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口述音乐史的研究现状
刘青
【摘 要】口述史，是近年来学术界新兴的学科研究方法，在音乐学界已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民族音乐学等研究领域所关注的话题。“口述”历史性质的学理方法在音乐史与民族音乐学中多面化的科学运用，也成为了学者们重新探究音乐学相关文献和学科知识的有利补充。
【关键词】口述史;口述音乐史;民族音乐学
中图分类号：J6 文献标志码：A? ?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07-0032-02
多重研究方法和学科交叉的视角是不断推动和完善构建学科体系与探求学术理論的关键。近年来，国内对“口述史”的关注逐渐使其成为新的学术讨论问题，在音乐学界也已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民族音乐学、传统音乐研究领域不得忽视的研究方式。即便口述史是音乐研究中时常存在的一种视角和方法，但对于口述方法在不同学科中所结合的研究理念与自身所存在的学理局限性，也是学术界持续关注讨论的话题。而口述史与口述音乐本就在音乐学研究领域当中对充分考证事物全貌与完善学科多重方法论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口述”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词，从广义上来说，口述就是对已经发生过的事件进行回忆性质的口头上的叙述，是以不同的交流方式或是在各种谈话环境下的对谈。口述的阐释更多是建立在不拘泥于固定谈话形式和对象的基础上进行，目的是为了解所研究对象在不同人群、阶层中的表述形式，从而获取有价值的历史信息。而狭义的“口述”通常是指渗透到各学科领域中，和不同学科形成交叉、交融性的相互作用，在各学科的研究中提供多层次、多方面的学术思路的一种研究视角。通常“口述史”是研究者运用录音、访谈、叙事等相关方式，搜集整理调查者的口传记忆、口述材料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进行整理还原的历史。[1]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按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一份报告的说法：“口述史是在1948年作为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确立的，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内文斯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的要人们的回忆。”同年内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成为构建口述史发展的奠基力量，之后也不断带动发展了世界各地的口述史研究。
口述获取信息的方法，作为一种研究历史学的方法论，在音乐学研究领域中并不陌生，但就“口述史”的确切意义目前在西方文献中还没有得到实际性的概念定论，大都是口述史料类的研究成果，进而得出有实践意义的综述性文章。这也导致了口述史虽然在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中灵活运用，甚至有学者将口述史与史料研究、古文物研究并行为历史学术研究的关键方法论。但实质上从学理层面的考究还有待积累。在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对口述史方法论的运用随着社会现代化设备的更新，逐渐成为研究学者们关注的新兴焦点。同样，也在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两个学科分支中形成不同的理论视角。
在音乐学视域最早对“音乐口述史”进行概念探讨的论文是臧艺兵的《口述史与音乐史：中国音乐是写作的一个新视角》[2]，当中探析“口述史”的基本意义以及在当下史学中存在的研究可能。而正式对音乐口述史这一概念有所讨论的是丁旭东博士的《现代口述历史与音乐口述历史理论及实践探索——全国首届音乐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综述与思考》[3]，文章中认为口述音乐史逐渐迈向新的台阶。此外，单建新的《论音乐口述史的概念、性质与方法》[4]以及赵书峰、单建新的《音乐口述史研究问题的新思考》[5]，两篇文章都是进一步对口述史问题进行论述及补充，不过也都尚未形成一定的理论共识。与此不同的是，一些在具体学科视野中探讨“音乐口述史”概念的论文却取得了较多学术认同。从音乐史学角度出发，梁茂春先生探讨并第一个构建“口述音乐史”的学术研究概念，并讨论了口述音乐史相关内容和细节。在《音乐史的边角——中国现当代音乐史研究的一个视角》一书里，作者先后对黎明晖、贺绿汀、廖辅叔等音乐学家们进行了多次正式的访谈和日常闲散谈话。对口述采访的内容除了有详细的文字记述外，还有作者本人对事件的判断和思辨，从而逐步整理总结出部分经验和思路。此后，梁茂春发表了文章《“口述音乐”漫议》[6]和《“口述音乐史”十问》[7]，进一步讨论了“口述音乐历史”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以此逐渐深化理论认识与现阶段口述的状况。丁旭东博士就“口述音乐史”的相关问题，对梁茂春教授进行了专题性访谈，并在这之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口述音乐史的文章。在《谈谈口述音乐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作者对如何运用口述史和所要把握的关键点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访谈人具有专业素养;二是找到关键受访人;三是用“史骨”构建历史框架;四是从多重散点视角“勾绘”历史;五是同步建设“数字化口述音乐历史资料库”，提出目前应如何运用口述音乐史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另外在《口述音乐史学研究的三个路向—兼论三种研究模式的建构与利用及其意义》中，作者讨论出从边角史料、建立口述数据库和对音乐家个体三个方面建立理论模式。
