉碎，民族的耻辱使他无法再安享功名利禄，由此他舍弃翰林而办新学，走上教育救国之路，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留德四年，蔡元培接触到了德国的高等教育思想，并深受德國大学理念的影响。这在其后的高等教育思想与改革实践中都有明显体现。
处此时代，作为高等学府的北京大学也未“幸免于难”。蔡元培后来回忆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时表示，在执掌北大以前，友人劝他不必就职，因为“北大太腐败”，若整顿不好，“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3]658，可见当时的北大现状。这也就有了蔡元培在就职演说时告诫诸学生的“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不为做官、不为致富，也有了后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一系列改革实践，造就了北大之“大”，成为了中国近代最著名高等学府，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可以说，蔡元培成就了北大，北大也成就了蔡元培，北大使得蔡元培的高等教育思想与改革实践展示得淋漓尽致。
（三）高等教育的实践反思
蔡元培的高等教育思想不仅是在其丰厚的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更是在其不断的教育实践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反思中逐步发展并完善的。他曾担任过中国教育会会长、教育总长、大学院院长，从全局的角度审视并反思其时代的教育发展，对高等教育尤其重视，比如他在担任教育总长时曾表示“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3]741；他担任过北京大学、中法大学等校长，将其高等教育思想融于实践，并不断从其高等教育实践中总结反思并升华，丰富其高等教育思想。
如，他在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提出了“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致力于设立研究学术的大学院以及设立评议会、教授会等。在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着力进行大学改制，全面发展了文、理二科，及至后来的废科设系，设立了各科研究所，组织设立了评议会、教授会，并不断完善组织制度等等。这些都是他将其高等教育思想应用到大学改革实践中，并在此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二、蔡元培的高等教育思想
（一）大学观：关于大学的基本职能
1.学术至上
科学研究是在真正大学之源头——中世纪大学就已经确定了的职能。[4]德国教育家洪堡创办柏林大学之后，对大学办学理念作出了革命性改变，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主张，作为留德学者的蔡元培也是深受德国大学理念影响的。[5]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主持制定《大学令》时即指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3]24。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这贯穿蔡元培对大学认识的始终，“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5]74。此后，蔡元培在北大开学时对全校师生的讲话、与友人的教育商榷、《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等多种场合中均表示大学要以学术至上。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始终将教育问题与国家的兴盛、民族的进步、文化的繁荣紧紧相连，视学术研究为民族生存的基础，号召青年要肩负起学术的责任，从学术研究方面开始，挽救民族的垂危局面，恢复民族昔日的荣光。
2.育人为本
对大学来说，培养人才是它的第一职能。蔡元培早就提出大学是培养“硕学闳才”的场所，他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提出教育就应该是为受教育者本体着想的，教育要立于国民的位置。在主政北大期间，蔡元培先生革新北大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改变学生的观念。[6]教育学生在求学时要“抱定宗旨”，不将大学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大学不是养成入仕致富资格和贩卖知识的场所，“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3]75，而要求学生得真学问，致力于将学子培养成为具有高深学问的研究者和改造社会的中坚人物。他十分重视教育对于学生的健全人格养成、对于人之个性培养的作用，并以“养成健全人格，提倡共和精神”[3]275来概括教育培养的功能。
3.服务社会
为社会服务是在大学职能变迁过程中出现的第三职能，也是对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职能的延伸。蔡元培十分重视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他在《教育与社会》杂志社成立会上分析了“改造教育去改造社会”这句话，他认为：一是以学校培养的人才来为社会做事，“大学的目的，要把个个学生都养成有一种服务社会的能力”[3]374；二是强调教师和学生在致力于授课、求学问的同时也要服务于社会。他劝告学生要“砥砺德行”，承担矫正不良风俗、兴盛国家的重任。他对学生服务社会表示欣喜，大学生“不但有研究学术的兴趣，兼且有服务社会的热诚，这也是可喜的事”[3]282。
作为北大的重要改革者，蔡元培身体力行地推进着北大改革和服务社会。蔡元培及其所领导的北京大学进行了诸多服务社会的伟大实践。1918年，北京大学开设了校役夜班，开始为校役讲学，一是为了校役能做好现在所从事之校务，二是以备不时之需，为校役将来社会谋生做准备。他称“北京大学第一步的改变，便是校役夜班之开办”[3]266，认为大学应该是为人人的，全国人都能享受这种受教育的权利才好。此后在1919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平民教育演讲团。1920年，北京大学还开办了平民夜校，人人都可以进去求学。这是大学与在校师生对社会的服务。至于北大以培养的人才服务社会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如著名政治家、革命家罗章龙、高君宇、邓中夏，民国教育家杨振声，等等，都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贡献。
