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改革开放伟大创新的动力因素探析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探讨和分析推动改革开放伟大创新的动力因素对于新时代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动力是内部自发的，世界資本主义国家发展与学习先进技术和引进外资是激发我们奋起直追的外部动力，人民群众期望幸福生活是来自基层的动力，党和国家积极推动各项政策稳步有序推进是顶层动力。正是内部外部动力相互叠加、基层顶层动力相互推动，才有了今天改革开放的伟大成绩。
[关键词]改革开放;动力因素;内部外部;基层顶层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9）02—0051—06
[作者简介]杨昊杰，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社教研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制度与治理现代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1]党的十八以来经济建设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和积淀，这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强调，党的十八以来我们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着力抓好重大制度创新，着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出1600多项改革方案，啃下了不少硬骨头，闯过了不少急流险滩，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局面”“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2]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发端于思想解放理念推动的内部自发动力，伴随着西方和周边国家大发展的外部激励动力，面临着基层群众过上幸福生活的期望，得益于顶层推动。因此，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巨大，值得从内部外部激励动力叠加、基层顶层良性互动增强来分析推进改革开放伟大创新的动力因素。
一、内部自发动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考验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和能力的重大问题。1977年2月“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明确提出“两个凡是”，这为承认和改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重新使党和国家的发展步入正常轨道设下思想阻碍。同年5月，邓小平同志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两个凡是不行”。[3]7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4]伴随而来的是全国教育科学技术战线的拨乱反正，紧接着《光明日报》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广大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迸发出了极大的参与热情，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确立，内部自发动力再次把党和国家发展推进正确轨道。
（一）先进意识形态实现指导思想伟大变革
思想和理念中作为推动改革开放的第一动力首先体现在先进的意识形态方面。意识形态是哲学范畴研究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巨大的，它可以在很多方面影响人的价值和行为，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5]由此可见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可以说意识形态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指导思想伟大变革的巨大力量，也只有国家发展指导思想的变革才使改革开放政策落地成为可能。我们国家要实现改革开放，推进伟大创新，先进的马克主义意识形态能够给我们提供有效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实现改革开放伟大创新的指导思想，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就是要追求“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6]。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意识形态是不同阶段社会的不同产物，是基于经济基础的政治和法律思想。意识形态不是人脑中固有的，而是基于经济基础的，或者说是源于社会存在的，同时它是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处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和国家工作前进徘徊期间，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7]正是先进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才有了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先进意识形态下全党指导思想实现变革的推动力量，其实这种指导实际工作的思想和理念的转变就源自恩格斯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我们推动改革开放伟大创新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进而实现发展。只有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化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才能实实在在推动改革，实现开放，共享美好生活。因此，我们认为思想和理念作为推动改革开放伟大创新内部自发动力的第一元素首先来源在于先进意识形态。
（二）鲜明人民导向激发历史主体主动作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人自认识、学习马克思主义以来，自建立中国共产党以来，从来没有否认过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并且坚信人民是推动历史进步发展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这就是依靠人民群众取得的胜利，没有人民的支持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文化大革命”以后，党再次依靠人民纠正错误，使我国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实施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上，鲜明的人民导向不断激励着人民群众主动作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改革开放伟大创新的进程中，鲜明人民导向的思想和理念是内部自发动力的源泉。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响应人民期盼，推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落地，就是要激励历史主体主动作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鲜明人民导向为推动改革开放、开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程注入了强大主观力量，为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大显身手、追求幸福创造了巨大空间，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人民导向的典型代表。
中国共产党鲜明的人民导向在不同时期体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人民群众过上小康生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和行动中。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还不能算是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更不要說是富起来了，因此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实际价值的。党领导人民要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小康生活，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8]，同时我们还要坚持“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9]。推动改革开放伟大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都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同时人民导向的理念也激发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人民在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中迸发出了极大的活力和创造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0]，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传遍大江南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明确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1]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鲜明的人民导向，就是要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在党带领人民推进改革开放伟大创新中应该永远保持和坚守这个思想和理念，因为这个动力将会源源不断汇聚成磅礴力量助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外部激励动力
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发展，其中有一方面重要动力因素来自外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自二战以后的快速发展是激励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创新的动力之一。
