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建构与观念博弈
张慎
摘要：1985年后，刘再复的“文学的主体性”理论承继1980年代前期的人道主义、异化观念，系统建构了以人为中心的文学理论研究体系。而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的传播，又使李劫等青年批评家表现出与刘再复不同的“人学”视野，提出了“文学是人学新论”，与刘再复的古典人道主义立场形成了分歧。与此同时，1980年代前期人道主义论争中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也延续下来，演化为陈涌等人对刘再复的理论批判。而这一时期渐渐萌蘖的后现代主义观念所宣布的“人的死亡”，则对“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建构造成了新的解构。
关键词：文学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现代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IO-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3-0075-07
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提出“创作自由”“评论自由”之后，1980年代的文化发展空间再次得到改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开始获得多样化、多元化的发展局面。更重要的是，尽管在1987年春夏出现过新的曲折，但是从1984年底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祝词”、1988年的第五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祝词”到1989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都强调要避免用行政命令、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理学术矛盾和争端，体现了中共中央进一步调整文艺管理方式的积极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文艺政策之下，曾在1980年代前期《苦恋》事件、人道主义讨论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干预，在此期的理论探索与观念博弈中开始真正隐退，学术论争逐步回归到观念博弈的范畴之内。在1984年曾经一度“终结”的人道主义价值建构，开始再次获得探讨的空间。这不仅表现在王若水就人道主义问题与胡乔木商榷的文章重新获得了发表和出版的机会，而且刘再复、李劼等文艺理论批评家依据各自不同的“人学”视野，开始在文学领域内确立人的价值、探寻人的自我。作为“未完成的预案”的“人道主义”价值论建构，开始在文学理论中重新开始。
而这一时期围绕“文学是人学”理论探索的观念博弈，也不仅有1980年前期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歧的延续，而且在“人学”的认识上，刘再复的“古典人道主义”与李劫等人的现代人本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在1987年开始萌蘖的后现代主义文论所宣布的“人的消亡”，更是成为“人”的价值建构的新的解构力量。
一、刘再复“主体论”与人道主义、异化观念
从1984年发表《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将人物塑造问题从社会学的“环境决定论”转向人物性格的“内在”复杂性的探讨，到提出“文学研究应当以人为思维中心”，再到系统建构“文学的主体性”命题，刘再复主要是在古典人道主義“人学”价值论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文艺理论体系建构。在他的“主体性”论述中，尽管一再强调尊重人的个性和“精神主体”的多样化、丰富性，但从他对人的“主体性”及“人性”的乐观理解、对“超我”的强调和对“本我”的无视、将基督教的博爱确立为实现主体价值的最高境界来看，他依旧是从“类”的角度论述人的主体性问题，属于古典人道主义的范畴。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对人的这种“类本质”的质疑、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对人的本能及个体自我建构的探求，显然没有进入刘再复的价值论视野。
这一方面与刘再复的知识结构有关。在主体性问题上，刘再复尽管由李泽厚的强调主体的社会历史文化前提偏移向了关注和强调“精神主体”，但李泽厚对康德主体性的阐释，依旧是刘再复的重要理论基础。而刘再复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的文学阅读结构，也决定了他对人、人性的认识更多地集中在早期人文主义价值立场上。另一方面，更与刘再复明确的学术针对性、强烈的现实关切密切相关。刘再复的“主体性”文论是对“我国的文学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普遍地发生主体性失落的现象”的反拨。过去的机械反映论，片面强调社会性、阶级性对人物“典型”塑造的决定作用，人物成为没有自身性格、个性和内在丰富性的标本：片面强调客体生活对作家创作的决定作用，忽视了作家在认识、把握客体世界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而在作者“镜子”式地反映生活的同时，读者和批评家对作品的接受和鉴赏也被认为是“镜子”式地被动接受教育和训诫，缺乏对接受主体复杂性的认识。刘再复正是试图通过对人物主体、作家主体、读者（包括批评家）主体的讨论，来探讨“文学主体性的回归、肯定和实现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刘再复的文论还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他强调文学活动中人的价值、人的主体地位，以“文学的主体性”批判“物体主义”和“神本主义”的学术努力，也是意在于时代文化观念中确立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尺度；他积极肯定文艺研究中“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去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给人以主体性的地位”的重要转折，也是意在推动时代现实中的这种价值转型。他文论所针对的是20世纪50-70年代出现的“把人看作物，看作政治或经济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等人的价值、尊严失落的历史状况。面对这样的历史现实，首先亟待完成的是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尊严的历史任务，而不是引入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对人进行批判性反思。因而，在1986年召开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李劫、刘晓波、邹平等具有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理论视野的青年批评家对刘再复的古典人道主义观念提出批评之后，刘再复反驳道：那种认为“尊重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内容已经过时了”的观点是不了解文化需求的时代落差。
然而，恰恰是在如何处理“文学”与“人学”的关系问题上，刘再复常常陷入将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性格、精神问题与文学世界中人物的性格、精神问题混为一谈的误区。事实上，“作为历史形态实在的人与作为艺术形态虚构的人”有着重要的差异，文学人物无论如何也只是作家的审美创造的产物，不能与现实的人简单地等同。而刘再复一方面以现实中的人学、心理学来论述文学中虚构的人物，另一方面，又试图以文学的主体性来张扬现实生活中人的价值与人格尊严。之所以出现这种逻辑问题，与刘再复试图以文学（美学）问题来回应时代社会亟需的“人学”建构问题的强烈使命意识有关。也即是说，在谈论“文学的主体性”问题时，刘再复念兹在兹的是现实生活中人的主体性问题，甚至可以说现实生活中人的主体性问题，才是刘再复建构“以人为中心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内在动因。这就使他的论述往往将文学问题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忽视了审美世界中的“人”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种种差异。