（二）管理观：民主管理，教授治校
蔡元培先生另一个为人所津津乐道的高等教育思想就是其民主管理的教育思想。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京大学就职。不同于历任校长，蔡元培脱下礼帽向等候在门口、恭恭敬敬给他行礼的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这一天对北京大学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蔡元培上任伊始就为北京大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民主风气。这为北京大学的民主管理拉开了帷幕，从此，北京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7]与其“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和教育改革理念一脉相承，蔡元培倡导民主管理的高等教育思想，他是中国倡导“教授治校”的第一人。[8]
“教授治校”的大学管理模式肇端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并在德国的大学得到充分发挥。蔡元培曾对北大校务工作以前都是“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3]241深深感觉不妥。他向学生讲述了他在德国留学的见闻，尤其是德国的教授会管理模式。他对“教授治校”的大学管理模式颇为推崇，認为北大应是“以诸教授为各种办事机关的中心点”[3]281。早在蔡元培主持制定《大学令》时他就提出了大学要设立“评议会”，负责“各学科之设置及废止”、“大学内部规则”的制定、“审查大学院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及其他重大事件，而“评议会”的成员则是由“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若干人组成。他又在各科设立“教授会”，会员为教授，负责审议“学科课程”“学生试验事项”、审查“学生成绩”“论文、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及其他重大事件。[3]其中已初步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思想。当然，《大学令》并未被立即付诸实践。直到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其“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思想才真正得以贯彻。
在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北京大学已经根据《大学令》的规定，设立了评议会。但校务管理的改革步履依旧艰难，学校评议会作为“商决校政最高机关”依旧是个“空架子”，大学自治、教授治校还是个难以付诸实施的口号。1917年1月，蔡元培履职北大校长后，即开始着手进行民主管理的教育体制改革，推行“教授治校”理念。[9]1917年3月，北京大学制定并颁布了《评议会简章》，由校长、各科学长及各科的两名教授代表组成了19人的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的权力机构，议决校务。为了能贯彻“教授治校”理念，让更多的教授参与校务，次年又依据制定的《大学评议会规则》和《学科教授会组织法》，设立了11个学门教授会，为“教授治校”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北大“教授治校”制度得以全面推行并取得成功。此外还建立了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总务处三足鼎立且各司其职的民主高效的大学管理机制。
在蔡元培看来，他所推动的“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模式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如他在因北大学生五四运动“引咎辞职”的《告北大同学诸君》里表示，“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务”[3]223。又如他在后来即将赴欧美考察高等教育前再次表示，北大所成立的评议会、教授会等组织“既然完全成立，我暂时离校，没有什么不放心”[3]282。之后，他赴欧美考察高等教育近九个月，北大运行如初，可以说是这些组织为保障其正常运行发挥了一定作用。他在欧洲演讲中谈到中国现代大学管理时，还津津乐道地介绍北大的“教授治校”制度。
（三）教师观：重视师资，广泛延聘
在蔡元培主政北大期间，包括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杨昌济、李四光、任鸿隽、梁簌溟、徐悲鸿等名师云集北大，国外著名学者如罗素、杜威等也被邀请到北大讲学。有关教师的思想也是蔡元培高等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教师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教师选择的标准及途径等方面。
1.教师作用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和培养硕学闳才的地方，其教师就是发挥研究学问和培养人才功能的人。蔡元培对教师的要求也是“专心致意于功课之讲授及学术之研究”[3]382。蔡元培认为，要对北大进行改良，教师是关键。他在与友人吴敬恒的书信中表示，大学不满人意的一弊在于“学课之凌杂”，而要改变这一现状，则在于“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3]81。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这是蔡元培对大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定位，是其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将延聘学问高深的师资作为改良大学的重要利器，足可见蔡元培对教师的重视。
2.教师标准
