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山记》的纪实风格与当下关照
彭美玉
在2018年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一部记录贵州遵义大山里脱贫攻坚故事的电影——《出山记》，以“黑马”姿态斩获纪录单元评委会最佳作品奖。不少观众看过之后表示，“主旋律能引人入胜并不容易，但这部作品用真情打动了我”。
本文主要从叙事技巧、人物构建、心灵镜语三个方面来分析《出山记》的纪实风格。此外，透过电影所传递出来的脱贫攻坚进程中的一个时代、一个群体和一种关怀也赋予了电影更多的现实关照。
一、《出山记》的纪实风格
（一）叙事技巧：多情节中的主题统一
《出山记》的故事发生地——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大漆村，一个美得沁人心脾但又穷得让人触目惊心的地方。全村985户4119人中贫困户有435户1803人。
影片围绕脱贫攻坚这个主题，以脱贫攻坚中的易地扶贫搬迁、大通道建设、特色产业发展为主线，讲述当地群众脱贫致富、走出大山的故事。
大龄青年申周一心想借政府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离开贫困的山村，到城里开始新生活。但和庄稼、牛羊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母却不愿意离开大山，观念的不可调和一度引发了家庭矛盾。
常年在外打工的申学科是个孝子，父亲的病重让他回到了家乡。为了带父亲看病，他背着父亲在尺把宽的悬崖山路上艰难地步行一个多小时，他最大的心愿是通组路能够早日修好。
申修军，大漆村党总支书记，肩负脱贫攻坚重任的他白天走村串户做群众思想工作，晚上还要熬更守夜整理脱贫材料，然而他的付出并没有获得群众的理解，甚至招来谩骂和殴打。
三条主线、三个人物，在相对独立完整的故事链条中，又有机地统一在脱贫攻坚这个主题下。不管是申周对城里新生活的憧憬，还是申学科对通组路的渴望，乃至申修军在工作中的无奈，《出山记》犹如一面镜子，生动地照出了脱贫攻坚进程中的人和事。
（二）人物构建：平视下的性格塑造
平视又被称作平民视角和平民化视角。平视的理念，就是要超越国家意识、阶级意识、民族意识、阶层意识，超越意识形态去考察人类社会最为本真的东西，探讨人类共同存在的问题。[1]在《出山记》中，平视是影片一以贯之的态度。
《出山记》的平民视角首先体现在人物的准确选择上。申修军的形象与主旋律电影中高大全的好干部形象有很大不同，他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一线干部，每天身处各种繁琐的工作和纠缠中，既要贯彻国家扶贫政策，又要做好群众工作。在影片中，不仅看到了他履行基层干部职责的兢兢业业和担当、也看到他无暇顾及家庭的无奈，甚至看到他做不通群众工作时的无助和泼辣，他是丰满的，更是鲜活的、真实的。正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基层干部，拉近了主人公和观影人的距离，也让生活的酸楚和简单的幸福在影片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共鸣。
《出山记》的平民视角还体现在矛盾冲突中的性格塑造。申周在搬迁问题上几次和父母发生矛盾，甚至还和父亲动起了手，就在观众纷纷谴责这个“大逆不道”的“不孝子”时，他却在父母同意搬迁并拿出所有积蓄准备支付搬迁款时以“冷关心”的方式回应父亲：“你留一些钱在身上。不够的我来想办法。”在申周身上，仿佛看到了中国千万家庭的亲子相处方式，爱而不愿言，爱而不善言。
（三）心灵镜语：旁观下的真情流露
创作者只有跟拍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全面了解拍摄对象，才不至于像盲人摸象一样把事物分解为一个个不相关联的局部，这是纪实主义提倡的一种观察方法，把“客观距离”放在第一位，保持清醒的态度，努力再现客观事物（生活）的原貌。[2]《出山记》在拍摄过程中，不论是村民对申修军的谩骂，还是村民房屋被拆迁后的不舍，或是村民申学王一家进城后的好奇，镜头都客观、真实地进行了呈现，没有一个刻意而为的场景。在这种客观的距离下，人物的真情实感自然流露。如影片开场不久，为了拓宽公路，60多栋房屋面临拆迁。在轰鸣的挖掘机将一堵堵墙推倒的过程中，一个镜头震撼人心——一个女村民静坐在废墟上，倔强而又不舍的眼神凝视远方，而身后则是自家即将被推倒的房屋，委屈、不舍、隐忍顿时侵入观众内心。
“在一般纪实类的纪录片中，如果第三人称的旁白表现出了某种情绪，马上会被认为是煽情，是诱导，是议程设置，是宣传等等，因此大部分纪实类的纪录片都尽量规避第三人称的旁白的使用，代以剧中人物的叙述”。[3]不同于以往政论纪录片对解说词的大量使用和声画对位，以及人文历史纪录片恢弘场景、优美配乐等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出山记》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解说词和旁白，不作任何主观性的解释和表达，既没有说脱贫攻坚政策是多么伟大正确，也没有说村民们基于自身利益抵触相关政策是多么错误，而只是把一个完整的故事摆在观众眼前，让观众慢慢体悟、细细思考。
二、《出山记》的当下关照
一个时代。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评委会对《出山记》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出山记》为我们展示了遵义贫困大山里脱贫攻坚波澜壮阔的时代画面，为我们讲述了贫困山民翻越脚下大山的曲折动人故事。”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九大把脱贫攻坚战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脱贫攻坚这场具有时代意义的战役注定会被铭记。
《出山记》将镜头对准贵州这个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地展示出广大干部群众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良好精神风貌，是一种现实生活的反映，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录，为这一历史进程留下了具有文献价值的影像资料。
一个群体。在脱贫攻坚这场战役中，最大的主力军是成千上万的农村基层干部，而申修军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他代表了我国一大批当下的基层干部形象，他们扎根乡土，深谙民情，兢兢业业地执行国家政策，用自己的情感和付出投入到一个个微小但重要的工作中。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工作既非令人瞩目的壮举，也不具有一锤定音的历史地位。但是，在积极面对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在中国社会管理的现代化需求逐渐提高的今天，正是这些基层干部的日以继夜的平凡工作，理解和消化了发展过程中的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鼓勵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理解和认同，从而凝聚了脱贫和发展这个最大的公约数。[4]
一种关怀。任何成功的作品都是有情怀的，它透露着创作者对社会、人文、良知的情感，对社会的责任和使命。纪录片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灵魂和责任，在于对人们生存状况的关怀、对人们尊严的关怀、对人类社会责任和使命的鞭策。[5]
《出山记》之所以感人，除了其记录的是真人、真事、真情之外，更多地在于其透过影片传递出来的对脱贫攻坚历史进程中各类群体生活状态的关注、关心、关怀，以及对扶贫就要扶志、扶智的思考。生存的大山容易翻过，然而生活的大山和思想的大山能否轻易翻过却是需要时间印证。
参考文献：
[1]何苏六.中国电视纪律片史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2]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3]聂欣如.纪录片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4]梁君健.《出山记》精准扶贫的影响记录[J].光明日报，2018（5）.
[5]朱荣清，张志巍.纪录片中的“多元”人文关怀[J].今传媒，2017（9）.