除了古典人道主义“人学”价值论之外，在1980年代前期曾受到批判的“异化”观念也再次回到刘再复的理论中来。他不仅用“人一非人（异化）一人的复归”的历史图式分析社会历史，认为社会历史“经历了‘人的否定这一曲折的痛苦的历程，最后又回到人自身”，而且刘再复将“异化”观念与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功利观念相结合，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由于受制于各种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束缚，因此，往往自我得不到实现，自己不能占有自己的本质，自身变成非自身”。而人在审美过程中，则“从现实世界的各种束缚中超越出来，并以全面、完整的人的资格重新审视现实”。文学（审美）在刘再复这里便成为“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使不自由、不全面的、不自觉的人复归为自由的全面的、自觉的人”的“人性复归的过程”。文学审美因其“超越性”，便成为人类反抗现实“异化”而实现人性复归的领域。刘再复也正是由此，将作为审美活动的文学与现实生活的“人学”关联了起来。
二、对“主体论”的批判
正是由于刘再复“文学的主体性”理论接续了曾一度中断的人道主义、异化观念，将其引入到文艺理论研究中，建构了一套从人物塑造、作家创作、读者接受到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等领域全面张扬人的主体地位的文艺理论体系，对既有的文艺理论观念形成了挑战，因而，文章一经发表，便出现了不同意见的讨论。
在讨论中，如何看待刘再复的“主体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成为争论的焦点。早在1986年2月18日和3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的讨论中，就有论者提出了“强调文学主体性，会不會导致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问题，并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可以‘离经但不‘叛道”。《红旗》杂志发表的陈涌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一文，也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认为包括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在内的文论探索，是用“‘新观念、‘新方法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传统方法”，“不是枝节问题，也不只是个别理论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命运的问题”。陈涌的文章引来了王春元、林兴宅、程麻、杨春时、白烨等一批学者的商榷，同时，程代熙、侯敏泽、郑伯依、陆梅林、陈粲等人也先后著文声援陈涌，俨然形成了“两军对垒”的阵势。由于觉得“陈涌的文章受到围攻”，《红旗》杂志还一连三次给姚雪垠写信，“请姚雪垠‘出山参加与刘再复的论争”。姚雪垠先后发表了两篇长文，为其后的“姚刘之争”埋下了伏笔。
围绕“主体论”的“两军对垒”，体现出双方在反映论/主体论、外部规律/内部规律、传统/西化、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一元论/多元论等诸多方面的观念分歧。陈涌“阵营”批判刘再复的重心，主要是认为刘再复的探索悖离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主体性”理论否定了人的“历史性”“社会性”，走向了唯心主义和人本主义。针对刘再复将人道主义引入文论体系的做法，批判者力图将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区别开来，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用人本主义“补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了批判。这种论述，显然是前期批判“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观点的延续。不同的是，在1980年代前期，理论探索只能在马克思主义“一元论”前提下进行，因而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等策略性的提法。而1985年后，文学批评空间的改善为文化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因此，出现了“多元化”的提法，并产生了“多元化”与“多样化”的分歧与博弈。
陈涌“阵营”都坚守反映论文学观，认定“文艺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是“文学艺术的最高层次的本质、规律”。认为“文学观念的更新，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或者说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更新，才可能有正确的方向”。他们依旧坚守文化发展上的“资/社”之别，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艺术事业，必须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向前发展”，反对将马克思主义“降低”为“多元”中的“一元”。在他们看来，文艺的发展不应是“多元”的，而应该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论”基础上的“多样化”。因而，面对1985年以来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探索中出现的“多元”探索趋势，他们都表现出强烈的“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姿态。
三、现代人本主义观念对“主体论”的挑战
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面临的另一挑战，则来自于具有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理论视野的青年论者的冲击。
早在1980年代前期，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对“人”的反思性认识，主要是以一种“民间”“地下”的思想形态而存在着。《今天》等“地下”文学刊物以及1980年前后的大学生刊物上，许多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文学创作就表现出西方现代哲学中个体自我失落与寻找的主题。其后，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也在大学生群体和青年作家群体中得到了广泛传播。1985年后，现代主义文学获得了存在的空间，现代主义文学背后所潜含的西方现代哲学观念开始获得探讨的空间。理论界开始认识到现代派与传统艺术的区别：“从根本上说并不在它们的形式特征或某些特殊创作技巧：而是在这种艺术的文化、哲学精神和价值取向。”之前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取其形式，弃其内容”的“剥离”式接受被认为是“本末倒置”，而受到了反思和批判。而用西方现代哲学观念来审视1980年代的“现代派”创作，便发现其并“没有西方的哲学基础”，并不“真正具有现代素质”，于是出现了“伪现代派”的提法与论争。西方现代哲学及其人本主义思想开始进入青年理论批评家的视野，而成为其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的理论资源，从而与刘再复的古典人道主义价值立场形成了摩擦与冲突。