（一）资本主义世界快速发展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很快就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因为他们都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地方，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和技术条件，同时美国给予一些经济贷款的支持，资本主义迅速恢复并进入了黄金发展的时期。美国支持西欧国家主要是通过马歇尔计划向其贷款130多亿美元，其中90%以上都是无偿赠款，可见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是白手起家，同时还有两个原因：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遇了经济危机和发展的“滞胀”阶段，但是他们仍然处于低速增长的时期，由于总量是巨大的，保持低速增长依然是发展很快。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一九七七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第三位是瑞典，九千四百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八千八百多美元”[12]，近日林毅夫教授在一个论坛上发言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当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56美元;81%的人生活在农村，以农业为生;84%的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一天1.25美元生活费的标准之下”，通过此可以看出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正是这种差距，邓小平强调“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13]在世界各国都在奋力追赶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时，我们实施了改革开放的国策，调整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全国人民投身到努力实现四化的征程上。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还与当时周边国家的发展和崛起有关，尤其是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在美国的直接帮助下，迅速走出战争带来的破坏，并且到70年代末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体。日本在战败后，国民经济实行非军事化，得以聚集全部的物力、财力去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加之本来还不错的工业化的底子，因此迅速恢复到战前水平;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种人才，迅速占领科技前沿领地。当然，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直接的扶持和援助，这些原因促使日本经济恢复并迅速发展。日本的发展不仅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更为重要的是给了激励我们前进的动力。这种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和周边邻国的快速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危机感，这种危机感转化成了全党全国人民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内心渴望与期待，产生的正向激励的动力是激发我们改革开放的一种外部力量。
（二）学习先进技术与引进外资
1978年10月，邓小平在接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60年代我国同国际上科学技术的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这十几年来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差距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可能是50年，正是面对这样的差距，“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14]。本来就已经是落后于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了，这个落后不单指的是经济总量的落后，也指其他的许多方面，尤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科学技术的落后。与此同时，我们还想要加快发展速度和质量，那么道路就是一条，即是邓小平强调指出的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来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唯有利用世界先进的科技成果，我们才可以节省下来时间实现弯道超车。引进先进技术的载体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建立起的工业体系中的企业，因为企业是创新发展、利用先进技术和设备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实体。邓小平指出，“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15]。学习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同时我们也必须重视管理方式方法的同步和创新，在“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16]。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初，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给我们指导的方法和应该采取的策略，有了先进技术还要具备先进的管理方法，否则不能达到“好马配好鞍”的标准，就不能达到改革开放的初衷。
推动改革开放伟大创新的外部激励动力有一条来自引进和使用外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和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使得我们国家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来全力发展经济，实现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大规模的建设发展就离不开利用外资，“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引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17]，邓小平在同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指出了要发展搞建设，应该视野更加开阔、门路要多，引进外资可以形式多样，尽可能从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入手，这些指示对于改革开放的起步和后来快速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我提议充分研究一下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我赞成陈云同志那个分析，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18]，邓小平言语之间透露着利用外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还在同一次的讲话中讲到，二战后欧洲和日本都是采用贷款的形式发展起来的，我们也一样要争取更大数目的外资，正确合理地使用，“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19]，一个是充分利用，一个是善于利用，这些都为改革开放的顺利开启和不断深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基层群众期望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群眾在政治运动中没有彻底解决温饱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基层农民群众期待粮食取得更大的丰收、人们能够普遍的解决温饱问题，正是群众这样质朴的期待才推动了中国改革的第一步。群众的心声恰恰是改革最应该先开始、先入手的地方，因为基层农民守着土地但是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基层群众接地气的期望推动改革首先在农村开始，粮食取得丰收，温饱问题解决，富余劳动力发生了转移，产生了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乡镇企业，改革由突破开始逐步搞活。
（一）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起步
温饱是一个国家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没有温饱就没有更好更快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革命斗争建立了新中国，自此开始带领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希望群众早日解决温饱问题，过上幸福生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温饱问题没有解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普遍希望建立起更加能够激发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的土地政策，更好发展农业生产，满足群众日常生活需要和生产需要。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此刻正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1978年，这个举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壮举。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这一举动表示的支持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农村的改革开启了改革开放的第一大步，没有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始，就不会有工业发展的基础和底子，基层群众期待美好生活的愿望倒逼了改革的推进。
1982年1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正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中国广大农村生活的群众逐步脱贫，过上了生活富裕的小康日子。农村改革迈出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步，自此开始的改革开放持续了40年，中国有7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了70%，这在世界上都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二）乡镇企业助推农村经济发展
