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档案文献视角观照北魏鲜卑贵族消费需求的发展演变
张嘉怡
北魏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统治主体是鲜卑贵族。中国古代王朝的高层政治贵族，在生活用度上有一个规律，往往是初时简朴，后期逐渐奢侈，其间经历了一个由茅茨到桂栋、土阶到玉砌的变化过程。作为北魏政治贵族的主体，北魏鲜卑贵族的消费也存在着这种前后变化，我们从大量的档案文献中可以得到佐证。1 饮食消费
酒。“饮食”二字，“饮”字在前，古人最重要的饮品，无疑就是酒。北魏鲜卑贵族中亦不乏好饮者，《魏书》《北史》中俱有多处关于宴饮的记载，也有不少鲜卑贵族饮酒误事的事例。宗室子弟元寿兴，在任中庶子时，因公事杖责了医官王显，后王显得宠，升任御史中尉，他趁宣武帝元恪醉酒时进言，“奏寿兴在家每有怨言，诽谤朝廷”，并“因帝极饮无所觉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寿兴赐死”。元寿兴是宗室子弟，又任显官，竟因宣武帝的一次醉酒，就糊里糊涂地丧命了。《洛阳伽蓝记》中记有北魏后期的一种酒：“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晞，以甖贮酒，暴于日中，经一旬，其酒味不动。饮之香美，醉而经月不醒。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名‘骑驴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鸿宾赍酒之藩路逢贼盗，饮之即醉，皆被擒获，因此复名‘擒奸酒。”可以看出，这种酿制极其考究和精细的“骑驴酒”在“京师朝贵”中是很受欢迎的，从《洛阳伽蓝记》记载看，鲜卑贵族尤其是宗室贵族正是北魏“京师朝贵”的主体，所以这种酒应该是为鲜卑贵族们所喜爱的。
膳食。北魏前期，皇室“纳其方供以充食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牣膳府”。收集各方供物、猎取鸟兽充实膳府，食材来源相当广泛，且不乏猎取的鸟兽之类。太武帝拓跋焘就征伐蠕蠕与赫连的先后顺序问计于群臣时，出身鲜卑贵族的长孙嵩力谏先伐蠕蠕，他认为：“蠕蠕世为边害，宜先讨大橝（蠕蠕可汗）。及则收其畜产，足以富国;不及则校猎阴山，多杀禽兽，皮肉筋角，以充军实，亦愈于破一小国。”长孙嵩以收取畜产，猎捕禽兽，得到“皮肉筋角”作为应先征伐蠕蠕的理由，虽然他的意见没有被太武帝采纳，这段论述却表现出了禽兽畜产在鲜卑贵族眼中的重要性。太武帝时期鲜卑贵族仍保持以兽皮为衣，其肉为食的习惯。崔浩在灾荒时向明元帝的进言也可为证，“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乳酪、采果，依然是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
同时，北魏早期鲜卑贵族在固守原来饮食习惯的同时，也开始接受汉族饮食。太武帝时期南朝降臣毛修之的经历恰可说明，“修之能为南人饮食，手自煎调，多所适意。世宗亲待之，进太官尚书，赐爵南郡公，加冠军将军，常在太官主进御膳”。從这条史料我们可以读出两点信息，第一，太武帝拓跋焘喜爱江南饮食，所以被史书评为“晚有诚效”的降臣毛修之，才能在早期没有什么功绩的情况下凭借做一手南方饮食得到拓跋焘的宠信;第二，在拓跋焘时期，北魏宫中没有或缺乏善于烹调南方饮食的御厨，以至于拓跋焘要吃到地道的南方饮食，还要降臣毛修之来做，可见北魏前期南方饮食已得到一些北魏鲜卑贵族的青睐，但并不盛行。
北魏前期，鲜卑贵族饮食一般比较简朴，皇帝重臣“食无二味”“食不兼味”的记述屡见于史籍。到了北魏后期，鲜卑贵族对美味珍馐的追求可说达到了极致。以高阳王元雍为例，元雍“嗜口味，厚自奉养。一食必以数万钱为限。海陆珍馐，方丈于前”。身为外戚且同样“富倾天下”的陈留侯李崇都不得不感叹道“高阳一食，敌我千日”，足见元雍饮食之奢侈。2 服饰消费
北魏前期，“太祖留心黄老，欲以纯风化俗，虽乘舆服御，皆去雕饰，咸尚质检，而素延奢侈过度，太祖深衔之”。道武帝拓跋珪信奉黄老，崇尚节俭，在服饰方面以俭素为主。上行下效，这一时期，北魏群臣也多崇俭素，“时群臣皆敦尚恭俭”，与北魏最高统治者关系紧密的鲜卑贵族们更是如此。《北史·魏本纪》：“（太武帝）性情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无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无兼采。……每以财者，军国之本，无所轻费。”太武帝和他的妃嫔们都是“衣无兼采”，穿着十分朴素。