在1986年召开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当刘再复呼吁高举人道主义旗帜之时，李劫便表示对刘再复的“古典人道主义”价值立场有所保留，只是在“面对人道主义和非人道主义的交战”之时，“不愿意踩人道主义一脚”，“宁可封存自己与刘再复不相同的人道主义立场，以此表示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和支持”。而刘晓波则在会上做了题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的发言，在对传统的激烈批判中提出了他的非理性文学观，表现出与刘再复对“人”的不同认识。邹平、魏威等人也在会上指出“人道主义毕竟是十九世纪的思想武器，面临二十世纪所遇到的问题，它毕竟是软弱的”。
其后，李劼在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以及现代主义文学的观念基础上确立“文学是人学”观念，系统地提出了“文学是人学新论”。在他看来“相对于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精神，文学在二十世纪获得了更为深广的人性内容。它不再是对人的一味赞美而是对人的陷入的非人化处境的揭示和抗争，不再仅仅停留在对人的形象性描绘上而趋向了对人的意象性呈现，也不再仅仅把人当作一幅社会历史图景而深入到了人的下意识心理以及与之相应的集体无意识世界”。人不再是英雄神明和万物灵长，而是实实在在的个体自我。在刘再复论述中具有博爱胸怀、强烈使命意识的人，在李劫这里，一变而为面对“自我生存”的个体的人。刘晓波则提出了非理性文学观，强调“感性、非理性、本能、肉”等对传统文化的挑战意义，并在对李泽厚“积淀说”的批判中，强调了现代人本主义的“个人本位意识”，张扬“现象、感性、个别、具体”对于“本质、理性、一般、抽象”的重要性，批判了理性对“感性生命”的主宰。“人”在刘晓波这里不再是“类”的象征物，而是感性的、具有非理性特征的个体生命。
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下，一些学者认为面对现实世界出现的新变化，刘再复的古典人道主义价值立场已经“无能为力”，提出了超越刘再复的观点。陈燕谷、靳大成也指出刘再复文化观念的哲学基础依旧是古典人道主义，认为他没有正视现代人本主义对人的主体性的反思与抗议，依旧“对人的力量抱有一种绝对的信心，对人的主体性从道德上给予完全肯定的评价”，仍旧在“‘以神或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人是手段还是‘人是目的”这样的二元对立中认识主体性问题。
应该看到，在1980年代引入现代人本主义对人的有限性、非理性层面的认识，引入存在主义对主体自我选择、自我建构的探討，无疑具有推动“人学”走向深入的意义。然而，在当时，确立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还是有待完成的艰难任务，将人视为“手段”和“物本主义”的观念依旧是强大的存在，古典人道主义依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还有待确立的中国，过早地依恃现代人本主义价值论宣布“古典人道主义”已经过时，并对其进行批判，是得不偿失的。因而，刘再复、王晓明、程文超等人都指出，那种认为“尊重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内容已经过时了”的观念是不了解文化需求的时代落差。
事实上，不论是李劫的“文学是人学新论”。还是刘晓波激进的感性张扬，尽管他们在“人”的认识上体现出了现代人本主义色彩，但都延续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在李劫看来，文学是人抗拒异化、向“自我递归”的领域。而在刘晓波这里，审美同样是人“超越”客观法则、理性教条、功利欲求、社会压力、自身局限的领域与活动。因而，在对文学（审美）与人学关系的理解上，李劫与刘晓波都继承并发扬了李泽厚、高尔泰、刘再复那种强调文学审美的“超越性”、将其视为人性复归的领域的观点。从这一层面来看，李劫、刘晓波与刘再复相似，都意在通过对“文学与人学”的阐释和对传统的批判，推动人的解放，确立人的自由。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正在这些论者努力以不同的方式深化对人的认识、推动人的解放、确立人的价值之时，此时萌生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却已经开始宣布“人的消亡”了。
四、后现代主义批评的萌芽对“人学”的解构
如果说现代主义文学及现代人本主义哲学，通过揭示世界的荒诞、人的存在的荒谬、个体自我丧失的焦虑，对古典人道主义的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以及乐观的人的观念形成了挑战的同时，还未丧失对个体自我的寻找，体现出强烈的个体自我意识的话，那么在后现代主义这里，不仅深度被“消解”、历史感消失、意义的追寻化为符号的“游戏”，而且人的主体性也被视为神话而宣判“死亡”，从而对古典人道主义、现代人本主义形成了双重的挑战。
早在1980年代初期，李幼蒸、袁可嘉、董鼎山、张隆溪等人便发表了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译介文章。不过“后现代主义”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关注。1985年9月-12月杰姆逊应邀到北京大学开设当代西方文化理论课，其演讲由唐小兵翻译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杰姆逊在深圳大学的讲稿也以《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为题发表。此外，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徐崇温《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出版，陆扬、王宁、唐小兵、吴晓东、赵一凡等诸多学者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译介与评述文章的发表，致使后现代主义开始获得关注，并出现了以后现代主义理论来论说文学新潮的文学批评。
1985年后中国社会文化的世俗化、商业化走向，以及文学领域先锋文学、纪实文学、通俗文学、报告文学潮流的涌现，也为后现代主义论者提供了论说的对象。许多论者以后现代主义理论观照1985年以来出现的文学新潮，出现了对后现代主义征兆的不同概括。有论者从方方的《风景》、刘恒《狗日的粮食》、第三代诗潮中发掘了后现代主义因素，还有论者将罗中立的《父亲》，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阿城的《棋王》视为后现代主义艺术。12。]王宁认为刘索拉、徐星的小说便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化因子。而陈晓明则不同意将刘索拉、徐星归入后现代主义，认为应当以1987年马原的出现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标志。也正是在对马原、洪峰、残雪、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人受法国“新小说”影响的先锋小说的批评实践中，后现代主义文论开始萌蘖。
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传播中，一些论者开始接受“后现代主义”观念。1988年，陈晓明将后现代主义“告别实在世界”“消解主体”“秩序的崩溃”“时空错位”“真理失踪”“整体破裂”“永恒消遁”“悖论命题”“美的破灭”等视为“我们在现代精神的边缘做出的抉择”。张颐武也在北京大学当代文学研究生的讨论课上，多次提出“人的消亡”、“人的破碎感”，认为“现在的文学潮流是表现从人的确立到人的死亡的主题”，走向了意义的游戏。