蔡元培对一个教师的资格认定具有很高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要“积学而热心”。他在出席万国教育会议时表示：“教育之关系，至为重大，而其生涯，乃至为冷淡”，若要“委身于教育，则必于淡泊宁静之中，独有无穷之兴趣，虽高官厚禄，不与易焉。”[3]4647这首先说教师要有甘守淡泊的高尚人格和能够坐得住“冷板凳”而不变志趣的道德操守，要“愿意委身教育、不肯兼营他事的”[3]282。其次，作为教书育人的教员，要有真学问。蔡元培坚守大学是研究学问的机关，对教员延聘就特别注重他们的“学诣”，要求教员不仅要教给学生做研究的能力，同时还要自己做研究，并且要求他们不断更新知识，“年年用功，传授新学”[3]357。此外，他不仅对专职教员严格要求，而且对讲座教授也是高要求，“讲座教授，如一时不得其人，宁存缺额，不求充数”[3]391。北大所聘请的讲学学者如罗素、杜威则无一不是专业里面具有很高学术造诣的真学问家。
3.广泛延聘
蔡元培广辟途径、学诣为主、延聘师资，真正做到了兼容并包、唯才是举。在他主政北大期间，北大延聘的师资里既有思想解放的李大钊、陈独秀，也有思想守旧的陈汉章、刘师培；既有老师宿儒的辜鸿铭，也有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梁簌溟；既有留学国外、学历高深的胡适，也有学历低微的刘半农、徐悲鸿；等等。同时，蔡元培还积极聘请国外知名学者来校讲学，“除了各种学科必须专门学者而又热心教育的担任外，如有名人讲演的机会，我们也不肯放过”[3]282。他曾邀请美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约翰·杜威、法国著名数学家保罗·班乐卫（Paul Painlevé）等来北京大学讲学。此外，蔡元培注重培养具有潜力的青年学者，以此作为北大的后备师资力量。比如蔡元培赴欧美进行教育考察时的目的之一就是延聘师资，预约热心研究的留学生，留待将来回国聘请。
蔡元培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着力于教师队伍发展，除了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师外，对于现有教师队伍中不称职的本国和外国教员也是坚决予以辞退。如1917年，在解聘克德来、燕瑞博两个英国教员时，蔡元培就顶住了来自外交部、教育部、英国公使及新闻媒体等各方面的压力，这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确实是很需要勇气的。
（四）学科观：大学“治学”，科学定位
蔡元培执掌北大伊始，就开始着力对其进行改革，其中比较重要也很有成效的一部分就是对北大进行学科建设制度改革，科学定位北大优势与特色，使其迅速成为中国最著名高等学府，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
“学”与“术”关系密切而旨趣不同。“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3]139，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是“治学”的，是研究真理的。“文”与“理”是专属“学理”的范畴。因此，蔡元培特别重视文、理两科的建设与发展，提倡大学应主办文、理两科，或“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二者相应，即“学+术”的形式方可得为大学。将北京大学定位为“治学”的高等学府，引导师生研究高深学问，是蔡元培对北大改革的重要理念和实践。早在其执掌北大伊始，蔡元培就已经酝酿并开始了对北大的改革。如1917年5月，在蔡元培关于辞退两名英国教员而复外交总长函中表示，北大议决更改学制，“只办文、理两科，其余各科，均取收缩主义”[3]95。随后，在同友人的书信中、在北大开学的演说上，蔡元培都表达了全面建设属于“学理”范畴的文、理两科的思想与决心。因为，在他看来，大学既然是研究学理的场所，自然应当对作为纯粹学理的文、理两科做无保留的建设。而文、理两科又不能界限分明，他主张要融通文、理两科，否则孤守一门，必然会造成造诣不深、流于空疏。
蔡元培对北大现有的学科进行了通盘打算和合理化的扬弃。在他的努力下，
北大原来文、理、工、法、商五科并立而缺乏重心的局面得到彻底改变：文、理两科得以全面建设，商科并入法科，工科转入北洋大学。北大又通过设立各门研究所，强化研究学理之职能。后来又进一步废除文理法三科界限而设立十四系，融合各类知识面，提升学理科学水平和质量。
三、蔡元培高等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蔡元培的高等教育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极大的进步性，对整个时代的教育变革及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现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即使今天看来，仍然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蔡元培的大学观对端正高校职能、推动高校改革教育理念与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当前高校的职能仍在不断拓展和深化，但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仍是高校的三大重要职能。随着高校类型的不断分化和完善，不同类型的高校三大职能的发挥就有了不同的侧重点，不同类型的高校发挥职能的方式也有所区别。人才强国是国家战略。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前沿阵地，这一基本职能不会改变。但当下高校人才培养方面存在不少误区与问题，主要表现在：人才培养的教育模式不健全，对学生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化不够；“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还不深入，作为重要教育要素的学习者主体观念不強，学生在某些方面仍是被动的学习者。蔡元培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重视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教育学生抱定求学宗旨。这不仅是顺应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也符合中国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理念，对于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体系，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终身学习能力的人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高校要充分践行“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端正学生学习动机，指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自主、可发展的学习理念，同时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全方位育人。