北魏早期鲜卑贵族的这种简朴作风在上层一直持续到孝文帝时期，孝文帝元宏本人“性俭素，常服干濯之衣”，在服饰上依然延续先代简朴之风。但在鲜卑贵族群体中，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时的鲜卑贵族在服饰上与前期有很大不同，追求奢衣华服的风气开始盛行起来。到北魏后期，鲜卑贵族曾经普遍喜爱的穿皮质衣服，成了一种折辱降臣的手段，怀荒镇将元景，遭遇镇民反叛时，被叛乱者“执缚景及其妻，拘守别室，皆去其衣服，令景着皮裘，妻着榖绛袄。其被毁辱如此”。穿皮质衣服成了贬损身份，折辱于人的一种方式。前期的鲜卑贵族自北魏皇帝起，皆多着素服，而到了中后期，鲜衣艳服成了新的追求。孝文帝曾“以绫绢布百匹及南伐所俘赐王公以下”，南方的布料服饰在北魏鲜卑贵族中已有传播。灵太后时期，把持朝政的宗室大臣元叉，就曾给时任东凉州刺史的尉聿送去两千匹白绫，要尉聿帮他把布料染成绯色，遭到了以性情耿介，不阿权贵闻名的尉聿的拒绝，元叉竟因此“讽御史劾之”。这件事见于《魏书·尉聿传》中，“凉州绯色，天下之最，叉送白绫二千匹，令聿染，拒之不许”。可见，此时的鲜卑贵族对布料着色很是讲究，元叉为了得到凉州上好的绯色染成的布料，公然命令一州刺史尉聿帮他染布，遭到拒绝后又愤而令御史弹劾尉聿，鲜卑贵族对服装色彩的追逐由此可见一斑。3 娱乐消费
北魏前期鲜卑贵族从最上层的皇帝至普通贵族，都忙于四处征伐，开疆拓土，贵族子弟常常少年时期就奔赴沙场，从事娱乐活动的机会比较少，所以北魏前期，鲜卑贵族的娱乐活动种类单一，以渔猎为主，还有蓄养野兽之类。
到北魏中后期，皇帝的出行活动就以“亲耕”“问人疾苦”为主了。早在太武帝时期，一些供贵族娱乐的猎场已经被解禁，允许开垦。孝文帝时期，关外的诸多苑囿被取消，“诏关外苑囿，听人樵采”“以苑牧地赐代迁人无田者”“罢山北苑，以其地赐贫人”。孝文帝还取消了很多禽兽之贡，“罢诸州禽兽之贡”“诏禁畜鹰鹞”“幸兽圈。诏曰：武狼猛暴，食肉残生，从今毋复补供”“诸鸷鸟伤生之类，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为太皇太后经始灵塔。于是罢鹰师曹，以其地为报德佛寺”。在孝文帝的身体力行和严厉禁令下，鲜卑贵族们以往的大型狩猎、蓄养鸟兽的娱乐活动得到了极大限制。但娱乐活动对于贵族子弟是不可或缺的，于是新的娱乐活动开始发展起来。这些活动多种多样、内容丰富、融合了汉族与鲜卑族的特色，有斗鸡走马，“（长孙）稚少清侠，斗鸡走马，力争杀人”;有宴饮声乐，“余自以非次而立，厚赏群下，取悦于众。为长夜之饮，声乐不绝，旬月之间帑藏空罄。尤好戈猎”;有角戏竞技，“羽林马僧相善角觝戏，掷戟与百尺树齐等。虎贲张车渠，掷刀出楼一丈。帝亦观戏在楼，恒令二人对为角戏”;还有诗酒唱和，“或置酒林泉，题诗花圃，折藕浮瓜，以为兴适”等等。
4 宗教消费
早期鲜卑民族“作为游牧民族，更多地依仗自然的赐予。它比中原汉族有着更多的宗教色彩”。北魏初期，道武帝拓跋珪“好黄老，颇览佛经”，在道教方面，他专设“炼药之官”，炼制丹药;佛教方面，因“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到天兴元年（398年），才“于京师建饰容范，修整宫舍，另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并于当年“始作五级浮图，耆者崛山及须弥山殿”。明元帝拓跋嗣崇信佛教，他即位以后，在“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佛教迅速发展。到太武帝灭佛时，很多王公贵族都蓄养了大量佛教信徒，所以太武帝在诏令中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私养沙门、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经太武帝大规模灭佛行动，佛教发展出现短暂停滞，贵族们蓄养僧侣的风气也得到遏制，但之后不久便又蓬勃发展起来。
北魏中后期以后，当政者大多崇信佛教，鲜卑贵族们也是如此，他们大肆兴建佛寺、开凿石窟、蓄养僧众、举办佛会，在宗教信仰上的花费愈演愈烈，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到北魏灭亡之时，洛阳城中“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并不输“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盛况。洛阳城中的这些佛寺，大部分都是由北魏鲜卑贵族兴建的，这些寺院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大多雕梁画栋，极尽奢华，最著名者当数灵太后兴建的永宁寺。永宁寺中有一个巨大的“九层浮图”，《洛阳伽蓝记》中描写这尊巨型佛像：“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这样的建筑形制和建材用料，其耗费之大可想而知。洛阳城内，鲜卑贵族们兴建的这样奢华的寺庙远不止永宁寺一所，他们在宗教上的花费，仅营建佛寺一项就如此惊人，遑论其它。陈留王元景皓甚至“舍半宅安置佛徒，演唱大乘数部。……诸方技术之士，莫不归附”。北魏后期，鲜卑贵族对佛教的痴迷程度和花费之大，古今罕见。
总的看来，北魏鲜卑贵族的消费需求表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即由立国初年的“礼俗淳朴”，到中期的“贵族豪门，崇习奢侈”，再到后期的极尽奢华，不输石崇，整体是由俭入奢，以孝文帝时期为转折点，呈现出前俭后奢的态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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