不论是刘再复的古典人道主义价值立场，还是李劫、刘晓波等人具有现代人本主义色彩的个体自我寻求，其共同的趋向是都延续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都试图通过文学、审美来确立、寻回人的主体自我。然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主体的“人”已经“死亡”。因而，当刘再复呼吁作家、人物、读者的主体性之时，当李劫、刘晓波还将审美视为“个体自我”的实现方式之时，张颐武则在对实验小说的评论中宣告作家主体、人物主体“确定性”的消失。在他看来“几年前，我们的文学曾为‘人的价值和尊严，为人的‘主体性千呼万唤。我们曾为了捍卫这些概念而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而实验小说对这些概念提出了强烈的质问，“这些问题的出现，表现出寻找自我，呼唤自我的激情进发的时代已经过去”，“五四”时期的那些时代命题也已经“受到威胁或颠覆”，“五四”精神已经“死亡”。
这种从“后现代主义”立场对“人学”的解构，一经出现便引起了争论。在北京大学当代文学研究生的讨论课上，程文超便多次针对张颐武的观点强调“我们今天确实需要马原那样的东西，来促使人们从本质上进一步认识‘人。但是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体现人道主义、人的主体性的东西。因为现在许多人还无法与马原产生共鸣。甚至许多人还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是一个人”。“刘再复的人道主义主潮论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潮，可对我们仍有用……”而李书磊也指出西方后现代主义观念引入中国之后已经发生了“变异”，在他看来，“那些放弃英雄主义，放弃社会责任的形象，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反抗性。……他们与五四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要实现自我，只是自我的内容不一样而已”。事实上，一些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论者，也的确“无意于颠覆一切：他们的颠覆有着针对性”，他们在意义消解的同时追寻着意义，在解构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建构，甚至其解构本身也都具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
然而，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消解、对意义追求的摒弃，都是对1980年代文学批评“人学”追求造成了解构。其对“意义”“深度”的放逐，也是对文学批评价值论维度的自觉放弃。而这无疑将1980年代文学批评的转型，导向了价值维度的迷失。
五、“文学是人学”的意义与影响
众所周知，从1979年开始，文学界开始在历史反思中呼唤人情人性，重新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思想理论界则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异化”等概念，展开了人道主義大讨论。文学理论界与思想界试图通过这些努力，重建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念体系；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开始突破单一的认识论视域而走向多元格局：主体论思想开始在文艺理论中萌蘖。然而，由于1980年代前期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以及人道主义在20世纪中西方的历史遭遇等原因，当时的讨论一方面只能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而展开，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其“人”的观念、人性理解的限度和对个人主义价值尺度的歧视。文论中对“文学是人学”的强调，也主要是为了论证表现文学人物形象情感、欲望的合法性；许多批评家沿袭过去的批评观念，将“文学是人学”的问题仅仅理解为“典型形象”的塑造问题。无论是对“人学”的理解，还是对“文学与人学”关系的认识，都存在着诸多局限。
1985年后围绕“文学是人学”文论的建构，是对此前因时代原因而一度“终结”的文学人道主义观念的继续和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探讨不仅确立了“人”在文学创作中的中心地位，而且在“人学”的理解以及“文学与人学”关系的认识上，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既有的马克思主义“人学”观念、刘再复的古典人道主义、李劫等青年批评家的现代人本主义、张颐武等人的后现代主义对“人之死”的宣判等价值观念的并存，客观上丰富了对“人”的理解，更新了“人学”的内涵。同时，基于这些不同的“人学”视野，形成了对“文学与人学”关系的多元认识：人是文学的主体，文学是实现人主体自由的重要领域：人是文学的本体，文学是追寻人的本体自由的“诗意栖居”之地：在后工业时代的工具理性、权力制度“异化”下，人完全丧失了主体性，呈现为碎片化、物化的形态，人与其创造物文学之间也丧失了主客体关系……。文论中对“人”的多元认识，特别是现代人本主义对人性中幽暗部分的关注，促使文学重新思考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开始正视人物的非理性情绪、潜意识等层面，更新了对“个性”“性格”“典型”等既有文学概念的理解。后现代主义对人的“异化”“符号化”现象的关注，也促使文学注意到人在现代社会中主体性丧失的现象。余华等人的先锋小说，恰恰是通过人物形象的符号化、命运的被动性揭示了这种主体性失落的情况——当然，这种揭示并不完全是后现代主义式的“放逐意义”“消解深度”的结果，而是与一代人的“文革”遭遇、历史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
1990年代以来，这些对“人学”“文学是人学”的不同理解延续下来，并与中国社会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织的格局形成了复杂的对应关系。对于中国的前现代社会现象而言，古典人道主义的人学观对人的理性、自由的重视，对人的主体地位、人的独立性、人的尊严的推重，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蒙价值，依旧是许多坚守启蒙立场的批评家的重要价值尺度。对于在不健全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人的本能欲望日趋泛滥的现象，现代人本主义人学观对人性中的非理性、欲望等幽暗部分的凝视与省思，同样具有重要的揭示、批判意义。许多作家、批评家还从私人欲望的角度反思历史，揭示了历史灾难中欲望与权力共谋的复杂根源。同样，在消费主义盛行而公共情怀缺失、大众文化盛嚣尘上而理性的精英文化惨遭冷落、“娱乐至死”而精神空虚的当下，后现代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已然死亡的宣告，在某种程度上同样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然而，遗憾的是，1990年代中国的一些后现代主义文论，不是与文化民族主义媾和，就是为消费主义张目，丢掉了福柯所强调的“批判精神”。
更重要的是，随着19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阵营的分裂，这种种不同价值立场之间常常发生新的博弈和交锋，围绕“人文精神”“后现代主义文论”“中华性”等论题发生了激烈的讨论。知识分子的“左”“右”之争也影响了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自由主义者“原子式的自由个体”观念受到了质疑。一些论者以福柯知识谱系学、阿尔都塞的主体性理论为工具，反思了1980年代文论所建构的“个人”“主体性”观念，认为那是超越了具体历史、社会的“先验的主体”：新左翼文论中重新用“阶级”概念批判了1980年代文论确立的人学立场，认为当时是以“个人”观念消泯了民众特别是工人、农民的阶级意识……
然而，尽管围绕“文学是人学”观念的博弈一直延续至今，并且遭遇到了新的挑战，但是，在这样一个欲望膨胀、“娱乐至死”的时代，重提“文学是人学”命题，强化文学、文论中的人文精神，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而且有着强烈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