“口述音乐”的记录与采集的过程与民族音乐学当中田野采风环节常有重叠的地方，或者说就是相当于采风中对乐人乐事的走访采集。在对民族音乐的研究中，口述方法也是随处可见，许多民间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故事就是以口头传播的方式流传至今。从方法论来说民族音乐研究目前有两大学科特色：一是音乐田野调查作业;二是“口述史”的兴起，这也表明了“口述史”对民族音乐的发展起到的特殊作用和传承性。对民族音乐研究方法来说，“口述”无疑是一种对传统研究范式提出新思考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环境的改善，民族音乐学家开始自主关注各民族音乐中的本体文化价值和个体形态的研究，以期探寻形成民族音乐特性的文化土壤，而获取资料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深入调查区域和聚集地区，对当地人主观记忆中的行为习惯、生活模式和音乐特征进行细致观察与记录。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提出的社会本位的互动模式“观念—行为—声音—社会反馈”，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高贺杰从民族音乐学视角来探讨理论内涵的文章《口述，史？—基于Ethnomusicology的‘口述史反思》[8]，以及齐琨的文章《颠覆抑或延续—关于徽州乐人阶层变迁的口述与文献研究》[9]（上、下）以口述史和文献研究法为基础，通过对徽州乐人阶层历史变迁的探析，与乐人之间的对话采访记录，为我们呈现了个体音乐生命的实例。熊晓辉的《“口述史”在民族音乐学发展中的历史与逻辑——基于土家族土司音乐研究》[10]将视角转移到少数民族音乐口述文化当中。
音乐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部分，史学家也一直关注如何捕捉“历史”的细节，试着将对传统宏大叙事性的“史迹”转而投放到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上，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上逐渐兴起，而口述史正是最为贴近“活态”（即历史事件参与者、当事人）史料的一种方法。也因此它是为人民而建立起来的历史，它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求证历史的范围，既在各时代的环境和语境中所呈现出的真实与虚构，也是探究历史文化过去以及对未来发展的认知。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参与过某段历史事件，而对历史的重构也在于能最大限度还原真相，历史不光要颂扬丰功伟绩，历史也应该将目光投向普罗大众，他们可以是平凡无奇的人或是毫无特权的普通人，正是因此，历史也可以更为生动、丰富和真实。
目前口述音乐史仍是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论，亟待发展，其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中已有多方面的应用，也有些学者在研究领域对其逐步进行构造与探索。而口述史在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中的多面化的科学运用，也成为学者们重新认识历史和乐人之间的桥梁。然而，并不是每一次口述和采访记录都具备成为史料的条件，因此该如何将“口述资料”转变成为“口述史料”，这一过程尤为重要。这也需要研究者应具备充分的历史辩证和学术思维，其史学观是影响资料性质转变的基础，从重写音乐史的观念上看，口述音乐史也丰满了过去音乐史中的诸多问题。因此，口述音乐史与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发展也值得我们一直关注。
参考文献：
[1]梁景和，王胜.关于口述史的思考[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2]臧艺兵.口述史与音乐史：中国音乐是写作的一个新视角[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2）.
[3]丁旭东.现代口述历史与音乐口述历史理论及实践探索[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5（3）.
[4]单建新.论音乐口史的概念、性质与方法[J].音乐研究，2015（4）.
[5]赵书峰，单建新.音乐口述史研究问题的新思考[J].中国音乐学（季刊），2016（1）.
[6]梁茂春.“口述音乐”漫议[J].福建艺术，2014（4）.
[7]梁茂春.“口述音乐史”十问[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6（3）.
[8]高贺杰.口述，史？——基于Ethnomusicology的‘口述史反思[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2（2）.
[9]齐琨.颠覆抑或延续—关于徽州乐人阶层变迁的口述与文献研究（上、下）[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0（3-4）.
[10]熊曉辉.“口述史”在民族音乐学发展中的历史与逻辑——基于土家族土司音乐研究[D].湖南科技大学，20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