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政治化：一个“场域”的理解
刘桂海
摘 要：对体育政治化理解上的歧义，源于体育政治化表现形式的区域模糊。从“场域论”的视角对体育政治化投射的区域进行梳理与划界，认为体育政治化“场域”可分为：1）体育与人类的政治理想；2）体育与国家之间“权力”斗争；3）体育与寻求“身份”表达以及外交关系结盟；4）体育与国族认同；5）体育与控制社会秩序；6）体育与殖民统治；7）体育与政治权利。通过“场域”划界，目的是使我们对体育政治化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解。
关 键 词：体育政治学；体育政治化；场域；和平理论；政治文明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6-0008-06
Abstract：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sports politicization in terms of understanding originate from the field ambiguity of presentation form of sports politic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theory”， the author collated and demarcated the fields projected on by sports politiciz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the “fields” of sports politiciz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s： 1）political ideals of sports and human beings； 2）“power” fights between sports and nations； 3）sports alliance with seeking “identity” expression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 4） sports and national recognition； 5）sports and social order control； 6）sports and colonial rule； 7）sports and political rights； the purpose of “field” demarcation is to let us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sports politicization.
Key words： sports political science；sports politicized；field；peace theory；political civilization
不可否认，对体育政治化的理解往往是负面大于正面、局部大于全面、私利大于公益的，一句话，体育政治化存在污名化、刻板化形象。但是，体育政治化是体育学术研究，以及国家体育发展与国际体育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理解体育政治化需要站在超越“利益”和全方位的视角。关于“体育政治化”的根本问题，其关键点还是要举证体育和现实政治问题相衔接的途径和方法。研究尝试从“场域”理论考察体育政治化一系列问题，希翼纠正部分错误的看法。
1 “场域论”与体育政治化
“场域”是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借物理学中的“磁场”而创造的概念，“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specific profit）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situs），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1]133-134“场域”的创立是对社会学功能主义的反思，布尔迪厄认为现代社会不是一个整体，是由许多“小系统”构建而成的，每一个都是一个“场域”。并且，布尔迪厄[1]强调“场域”的价值：“一种资本的价值，取决于某种游戏的存在，某种使这项技能得以发挥作用的场域的存在：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受到影响，从而被视为实实在在的力量，而不是无关轻重的东西。”因此，场域是为争夺有价值资源而斗争的领域，是确立合法性的领域，是实施垄断性权力的领域。所以，从“场域”视角探究体育政治化“场域”有其重要意义与价值。
现代体育是西方社会文明化的产物，并且长期浸润西方社会生活，体育如网络一样延伸到政治、文化和宗教生活中，其影响是全方位和全能性的，它既要丰富现实的社会生活又为个人生活提供直接的意义，如身心健康。究其原因除体育本身的张力外，政治因素作为推手是不可回避的。但是，刻画出体育政治化的“场域”却有一定的难度。根据资料，英国布莱顿大学苏格登教授和美国康乃狄克大学严纳奇斯教授对体育政治化的现象与功效作了归类，认为体育政治化有4个层次：“1）一国急待通过运动成就建立国家声望；2）主办国希望主办运动会作为工具以展示其文化及政治的意识形态；3）以运动竞技为工具来表现对某些国家是否承认；4）以运动会为工具，强制一个国家改变其政治或军事行动”[2]。