责任编辑：夏畅兰
摘要：1985年后，刘再复的“文学的主体性”理论承继1980年代前期的人道主义、异化观念，系统建构了以人为中心的文学理论研究体系。而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的传播，又使李劫等青年批评家表现出与刘再复不同的“人学”视野，提出了“文学是人学新论”，与刘再复的古典人道主义立场形成了分歧。与此同时，1980年代前期人道主义论争中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也延续下来，演化为陈涌等人对刘再复的理论批判。而这一时期渐渐萌蘖的后现代主义观念所宣布的“人的死亡”，则对“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建构造成了新的解构。
关键词：文学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现代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IO-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3-0075-07
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提出“创作自由”“评论自由”之后，1980年代的文化发展空间再次得到改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开始获得多样化、多元化的发展局面。更重要的是，尽管在1987年春夏出现过新的曲折，但是从1984年底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祝词”、1988年的第五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祝词”到1989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都强调要避免用行政命令、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理学术矛盾和争端，体现了中共中央进一步调整文艺管理方式的积极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文艺政策之下，曾在1980年代前期《苦恋》事件、人道主义讨论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干预，在此期的理论探索与观念博弈中开始真正隐退，学术论争逐步回归到观念博弈的范畴之内。在1984年曾经一度“终结”的人道主义价值建构，开始再次获得探讨的空间。这不仅表现在王若水就人道主义问题与胡乔木商榷的文章重新获得了发表和出版的机会，而且刘再复、李劼等文艺理论批评家依据各自不同的“人学”视野，开始在文学领域内确立人的价值、探寻人的自我。作为“未完成的预案”的“人道主义”价值论建构，开始在文学理论中重新开始。
而这一时期围绕“文学是人学”理论探索的观念博弈，也不仅有1980年前期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歧的延续，而且在“人学”的认识上，刘再复的“古典人道主义”与李劫等人的现代人本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在1987年开始萌蘖的后现代主义文论所宣布的“人的消亡”，更是成为“人”的价值建构的新的解构力量。
一、刘再复“主体论”与人道主义、异化观念
从1984年发表《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将人物塑造问题从社会学的“环境决定论”转向人物性格的“内在”复杂性的探讨，到提出“文学研究应当以人为思维中心”，再到系统建构“文学的主体性”命题，刘再复主要是在古典人道主義“人学”价值论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文艺理论体系建构。在他的“主体性”论述中，尽管一再强调尊重人的个性和“精神主体”的多样化、丰富性，但从他对人的“主体性”及“人性”的乐观理解、对“超我”的强调和对“本我”的无视、将基督教的博爱确立为实现主体价值的最高境界来看，他依旧是从“类”的角度论述人的主体性问题，属于古典人道主义的范畴。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对人的这种“类本质”的质疑、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对人的本能及个体自我建构的探求，显然没有进入刘再复的价值论视野。
这一方面与刘再复的知识结构有关。在主体性问题上，刘再复尽管由李泽厚的强调主体的社会历史文化前提偏移向了关注和强调“精神主体”，但李泽厚对康德主体性的阐释，依旧是刘再复的重要理论基础。而刘再复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的文学阅读结构，也决定了他对人、人性的认识更多地集中在早期人文主义价值立场上。另一方面，更与刘再复明确的学术针对性、强烈的现实关切密切相关。刘再复的“主体性”文论是对“我国的文学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普遍地发生主体性失落的现象”的反拨。过去的机械反映论，片面强调社会性、阶级性对人物“典型”塑造的决定作用，人物成为没有自身性格、个性和内在丰富性的标本：片面强调客体生活对作家创作的决定作用，忽视了作家在认识、把握客体世界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而在作者“镜子”式地反映生活的同时，读者和批评家对作品的接受和鉴赏也被认为是“镜子”式地被动接受教育和训诫，缺乏对接受主体复杂性的认识。刘再复正是试图通过对人物主体、作家主体、读者（包括批评家）主体的讨论，来探讨“文学主体性的回归、肯定和实现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刘再复的文论还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他强调文学活动中人的价值、人的主体地位，以“文学的主体性”批判“物体主义”和“神本主义”的学术努力，也是意在于时代文化观念中确立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尺度；他积极肯定文艺研究中“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去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给人以主体性的地位”的重要转折，也是意在推动时代现实中的这种价值转型。他文论所针对的是20世纪50-70年代出现的“把人看作物，看作政治或经济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等人的价值、尊严失落的历史状况。面对这样的历史现实，首先亟待完成的是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尊严的历史任务，而不是引入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对人进行批判性反思。因而，在1986年召开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李劫、刘晓波、邹平等具有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理论视野的青年批评家对刘再复的古典人道主义观念提出批评之后，刘再复反驳道：那种认为“尊重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内容已经过时了”的观点是不了解文化需求的时代落差。
然而，恰恰是在如何处理“文学”与“人学”的关系问题上，刘再复常常陷入将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性格、精神问题与文学世界中人物的性格、精神问题混为一谈的误区。事实上，“作为历史形态实在的人与作为艺术形态虚构的人”有着重要的差异，文学人物无论如何也只是作家的审美创造的产物，不能与现实的人简单地等同。而刘再复一方面以现实中的人学、心理学来论述文学中虚构的人物，另一方面，又试图以文学的主体性来张扬现实生活中人的价值与人格尊严。之所以出现这种逻辑问题，与刘再复试图以文学（美学）问题来回应时代社会亟需的“人学”建构问题的强烈使命意识有关。也即是说，在谈论“文学的主体性”问题时，刘再复念兹在兹的是现实生活中人的主体性问题，甚至可以说现实生活中人的主体性问题，才是刘再复建构“以人为中心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内在动因。这就使他的论述往往将文学问题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忽视了审美世界中的“人”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种种差异。