蔡元培提倡“学术自由”“学术至上”理念，重视学术对于国家兴衰、民族文化发展的功能，注重学问研究对于大学发展的本质意义。但当前学术研究是高校考核教师业绩的重要标准，有些教师是被动地应付学术要求。蔡元培倡导学术至上的大学理念，期望教师能够正确认识教师职业，认识学术研究对教师自身职业生涯发展和教书育人以及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能够出于兴趣热心研究，而不是被动地去完成任务。目前中国大学可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应用型大学等几类，蔡元培的“学术观”对指导中国当前大学建设应具有现实意义。研究型大学自不待说，教学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也需要充分重视学术研究在指导教学和指导应用实践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充分重视基础知识对于学生教育、院校生存的意义。要鼓励而非强迫教师对本职领域或感兴趣的领域进行拓展研究，以便有效指导自身教学和实践。同时，要注重引导学生的学术研究兴趣，有意识地逐步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和素质。
当前高校在积极发挥培养人才和学术研究功能的基础上，依然需要拓展社会服务功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全方位开展服务。高校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生存，人才培养的质量要放在社会上来检验，高校要紧贴社会、紧贴行业，通过服务社会、开展师生行业实践来提高办学水平。
其次，蔡元培的民主管理教育思想对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改革有重要启示作用，有助于高校进一步民主化、专业化、科学化发展。蔡元培历来主张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管理大学也不应是少数人“办理”的。他是中国倡导“教授治校”的第一人，主张大学是“以诸教授为各种办事机关的中心点”，颇为推崇“教授治校”的大学管理模式，推动建立评议会和相应的规章制度，以此来议决校务，通过民主制来推动高校管理的民主化、专业化和科学化进程。这对于当前高校发挥教师在高校民主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完善当前的高校各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等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教授是大学的灵魂”。要尊重教师、尊重学者，要依托教师办好大学，努力发挥教师在高校教学、学术及管理中的作用。要吸纳更多的教授和一线教师进入教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等机构，发挥好教师在高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使之参与校务管理，尤其是在学科发展和建设的高校根本问题上，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的创造热情，以推动高校管理和发展的专业化和科学化。
再次，蔡元培对高校教师的标准要求和选聘的思想与实践有助于当前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工作。蔡元培认为大学教师要“积学而热心”，能够甘守淡泊、不变志趣，具有高深的学问知识。在选聘教师的实践中，蔡元培不唯学历、不唯派别，真正做到了兼容并包、唯才是举。教育发展，教师先行。高校要培养好人才、发展好学校，就要充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工作。一方面，要完善师资选聘工作制度，将选聘好人才作为学校工作的重心，重新审视选聘师资要求，厘定出多元化的、操作性强的师资选聘标准，克服“唯学历论”的选聘弊端。要唯才是举，将应聘者的学识、是否热心教师职业等才学志趣作为重点选聘要求，真正做到兼容并包、不拘一格选聘人才。另一方面，要根据高校自身特色，从多方面拓展师资选聘渠道。比如，与行业实践性强的应用本科院校在选聘某专业实践师资时，可以充分考虑行业翘楚，引进行业人才作为实践导师，从而多渠道选才、全方位育人。
最后，蔡元培改革北大学科的思想与实践对当前高校科学定位自身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蔡元培坚持大学理念，打破高校和学科界限，进行通盘打算，定位北大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理”大学，以此对北大的文、理两科进行全面建设，将商科并入法科，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后又通过设立各门研究所，强化研究学理职能。当前中国高校虽然在办学层次和学科分类上逐步细化、丰富，但同样存在较为严重的贪大求全现象，一味求大，追求学科门类齐全，忽略了特色。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思想与实践告诉我们，彰显高校办学特色、提升办学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并不是需要高校学科门类的广泛，而是依靠学科知识的研究精深。因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今天，高校要发展，就需要有自己的特色，这是一所高校优于其他高校的特质，没有特色就没有优势、没有竞争力。学科建设是建设一流高校的基础，是高校建设的“牛鼻子”，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重中之重。对当前高校来说，既可以进行广博的“治学”，也可以进行精深的“治术”，关键是要找准自身的科学定位，来突出特色和发展学科。研究型大学要突出研究学科特质，加强软硬件建设，立足学科实际，瞄准学科前沿，突出“治学”研究成果；地方高校尤其是应用型地方本科院校，同样需要合理地进行学科定位，突出“治术”发展，找准学校特色，与地方优势相结合，以基础学科为基础，以应用学科为特色，聚焦应用发展，不断推动应用技能创新，以此才能真正实现科学特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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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 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