事实上，如果从“场域”视角分析，这样归类存在一些缺陷。体育政治化根本是体育本身作为一种政治形式，追求特定的政治利益，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政治是作为一个国家特殊的“双刃剑”，其核心是“权力”。政治的重要任务是能够把握若干偶然性、必然性的因素，达到目的。政治渗透或干预体育领域应该有内、外场域之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苏格登与严纳奇斯的研究缺陷是没有意识到，体育组织机构作为类“政治权力”机构主动干预国家、地区的政治状态，以及恰当运用“体育政治化”推动地域政治和国际政治环境和谐发展的另一面。
另外，英国学者Barrie Houlihan[3]43-44提出，政治研究的范围与体育相关的议题是“政府/公共行政、政策分析、政治理论、国际关系”。但是，这些仅仅是一些框架式论述，而且仅从政治公共管理属性以及国家利益视角判断“体育政治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深入梳理体育政治化“场域”，需要多维的视角。
2 体育政治化“场域”的划分
2.1 体育与人类的政治理想
国内外对体育政治化认识上还存在一些偏差，一谈到“体育政治化”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政治恶毒绑架体育”，体育政治化的结果是体育成为无辜的“受害者”。事实上，体育政治化最大的“场域”是体育的理想追求——世界和平，也称为“体育和平理想（价值）”。体育，特别是“集大成”的奥林匹克运动，彰显其对世界和平追求的理想，不仅仅是体育主动追求“政治化”，而且从仪式到实践、从信念到目标，都表达了体育（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追求。
奥林匹克运动追求“人类和平”理想，也就是“体育寓意着和平”，暂且定义为“体育和平”理论，其来源于古希腊的“神的休战日”（Ekecheiria）。一般说来，古希腊在奥运会比赛期间，希腊城邦都要暂停战争，大家来参加比赛（观看比赛有5、6万人之多），希腊城邦之间也实现了暂时的和平。关于“奥林匹克休战”传说，查阅古希腊历史，根据修昔底德记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人用战船送参加运动员的代表到奥林匹亚，而城邦之间没有停止战争”[4]。事实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的是古奥运会比赛期间，各城邦保证参加比赛运动员安全通过各个城邦。“奥林匹克休战”之意，不是使所有战争停止、结束，如今天我们所说的“古希腊，奥运会召开期间，所有城邦停止战争”。而是即使在战争期间，也能保证运动会顺利进行。我们现在所说“奥林匹克休战”是人们“假借”历史，构建新的体育和平理想。
关于奥林匹克和平思想，主要来源于顾拜旦，而顾拜旦也有从民族主义者，转变为世界和平主义者的过程，西方学者关于顾拜旦系列研究曾做了说明（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顾拜旦思想演变还缺乏详细的梳理）。20世纪初，人类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实现康德式的“永久的和平”。1912年，顾拜旦在其著名诗篇《体育颂》（Ode to Sport）提出：“啊，体育，你就是和平！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你在有节制、有组织、有技艺的体力较量中产生，让全世界的青年学会相互尊重和学习，使不同民族特质成为高尚而和平竞赛的动力。”顾拜旦在1935年发表《体育是和平缔造者》、《奥林匹克和平》两篇文章，标志着顾拜旦体育和平思想的成熟，也彻底把顾拜旦从“体育拯救青年”、“教育拯救国家”的思想中，上升到世界和平主义的境界。
此后，和平思想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最重要的篇章。如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主题：“永远的朋友”；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主题：“激励一代人”。这些主题思想不仅彰显人类追求和平的本质，也使得体育成为人类追求和平的重要力量。
2.2 体育与国家之间“权力”斗争
体育之所以卷入政治，成为政治的“猎物”，与体育本身结构有很大关系。体育成为当今世界全球化最成熟领域之一，体育拥有一套比联合国更加密集的“全球化”网络，比如，国际奥委会组织、国际足球联合会组织。当今，体育进入日常生活，成为媒体的资源，成为国家国力的象征，成为创造国家与民族精神胜利的领域。体育与国家权力交织在一起，最凸显的是20世纪冷战期间。体育（奥运会）成为象征着国际政治权力管制与争夺的场域，体育（奥运会）在世界政治的博弈中不断被塑造（规模与项目）、被规训（抵制与结盟）。其表现为：首先，体育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盟关联。