除了古典人道主义“人学”价值论之外，在1980年代前期曾受到批判的“异化”观念也再次回到刘再复的理论中来。他不仅用“人一非人（异化）一人的复归”的历史图式分析社会历史，认为社会历史“经历了‘人的否定这一曲折的痛苦的历程，最后又回到人自身”，而且刘再复将“异化”观念与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功利观念相结合，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由于受制于各种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束缚，因此，往往自我得不到实现，自己不能占有自己的本质，自身变成非自身”。而人在审美过程中，则“从现实世界的各种束缚中超越出来，并以全面、完整的人的资格重新审视现实”。文学（审美）在刘再复这里便成为“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使不自由、不全面的、不自觉的人复归为自由的全面的、自觉的人”的“人性复归的过程”。文学审美因其“超越性”，便成为人类反抗现实“异化”而实现人性复归的领域。刘再复也正是由此，将作为审美活动的文学与现实生活的“人学”关联了起来。
二、对“主体论”的批判
正是由于刘再复“文学的主体性”理论接续了曾一度中断的人道主义、异化观念，将其引入到文艺理论研究中，建构了一套从人物塑造、作家创作、读者接受到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等领域全面张扬人的主体地位的文艺理论体系，对既有的文艺理论观念形成了挑战，因而，文章一经发表，便出现了不同意见的讨论。
在讨论中，如何看待刘再复的“主体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成为争论的焦点。早在1986年2月18日和3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的讨论中，就有论者提出了“强调文学主体性，会不會导致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问题，并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可以‘离经但不‘叛道”。《红旗》杂志发表的陈涌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一文，也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认为包括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在内的文论探索，是用“‘新观念、‘新方法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传统方法”，“不是枝节问题，也不只是个别理论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命运的问题”。陈涌的文章引来了王春元、林兴宅、程麻、杨春时、白烨等一批学者的商榷，同时，程代熙、侯敏泽、郑伯依、陆梅林、陈粲等人也先后著文声援陈涌，俨然形成了“两军对垒”的阵势。由于觉得“陈涌的文章受到围攻”，《红旗》杂志还一连三次给姚雪垠写信，“请姚雪垠‘出山参加与刘再复的论争”。姚雪垠先后发表了两篇长文，为其后的“姚刘之争”埋下了伏笔。
围绕“主体论”的“两军对垒”，体现出双方在反映论/主体论、外部规律/内部规律、传统/西化、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一元论/多元论等诸多方面的观念分歧。陈涌“阵营”批判刘再复的重心，主要是认为刘再复的探索悖离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主体性”理论否定了人的“历史性”“社会性”，走向了唯心主义和人本主义。针对刘再复将人道主义引入文论体系的做法，批判者力图将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区别开来，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用人本主义“补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了批判。这种论述，显然是前期批判“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观点的延续。不同的是，在1980年代前期，理论探索只能在马克思主义“一元论”前提下进行，因而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等策略性的提法。而1985年后，文学批评空间的改善为文化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因此，出现了“多元化”的提法，并产生了“多元化”与“多样化”的分歧与博弈。
陈涌“阵营”都坚守反映论文学观，认定“文艺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是“文学艺术的最高层次的本质、规律”。认为“文学观念的更新，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或者说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更新，才可能有正确的方向”。他们依旧坚守文化发展上的“资/社”之别，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艺术事业，必须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向前发展”，反对将马克思主义“降低”为“多元”中的“一元”。在他们看来，文艺的发展不应是“多元”的，而应该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论”基础上的“多样化”。因而，面对1985年以来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探索中出现的“多元”探索趋势，他们都表现出强烈的“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姿态。
三、现代人本主义观念对“主体论”的挑战
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面临的另一挑战，则来自于具有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理论视野的青年论者的冲击。
早在1980年代前期，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对“人”的反思性认识，主要是以一种“民间”“地下”的思想形态而存在着。《今天》等“地下”文学刊物以及1980年前后的大学生刊物上，许多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文学创作就表现出西方现代哲学中个体自我失落与寻找的主题。其后，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也在大学生群体和青年作家群体中得到了广泛传播。1985年后，现代主义文学获得了存在的空间，现代主义文学背后所潜含的西方现代哲学观念开始获得探讨的空间。理论界开始认识到现代派与传统艺术的区别：“从根本上说并不在它们的形式特征或某些特殊创作技巧：而是在这种艺术的文化、哲学精神和价值取向。”之前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取其形式，弃其内容”的“剥离”式接受被认为是“本末倒置”，而受到了反思和批判。而用西方现代哲学观念来审视1980年代的“现代派”创作，便发现其并“没有西方的哲学基础”，并不“真正具有现代素质”，于是出现了“伪现代派”的提法与论争。西方现代哲学及其人本主义思想开始进入青年理论批评家的视野，而成为其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的理论资源，从而与刘再复的古典人道主义价值立场形成了摩擦与冲突。