众所周知，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不仅使群众解决了基本温饱问题，更使得群众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恰恰是农村的改革，开始使部分劳动力发生了转移，由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转移到了从事手工业和工业生产，这就有了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我国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80年代末，乡镇企业走过了一个黄金发展的时期，其中二三产业产值合计增加到4854亿元，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这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农村经济已经进入新的阶段。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的实施，极大的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粮食生产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群众不仅解决了温饱的问题，而且部分劳动力开始脱离耕地经营，转而从事林牧渔等生产和就近在乡镇、村社经济组织中从事手工业等生产。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随着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脱离耕地经营，从事林牧渔等生产，并将有较大部分转入小工业和小集镇服务业。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可为农业生产向深度广度进军，为改变人口和工业的布局创造条件”，其中还针对在农村兴起的饲料工业、食品工业、建筑建材业、小能源工业、社队企业、家庭小工业、供销合作社办工业、国营和社队联办工业等农村经济形式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性意见，这个文件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大大促进了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引领带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推动改革开放伟大创新的一大动力，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丰富了国民经济形式，成为农村经济、县域经济重要力量，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二是乡镇企业发展为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摸索出一条成功道路，更好推动了城乡经济市场化改革和一体化发展;三是乡镇企业多是依靠农村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实现快速发展的，多是从事农副产品加工、资源开发、轻型加工等产业，在产业结构上与国有企业形成了相互依存和相互补充的关系。乡镇企业不仅扮演着助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同时也为我国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贡献了力量，可以称之为推动改革开放伟大创新的动力因素之一。
四、顶层领导推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发展时期。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39年平均每年9.5%的增长速度，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任何国家或地区曾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地增长，并且我国对外贸易每年增长的平均速度达到14.5%，在人类经济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这么快速从封闭经济变成开放经济。[20]在这样的增长速度下，2009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出口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并且97%以上的出口产品是制造业产品，所以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21]2013年，中国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2]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3]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4]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的实施，得益于中国顶层领导持续推动改革，得益于理论创新与实践推动的双向互动。
（一）中央领导层统一思想决心改革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处在停滞甚至是倒退的状态中，需求改革、期待美好、向往开放是全国人民的心声，当然更是党中央领导层关心的问题。1976年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随后领导了科技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第二年春天推动思想战线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得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经受了一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洗礼，这场大讨论在中央领导层形成了共识，又经过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长达36天的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层统一思想、决心改革，真正实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施改革开放，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在新时期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
（二）政策支持保障改革开放深入推进
我国改革开放走过40年的历程，是基层群众期望与顶层领导推动的良性互动的结果，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开始于农村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改革，在1978年饱受姓“资”姓“社”的争议和质疑，平息这场争论、给人民群众以更大的创新动力和活力是顶层领导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中央多次召开农村工作会议的基础上，1982年1月1日颁布了第一个《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中央一号文件。随着改革向深处推进，中央在1983年1月出台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1984年1月出台了《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1985年1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1986年1月出台了《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连续五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村改革，不仅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而且给予农民农村坚定改革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为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21世纪，党中央、国务院依然高度重视“三农”工作，自2004年到2018年连续十五年发布以“三农”工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反映了“三农”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作为实践的推动者和参与者，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群众的实践创举和顶层领导良性互动产生的，1978年到1984年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思路;1984年到1988年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9年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最终确定，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党领导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坚定道路前提下，中国人民探索和顶层领导推动良性互动增强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注入生机活力，形成了推动改革开放伟大创新的强大合力，开启了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形成了落后国家追赶世界先进的中国模式。
参考文献：
[1][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21.
[2]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02）.
[3][4][6][7][8][9][12][13][14][15][16][17][18][19]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8、45、237、126、233、236、194、132-133、129-130、156、198、19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35.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
[20][21][22][23][24]蔡昉，林毅夫等.改革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J].经济学動态，2018（8）：7-8.
责任编辑：彭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