最典型莫过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反过来，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抵制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这种通过“体育式”的政治联盟与对决表达国家外交立场，国家之间的联盟可以通过体育裁剪“政治盟友”。一方面是冷战对峙，美苏表现世界霸权主义；另一方面，一些国家通过体育比赛寻求本国的庇护所或是“见风使舵”实施体育外交。因此，体育成为冷战时期国家政治立场“风向标”，体育的选择已经成为政治盟友的选择，成为意识形态的选择。奥运场上的竞技成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对决斗场，也成为“国家独立、民族自决、国家认同”的象征。通过体育，证明国家、民族身份，如1906年雅典奥运会——“爱尔兰独立”事件。在20世纪初爱尔兰是大不列颠王国的一部分。彼得奥康纳（Peter OConnor）赢得三级跳远金牌后，身披爱尔兰三色旗爬上旗杆，并拒绝在英国国旗下接受颁奖。
2.3 通过体育，寻求“身份”表达与外交结盟
对利益的追求是体育政治化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霸权获得利益。同样，对权力的渴望激励政治人物参与体育，目的是扩大其政治影响力。同样，反对权力压制或霸权主义也需要“体育政治化”，通过体育国际舞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图和防御程度。1936年奥运会不仅仅是纳粹德国的炫耀，而且是希特勒霸权的展现。通过主办奥运会宣扬日耳曼种族优越，借奥运会宣泄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怨气”以及《凡尔赛条约》中种种“委屈”之情。同样，1960年罗马奥运会、1964年东京奥运会、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意大利、日本和德国都投入巨大财力与人力，以期通过成功举办奥运会展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形象，修复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与国家层面的炫耀或表达一样的是，运动员个体通过体育平台发出的“声音”。最著名的是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的“黑拳事件”，美国运动员通过奥运会颁奖仪式抗议美国种族歧视，在领奖台上他们高高举起戴着黑色手套的拳头致敬，以示对当时美国的民权和黑人解放运动的支持。然而，国际奥委会却认为这是对奥林匹克理想的违背，两名运动员皆因此被驱逐出奥运会。
同样，1932年，我国第1次参加奥运会就肩负着政治、历史的使命，面对伪“满洲国”想通过参加奥运会证明“新国家”身份的企图，国人呼吁、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刘长春代表中国参加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运会，其意义正如1941年7月6日《申报》3篇短文所说：“伪国宣传不攻自破；可谓代表国民赴美；将暴行公告世界。”著名人士分析道：“今有刘君能代表前往，已可告慰，刘君赴美之意义可分述为：1）代表前往破日人为伪国之宣传；2）为我国体育史开新纪元，后之来者，可从此机绩努力；3）与世界青年体育界共谋联络；4）观摩世界运动之技术。”“刘长春负国旗赴美”，“中国选手最受人注目”这一系列报道，无不昭示着国家危机及国人通过“体育式的战斗”，表达国家的政治立场。
体育在对外交往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作为公共外交重要砝码，与传统外交形式（如外交谈判、首脑会晤）相比，体育外交往往起到“穿针引线”、“旁敲侧击”的作用，体育在外交手段上是灵活、机动的“信号灯”。周恩来曾富有洞见地把运动员誉为“外交的先行官”、“穿运动服的外交家”。历史上有“乒乓外交”、“板球外交”、“足球外交”。同样，历史上，我国体育曾经担当改变中国人“东亚病夫”面貌的重任。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体育任务是通过在国际比赛夺标，灭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威风，长中国人的志气，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与优越性。20世纪年代，体育成为民族团结精神动力，成为推进国家建设的有效工具。
2.4 通过体育，唤醒或强化国族认同
国族认同（这里不再区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对国家机器或政治体制的赞成或默认，认为一套价值观和象征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制?的契合自己政治理想状态。联邦德国1954年赢得世界杯冠军的“伯尔尼奇迹”，它对整个德意志民族产生了的巨大影响，足球创造了“德国精神”，“德国精神”带来“经济奇迹”，足球场上的胜利成为战后的“德国复兴”成功的标志，事实上，足球也成为消灭国家内部分歧的神器。
当今，欧盟“超国家体系”的构建设想也恰当运用了体育，欧盟组织的泛欧洲运动会、欧洲奥运代表队、欧盟赞助许多欧洲比赛，比如：欧洲游泳俱乐部赛、欧洲莱德杯、欧洲帆船比赛，环法自行车比赛也成为欧洲性质的比赛，从原来的法国国家比赛变成了欧洲层面比赛，有欧洲性质的政治意义。