在1986年召开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当刘再复呼吁高举人道主义旗帜之时，李劫便表示对刘再复的“古典人道主义”价值立场有所保留，只是在“面对人道主义和非人道主义的交战”之时，“不愿意踩人道主义一脚”，“宁可封存自己与刘再复不相同的人道主义立场，以此表示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和支持”。而刘晓波则在会上做了题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的发言，在对传统的激烈批判中提出了他的非理性文学观，表现出与刘再复对“人”的不同认识。邹平、魏威等人也在会上指出“人道主义毕竟是十九世纪的思想武器，面临二十世纪所遇到的问题，它毕竟是软弱的”。
其后，李劼在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以及现代主义文学的观念基础上确立“文学是人学”观念，系统地提出了“文学是人学新论”。在他看来“相对于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精神，文学在二十世纪获得了更为深广的人性内容。它不再是对人的一味赞美而是对人的陷入的非人化处境的揭示和抗争，不再仅仅停留在对人的形象性描绘上而趋向了对人的意象性呈现，也不再仅仅把人当作一幅社会历史图景而深入到了人的下意识心理以及与之相应的集体无意识世界”。人不再是英雄神明和万物灵长，而是实实在在的个体自我。在刘再复论述中具有博爱胸怀、强烈使命意识的人，在李劫这里，一变而为面对“自我生存”的个体的人。刘晓波则提出了非理性文学观，强调“感性、非理性、本能、肉”等对传统文化的挑战意义，并在对李泽厚“积淀说”的批判中，强调了现代人本主义的“个人本位意识”，张扬“现象、感性、个别、具体”对于“本质、理性、一般、抽象”的重要性，批判了理性对“感性生命”的主宰。“人”在刘晓波这里不再是“类”的象征物，而是感性的、具有非理性特征的个体生命。
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下，一些学者认为面对现实世界出现的新变化，刘再复的古典人道主义价值立场已经“无能为力”，提出了超越刘再复的观点。陈燕谷、靳大成也指出刘再复文化观念的哲学基础依旧是古典人道主义，认为他没有正视现代人本主义对人的主体性的反思与抗议，依旧“对人的力量抱有一种绝对的信心，对人的主体性从道德上给予完全肯定的评价”，仍旧在“‘以神或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人是手段还是‘人是目的”这样的二元对立中认识主体性问题。
应该看到，在1980年代引入现代人本主义对人的有限性、非理性层面的认识，引入存在主义对主体自我选择、自我建构的探討，无疑具有推动“人学”走向深入的意义。然而，在当时，确立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还是有待完成的艰难任务，将人视为“手段”和“物本主义”的观念依旧是强大的存在，古典人道主义依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还有待确立的中国，过早地依恃现代人本主义价值论宣布“古典人道主义”已经过时，并对其进行批判，是得不偿失的。因而，刘再复、王晓明、程文超等人都指出，那种认为“尊重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内容已经过时了”的观念是不了解文化需求的时代落差。
事实上，不论是李劫的“文学是人学新论”。还是刘晓波激进的感性张扬，尽管他们在“人”的认识上体现出了现代人本主义色彩，但都延续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在李劫看来，文学是人抗拒异化、向“自我递归”的领域。而在刘晓波这里，审美同样是人“超越”客观法则、理性教条、功利欲求、社会压力、自身局限的领域与活动。因而，在对文学（审美）与人学关系的理解上，李劫与刘晓波都继承并发扬了李泽厚、高尔泰、刘再复那种强调文学审美的“超越性”、将其视为人性复归的领域的观点。从这一层面来看，李劫、刘晓波与刘再复相似，都意在通过对“文学与人学”的阐释和对传统的批判，推动人的解放，确立人的自由。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正在这些论者努力以不同的方式深化对人的认识、推动人的解放、确立人的价值之时，此时萌生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却已经开始宣布“人的消亡”了。
四、后现代主义批评的萌芽对“人学”的解构
如果说现代主义文学及现代人本主义哲学，通过揭示世界的荒诞、人的存在的荒谬、个体自我丧失的焦虑，对古典人道主义的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以及乐观的人的观念形成了挑战的同时，还未丧失对个体自我的寻找，体现出强烈的个体自我意识的话，那么在后现代主义这里，不仅深度被“消解”、历史感消失、意义的追寻化为符号的“游戏”，而且人的主体性也被视为神话而宣判“死亡”，从而对古典人道主义、现代人本主义形成了双重的挑战。
早在1980年代初期，李幼蒸、袁可嘉、董鼎山、张隆溪等人便发表了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译介文章。不过“后现代主义”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关注。1985年9月-12月杰姆逊应邀到北京大学开设当代西方文化理论课，其演讲由唐小兵翻译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杰姆逊在深圳大学的讲稿也以《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为题发表。此外，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徐崇温《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出版，陆扬、王宁、唐小兵、吴晓东、赵一凡等诸多学者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译介与评述文章的发表，致使后现代主义开始获得关注，并出现了以后现代主义理论来论说文学新潮的文学批评。
1985年后中国社会文化的世俗化、商业化走向，以及文学领域先锋文学、纪实文学、通俗文学、报告文学潮流的涌现，也为后现代主义论者提供了论说的对象。许多论者以后现代主义理论观照1985年以来出现的文学新潮，出现了对后现代主义征兆的不同概括。有论者从方方的《风景》、刘恒《狗日的粮食》、第三代诗潮中发掘了后现代主义因素，还有论者将罗中立的《父亲》，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阿城的《棋王》视为后现代主义艺术。12。]王宁认为刘索拉、徐星的小说便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化因子。而陈晓明则不同意将刘索拉、徐星归入后现代主义，认为应当以1987年马原的出现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标志。也正是在对马原、洪峰、残雪、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人受法国“新小说”影响的先锋小说的批评实践中，后现代主义文论开始萌蘖。
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传播中，一些论者开始接受“后现代主义”观念。1988年，陈晓明将后现代主义“告别实在世界”“消解主体”“秩序的崩溃”“时空错位”“真理失踪”“整体破裂”“永恒消遁”“悖论命题”“美的破灭”等视为“我们在现代精神的边缘做出的抉择”。张颐武也在北京大学当代文学研究生的讨论课上，多次提出“人的消亡”、“人的破碎感”，认为“现在的文学潮流是表现从人的确立到人的死亡的主题”，走向了意义的游戏。
不论是刘再复的古典人道主义价值立场，还是李劫、刘晓波等人具有现代人本主义色彩的个体自我寻求，其共同的趋向是都延续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都试图通过文学、审美来确立、寻回人的主体自我。然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主体的“人”已经“死亡”。因而，当刘再复呼吁作家、人物、读者的主体性之时，当李劫、刘晓波还将审美视为“个体自我”的实现方式之时，张颐武则在对实验小说的评论中宣告作家主体、人物主体“确定性”的消失。在他看来“几年前，我们的文学曾为‘人的价值和尊严，为人的‘主体性千呼万唤。我们曾为了捍卫这些概念而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而实验小说对这些概念提出了强烈的质问，“这些问题的出现，表现出寻找自我，呼唤自我的激情进发的时代已经过去”，“五四”时期的那些时代命题也已经“受到威胁或颠覆”，“五四”精神已经“死亡”。
这种从“后现代主义”立场对“人学”的解构，一经出现便引起了争论。在北京大学当代文学研究生的讨论课上，程文超便多次针对张颐武的观点强调“我们今天确实需要马原那样的东西，来促使人们从本质上进一步认识‘人。但是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体现人道主义、人的主体性的东西。因为现在许多人还无法与马原产生共鸣。甚至许多人还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是一个人”。“刘再复的人道主义主潮论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潮，可对我们仍有用……”而李书磊也指出西方后现代主义观念引入中国之后已经发生了“变异”，在他看来，“那些放弃英雄主义，放弃社会责任的形象，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反抗性。……他们与五四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要实现自我，只是自我的内容不一样而已”。事实上，一些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论者，也的确“无意于颠覆一切：他们的颠覆有着针对性”，他们在意义消解的同时追寻着意义，在解构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建构，甚至其解构本身也都具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
然而，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消解、对意义追求的摒弃，都是对1980年代文学批评“人学”追求造成了解构。其对“意义”“深度”的放逐，也是对文学批评价值论维度的自觉放弃。而这无疑将1980年代文学批评的转型，导向了价值维度的迷失。
五、“文学是人学”的意义与影响
众所周知，从1979年开始，文学界开始在历史反思中呼唤人情人性，重新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思想理论界则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异化”等概念，展开了人道主義大讨论。文学理论界与思想界试图通过这些努力，重建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念体系；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开始突破单一的认识论视域而走向多元格局：主体论思想开始在文艺理论中萌蘖。然而，由于1980年代前期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以及人道主义在20世纪中西方的历史遭遇等原因，当时的讨论一方面只能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而展开，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其“人”的观念、人性理解的限度和对个人主义价值尺度的歧视。文论中对“文学是人学”的强调，也主要是为了论证表现文学人物形象情感、欲望的合法性；许多批评家沿袭过去的批评观念，将“文学是人学”的问题仅仅理解为“典型形象”的塑造问题。无论是对“人学”的理解，还是对“文学与人学”关系的认识，都存在着诸多局限。
1985年后围绕“文学是人学”文论的建构，是对此前因时代原因而一度“终结”的文学人道主义观念的继续和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探讨不仅确立了“人”在文学创作中的中心地位，而且在“人学”的理解以及“文学与人学”关系的认识上，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既有的马克思主义“人学”观念、刘再复的古典人道主义、李劫等青年批评家的现代人本主义、张颐武等人的后现代主义对“人之死”的宣判等价值观念的并存，客观上丰富了对“人”的理解，更新了“人学”的内涵。同时，基于这些不同的“人学”视野，形成了对“文学与人学”关系的多元认识：人是文学的主体，文学是实现人主体自由的重要领域：人是文学的本体，文学是追寻人的本体自由的“诗意栖居”之地：在后工业时代的工具理性、权力制度“异化”下，人完全丧失了主体性，呈现为碎片化、物化的形态，人与其创造物文学之间也丧失了主客体关系……。文论中对“人”的多元认识，特别是现代人本主义对人性中幽暗部分的关注，促使文学重新思考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开始正视人物的非理性情绪、潜意识等层面，更新了对“个性”“性格”“典型”等既有文学概念的理解。后现代主义对人的“异化”“符号化”现象的关注，也促使文学注意到人在现代社会中主体性丧失的现象。余华等人的先锋小说，恰恰是通过人物形象的符号化、命运的被动性揭示了这种主体性失落的情况——当然，这种揭示并不完全是后现代主义式的“放逐意义”“消解深度”的结果，而是与一代人的“文革”遭遇、历史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
1990年代以来，这些对“人学”“文学是人学”的不同理解延续下来，并与中国社会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织的格局形成了复杂的对应关系。对于中国的前现代社会现象而言，古典人道主义的人学观对人的理性、自由的重视，对人的主体地位、人的独立性、人的尊严的推重，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蒙价值，依旧是许多坚守启蒙立场的批评家的重要价值尺度。对于在不健全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人的本能欲望日趋泛滥的现象，现代人本主义人学观对人性中的非理性、欲望等幽暗部分的凝视与省思，同样具有重要的揭示、批判意义。许多作家、批评家还从私人欲望的角度反思历史，揭示了历史灾难中欲望与权力共谋的复杂根源。同样，在消费主义盛行而公共情怀缺失、大众文化盛嚣尘上而理性的精英文化惨遭冷落、“娱乐至死”而精神空虚的当下，后现代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已然死亡的宣告，在某种程度上同样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然而，遗憾的是，1990年代中国的一些后现代主义文论，不是与文化民族主义媾和，就是为消费主义张目，丢掉了福柯所强调的“批判精神”。
更重要的是，随着19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阵营的分裂，这种种不同价值立场之间常常发生新的博弈和交锋，围绕“人文精神”“后现代主义文论”“中华性”等论题发生了激烈的讨论。知识分子的“左”“右”之争也影响了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自由主义者“原子式的自由个体”观念受到了质疑。一些论者以福柯知识谱系学、阿尔都塞的主体性理论为工具，反思了1980年代文论所建构的“个人”“主体性”观念，认为那是超越了具体历史、社会的“先验的主体”：新左翼文论中重新用“阶级”概念批判了1980年代文论确立的人学立场，认为当时是以“个人”观念消泯了民众特别是工人、农民的阶级意识……
然而，尽管围绕“文学是人学”观念的博弈一直延续至今，并且遭遇到了新的挑战，但是，在这样一个欲望膨胀、“娱乐至死”的时代，重提“文学是人学”命题，强化文学、文论中的人文精神，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而且有着强烈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
责任编辑：夏畅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