体育在战争中成为民族精神的发动机。“1969年举行的世界冰球决赛，当时捷克斯洛伐克人在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一年后击败苏联冰球队。捷克球员用冰球棒像枪一样指着苏联人，他们的胜利在捷克国内也引发了一场反苏暴动”[5]。1935年，在上海举行的民国时期第6届全国运动会，东北代表队身穿黑色服装，高举绣有黑白中国地图的队旗，“队伍所到之处，观众无不为之肃然起敬，潸然泪下”[6]。所以，不能低估体育在促进或分裂民族统一时所扮演的力量。
2.5 运用体育，控制社会秩序
在国家治理方法与手段上，通过体育进行干预社会生活，维持政治统治，是体育发挥政治功能重要途径。正如汉斯·摩根索[7]在《国家间政治》中说的：“社会已经建立起控制个人权利冲动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这些规范和安排或是将追求个人权利的冲动转移到不会对生活构成危害的轨道上，或是使之受到削弱乃至被压制。法律、伦常以及习俗，无数的社会制度和措施，如考试、竞选、运动、社交俱乐部和慈善组织——全都服务于这一目的。”
政治对体育的干预有若干层面：通过建立体育行政机制、建立体育秩序管理网络、加强国家干预体育的能力。例如，英国政府决定提供12亿英镑兴建国家体育场，体育成为国家乐透彩的受益者之一，建立英国的体育制度；美国政府1978年立法决策解决美国竞技联盟、美国大学竞技协会和美国国家奥运会之间的冲突；法国政府授予体育俱乐部和教练员证照；澳大利亚政府决定由悉尼代表角逐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
传播学“冲突学派”认为大众传播及其载体大众传媒具有非正面功能，既有中性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强制规范功能”，更重要的是消极作用或者说是大众传播失调后的负功能，包括4个方面：“1）把人变成丧失辨别力和顺从现状的单面人；2）导致审美情趣及文化素养的普遍平庸化；3）廉价占用人的自由与时间；4）使人处于虚幻的满足状态从而丧失行动能力”[8]。这4种负面作用被形象地命名为“社会麻醉”功能。国家建立完善的体育竞赛制度，因为体育比赛能够让人们释放抑郁情绪，增强沟通，稳定社会情绪——确实起到了“社会麻醉”功效。在英国历史上曾经有人比喻，足球比赛是工人罢工的“解毒剂”，政府借足球比赛的“外形”释放社会“积怨”，体育成为分泄社会戾气的出口。同理，体育作为媒介的信息重要资源，以其“天生”的吸引力，裹挟着广大受众，使其陷入体育媒体“汪洋大海”中，沉溺于体育娱乐信息时，使得公众慢慢丧失了对重要的公共事物的理性思考与判断的能力，慢慢丧失了“社会行动能力”。
建立社会秩序，通过体育立法和体育政策，管理体育社会团体。首先，建立社区体育俱乐部、健身团体，不仅体现政府对公共福利的重视，能提升政府形象，深化政府管理功能。普通居民通过社区体育“纽带”，增强社区共同体的认同感。政府通过“社区体育俱乐部”、“健身团队”容易深入底层，进行社区管理，强化社区功能。在英国、美国、挪威等西方国家，社区体育俱乐部需通过缴纳一定的费用成为会员，这种形式发展非常迅速。其次，不要误会“体育的健康价值模式”对体育的政治问题起到的弱化作用。其实，政府制定健康政策有其隐形政治目的，支撑体育作为健康功能的发展是社会平衡，“健康主义”能够转移社会矛盾，“安于天命”、“人健健康康活着”，弱化人的政治权利意识。“体育运动，同样是中产阶级企图殖民化的休闲领域。在体育运动中，遵守规则与违反规则之间的制衡关系并不牢靠，的确，许多体育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把规则推到最远处，而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界进行游戏。一方是秩序与控制的力量，另一方是破坏与搅扰的力量，两种力量之间的这种不稳定的平衡，并不局限在游戏本身的结构之内，还可以在游戏的社会功能与官方组织中查探出来”[9]。其实，一些邪教就是借“健康崇拜”而达到邪恶的政治目的。
建立学校体育教育制度，灌输意识形态。教育是体育的基本功能之一，这正是政治的希望，也是能利用的，通过体育教育实现统治阶级的目标。不可否认，日本学校体育对日本军国主义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武士道被纳入近代军国主义轨道，成为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为军国主义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10]。日本占领台湾时，在台湾学校强行开展日本体育项目，如日本体操、棒球，目的是进行“皇民化”教育[11]371。体育不仅仅作为学校教育结构部分，它可以延伸到社区健康教育，体育运动员可以成为文艺、学校教材中宣扬的素材。体育政治化不仅是为国家交往概念的外延拓展，体育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强化对本国意识统一的教育，体育也不仅是为了培养公民具备一些良好的健康、文化趣味，其根本意义乃是公民对国家的自信的形成和国家感悟力的提高。历史上，法国经历了普法战争的失败，顾拜旦呼吁法国青年参与体育，振奋起来，事实上，在顾拜旦眼里体育曾经是法兰西民族再生的希望与路径。
当今的国家一样通过体育“控制”社会秩序，手段不二法则是规训，对所有文化规训的服从无不始于身体——最为基本的规训。对体育秩序认可和服从，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种对权力的屈从。正如基·瑞丹[12]所描述的在法西斯统治下的体育一样：“这种强迫训练不仅是为了身体，同时也为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教育，是为帝国主义战争准备士兵机器。”统治者通过体育影响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建立符合统治者利益的体育系统，当然不是自在自为的，同时也是受制于各种形态的社会力量，以及这些力量对于国家体育政策的认同。要认识到，体育渗透式的干预社会生活是静悄悄的革命。英国学者Barrie Houlihan[3]66曾言：“体育政治的研究投注于政府和更广大的国家涉入体育动机，及体育政策关于制定过程的分析及验证。不仅强调体育的政治，也强调体育中的政治。”
2.6 通过体育，进行殖民统治
“我们的运动健将都不带非洲标志，带的是宗主国的标志，踏着殖民国家国歌的旋律，以他们的国旗为先导，向前迈进。在运动场上，他们不是为自己的国家争光，而是为‘母亲般的祖国争得荣誉，创造最佳成绩”[13]。这是一段记录非洲殖民时期，参加体育比赛的悲愤心情的记录。历史上，因为体育的天然趣味性，契合人的天性，体育曾作为殖民统治者进行殖民化一种工具。板球是一项对所有澳大利亚人都非常重要的全国性的休闲娱乐活动。2001年，澳大利亚首相约翰·霍华德宣布将举行一项澳大利亚黑人和澳大利亚白人的板球对抗赛，庆祝澳大利亚联邦成立100周年，并作为种族和解媒介[3]493。澳大利亚原住民曾被歧视为“绝望之种族”，其利益和权利常常被侵犯。历史上的统治者，在对待没有进化到现代社会的原住民，体育作为同化的重要工具，统治者认为体育是沟通原住民“天然形式的语言”，体育是引导原住民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最好捷径。板球这项起源于英国，最能体现体育精神和“公平比赛”的运动被推到前台，在1850—1860年期间，原住民不但接受板球，而且在板球运动上表现出非凡的天分。事实上，通过板球运动统治者向原住民渗透英国文化以及价值观，担当不可或缺的角色。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澳大利亚原住民运动员凯西·弗里曼，点燃悉尼圣火，夺得400 m跑金牌，以及在奥运会开闭幕上让原住民的文化成为中心，通过体育强调“我们都是澳大利亚人”的认同。凯西·弗里曼也代表“丛林来的贫穷黑人小孩，经过努力工作和拥有决心，终于在运动场上成功了”[3]498，为其他澳大利亚原住民树立典范，当然，背后政治意蕴是对原住民的政治统治手段。
同样，台湾棒球发展史，就是一部“殖民与反殖民”历史。首先，棒球运动输入是作为日本殖民帝国“皇民化运动”（日本化思想改造运动）一部分[11]367，日本侵略者不仅通过学校体育教育推广棒球运动，另一方面，教原住民打棒球，让原住民穿起衣服，穿上球衣、球鞋，其文明化过程背后传递的是日本文化侵略，起到“教化”效果。同期，日本侵略者将传统运动柔道、剑道、相扑、射箭等强行植入台湾学校体育活动中，通过体育培养日本式的思考方式、经验以及日本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其根本目的是对台湾学生进行“皇民化”教育，建立起对日本文化认同的民族心理。
2.7 通过体育，追求政治权利
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是控制权力与追求权利的历史，也就是权力与权利互相博弈的历史，就是从权力受控到权利凸显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体育担当政治文明的使者。在古希腊，体育作为贵族权利；在近代欧洲有许多贵族体育项目；在今天，体育作为普通民众基本享受的权利。
在近代上海，体育曾作为妇女追求政治权利的平台。一方面，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西方体育也伴随着东西方贸易、教会的建立、学校西化、中国传媒的建立等途径在上海安营扎寨。另一方面，西方文明也影响着苦难深重的国家，体育成为上海妇女追求权利、追求平等的“好声音”。1902年，陈撷芬[14]提出：“体育与道育智育并重，而且男女一样平等。女子不参加体育完全是受到男人的压制。西方女权史之输入而始放一线光明，女子体育是改变奴隶犬马之辱。”在我国这是第1次，把体育提升到女性政治权利高度。可以说，是我国体育政治化“萌芽”。“国民的身体强弱与国家强弱有关系，女子体育关乎国家，学堂要把体操当做正经功课”[15]。正如哈贝马斯[16]在《交往行为理论》所言：“言语行为中的行为力量表现一种要求。”其目的是公共意见或舆论，与社会之间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形成公共领域，建立市民社会，参与国家政治功能。我国先觉者提出女子体育目的是“强国必须先保种”，所以，女子体育关乎国家，学校必须把女子体育作为“正经功课”。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女子体育与女性权利有关，与国家需要有关。
同样，2009年我国颁布实施的《全民健身条例》明确规定：“第一条，为了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保障公民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合法权益，提高公民身体素质，制定本条例；第四条，公民有依法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权利。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保障公民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权利。”这些体育法律法规彰显了我们人民的基本权益，凸显我国政治文明，也是体育政治化的一个方面。
3 结语
从“场域”的视角，分析体育政治化社会分布，不仅有利于对体育政治化的深入认识，而且有利于开阔思路。体育政治化“场域”有其历史的阶段性，为迎合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存在的需要，投射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反映不同历史阶段对体育功能的诉求。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换，体育政治化“场域”被即时或暂时性消解，新场域得以呈展和涌现。体育政治化“场域”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划界与限定，它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演进而不断嬗变，体育政治化“场域”的新方向代表着体育被赋予新的政治使命。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政治化的时代，不仅是体育政治化，各种事物都政治化。很多学说是政治化的，许多东西都成为政治化的对象，这是因为目前从整个人类来说是不可能摆脱政治的”[17]。所以，对“体育政治化”的理解，既不能敬而远之，又不能玩于股掌之上，就如思想家托克维尔分析“民主”凶善两副面孔一样，对民主需要保持一种“健康的恐惧”。2014年南京青奥会提出“分享青春 共筑未来”口号，“未来”指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同理想以及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的共同命运，这个富有哲理的与政治理想高度的口号，就彰显了我们对体育政治化深刻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布尔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李康，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5-136.
[2] 王扉. 北京奥运的“焦点效应“[J]. 南风窗，2007（16）：12-14.
[3] Barrie Houlihan. 运动社会学导论[M]. 刘宏裕，译.台北：师大书苑，2005.
[4]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187-188.
[5] 伊恩·布鲁玛. 足球就是战争[EB/OL]. www.project-
syndicate.org，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 ary/
buruma38/Chinese，2010-06-07.
[6] 郑志林. 我国近代体育史上的三次爱国主义浪潮[J]. 体育文史，1991（1）：9-13.
[7] 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M]. 肯尼斯·汤普森，改写，李晖，孙芳，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130-131.
[8] 胡森林. 社会麻醉：传播的功能失调[N]. 学习时报，2005-05-16.
[9] 约翰·费斯克. 理解大众文化[M]. 王晓珏，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96.
[10] 杨绍先. 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J]. 世界历史，1999（4）：56-64.
[11] 戚嘉林. 台湾史[M]. 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8.
[12] 基·瑞丹. 体育的阶级特征[J]. 徐刚生，译. 体育文史，1987（2）：13-15.
[13] 让·克洛德·冈加. 为非洲体育事业而战[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152.
[14] 陈撷芬. 论女子宜讲体育[J]. 女学报，1902（2）：1-4.
[15] 亚华. 体育不分男女的[J]. 女子世界，1904（10）：1-8.
[16] 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M]. 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82.
[17] 程志理，金大陆. 关于“体育政治化“的辩析——与王沪宁教授对话[J]. 体育博览，1990（12）：34-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